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又名:道破天机)-第1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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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以来比较扁平的社会结构分化为若干个不同的阶层、集团，各阶层、各集团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这些阶层和利益集团，一部分是改革的受益群体，随着改革的进程，他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社会资源和财富，拥有强大的话语权，能够影响甚至左右政府的政策；另一部分是改革中受损害和边缘化的群体，在改革初期他们还享受到一些好处，现在则基本上处于只承担改革成本而没有受益的地位。
此种情况下，种种关系错综复杂，摩擦不断，矛盾激化，最突出的问题是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大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政府出台的许多政策措施往往对贫困阶层、弱势群体不利，从而引发一次次“群体事件”。对于众多弱势群体的维权行为，地方政府往往支持强者，对弱势群体压制甚至暴力镇压，造成流血事件。地方法院常常不受理受害者的诉讼，检索受理了也难公平审判。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已经开始危及社会的稳定，社会冲突在进入新世纪的几年间更趋频繁。
研究社会发展路径不能只着眼于经济体制方面，应该重点考虑调解利益关系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保驾护航”，才能巩固成果，消除弊端，推动其向正确方向前进。
当前经济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损害公众利益的政策和行径，深究其根源，都源于现行政治体制。出台的许多改革政策似乎不再是为了全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而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垄断权力以霸占垄断利润；不再是为了公民和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部门和个人的私利。改革明显走上了一条“权财揽进来，责任推出去”的严重失衡之路。改革成了一些政府部门对社会公众利益进行合法剥夺的手段。这些问题都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与发展进步的。
中国的改革何以会走到这一步？归根结底是政府权力没有约束，政府行为缺少监督。那些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政策都是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制定的。显然，政府或其政府部门在如此作为时并不代表社会公众利益。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不代表社会公众利益的作为呢？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中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非常之脆弱。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的各级选举流于形式，各种操纵行为非常严重。正因为人大代表并非真正由公众选举产生，他们自然难以代表民意，对选民负责。正因为政府官员的权力并非真正由公民授予，公众也就无法监督和约束他们，他们也就难以认真考虑公众的利益。
要消除这种弊端，唯一的出路是建立起现代政治文明，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制度。在民主宪政体制下，各级政府的乌纱帽由选票决定，而选票掌握在人民手里。只有民主宪政制度才能保证改革向着有益于社会广大公众的正确方向。
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的必然选择。集权是一种坚硬的团结，对于弱势群体的生存安全和快速崛起是必要条件。当个人的生存和安全业已在群体中实现以后，发展和富裕就成为个人的主题，集权便成了个人创造性的障碍，这时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发挥个人创造性的游戏规则，一种在每个人追求创造与利益的博弈冲突时能得到建构性解决的方法，迄今为止，人类能找到的，大概只能是民主政治。
中国的经济改革本质上是对权力的改革，是集权政府把经济权力归还给个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极大地喷发并进一步激励获取更多个人权利的欲望。然而由于个人追逐利益的冲突日益增大，而实际产生的个人财富差距巨大，又进一步刺激和推动这种冲突更加激烈地发展。这样一来，在传统集权坚硬团结的外表下，涌动着激烈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博弈。这种政治博弈的力量将导致中国政治的进化，但问题是如何确保这种政治博弈是建构性的？
政治是一种运用权力的规则。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对权力的放弃过程，但在一定职位上的官员，是否心甘情愿放弃这些权力？当市场化的改革导致个人欲望极其强烈之时，似乎没有理由要求官员都能做到清心寡欲，权力的寻租和出租必然发生。这样，政治民主化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表现为，用权力换取钱财，即权力腐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权力腐败令人深恶痛绝，但他却是一种进步。因为，对于一个没有权力的人，用钱可以从政府买来政策的许可，总比在极度专制下“就是不准干”要好。
贿选是政治民主的第二阶段。当在基层全民选举时，一些人为了能获得政治权力，就会用钱去买选票。这同样令人深恶痛绝，但是相比第一个阶段的权力腐败，这又是一个进步。因为，从民贿官到官贿民，权力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转移。对于老百姓来说，卖选票的一点收入，总比以前不仅没有权力，而且还得花钱从官员手中买权力要好。
当民众不再愿意出卖选票，政治民主就进化到了第三个阶段：议题阶段。在议题阶段，政治人物只能通过媒体炒作民众关心的议题来赢得多数选票。此时民众未必具有成熟的判断力，在狂人或者毫无诚信的人可能会登上权力的舞台。而当民众从政治人物的媒体操纵中得到教训，提高了判断力，政治民主就进化到了成熟阶段，即决策性承诺阶段。
以冷酷的目光看，政治从集权演化到民主，必然要经历权力腐败、贿选买票、议题操纵和承诺民主四个阶段，然而，处于进化中的执政党应当清楚，虽然这个过程必然发生，但是并不等于过度发生，无论是那个阶段过度，必然导致毁灭性的博弈。
孟德斯鸠说过，滥用权力是权力界的普遍逻辑，权力运用者还有一种跨越公共界限去实现权力意志的内在冲动。在对权力还缺乏有效制约的时候，权力运作者每增加一项权力，实际上就是给执法者增加了一份谋私的可能，就给公众增加了一份被侵害的危险。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宪政”是阳光普照的必要保障。
毛泽东说：“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的政治。”宪法时代必须约束政府，政府不是无所不能的，没有对它的约束就没有宪政的基础，要把权力从公共权利的坚硬的壳里解放出来，政府只能充当市场的守夜人。这是民主最起码的前提和条件。
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公民可以平等切实参与国家管理。民主政治首先应该是廉洁的政治。行政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管理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压倒一切，行政没有相对独立性，更谈不上科学体系，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属品。
行政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往往外比一个具体的行政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大得多。尽管教训很多，但行政决策在某些部门长期存在的主观性、随意性等弊端，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改变。
法治与法制是不一样的，法制是国家建立一套法律制度进行统治管理，而“法治”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约束权力本身，宪政的实质就是限制国家权力，法治的提出暗含了宪政精神，开启了通往宪政的第一道门。
在中国，正确的少数常常成为社会的公敌，尤其是在思想禁锢的时代、专制横行的地方。人们知道，民主的要义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在专制和假民主的社会，多数的意见也就是统治者的意见，并非他们内心的意愿。
正常的社会，不应当让少数清醒者受难或受压。不让他们受难或受压的途径，就是给他们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一个正常的社会，不会让有独立见解的人觉得无地自容，不会让他们为自己的见解而丢掉工作、失去尊严、甚至丢掉性命。只要给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不以势压人，悲剧就不会发生。
有些思想不被人们所接受，并不是人们认识水平低，而是统治者出于偏见或者需要，一开始就将其置于不利的地位。
专制这种病菌特怪，专门诱发人性的丑恶。这种病菌实在令人恐惧，人们为了自保，便互相出卖。在对专制的恐惧中，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还常常要与自己的亲人划清界限。
专制使人心变得冷酷，使亲情友情变质；而且都有一种堂皇的理由，借着所谓的大义、大局来为人性的泯灭开脱。
专制的国家往往总是一个人把权力握在手中，不管多么衰老，多么力不从心，也不肯撒手。人终会衰老，终会力不从心；一个衰老的人，一个力不从心的人统治国家，给老百姓和国家带来的会是什么？年老的人掌权，由于有威望、有经验，有利于国家稳定，这固然是国家百姓之福；但年老的人掌权常常只想稳定，或只想统治的稳定，而不顾及国家的发展，这就不能说是国家百姓之福。
在专制的国度，权力就是荣耀、权力就是幸福，就是一切。
自由、民主、平等是高尚的人权理想，但真正要得到实施必须依托于法律保障。如何依托于法律保障？有人主张“眼睛朝上”，推崇“精英政治”班子。他们认为技术专家、经济学家从政，意味着“速度与效率优先”；法学家从政，意味着依法行政。但是，毕竟他们还是单个的个体，一旦从政，必然受到政治体制和上下左右的制约和影响，加之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个人的作为能在网状的官场发挥多大的作用？
既然“以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那么加强和完善民主与法治建设就是前提。而执法者也是“人”，如何保证他们行使“法治”而不是“人治”，绝对不是一个“法学家从政”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只有加强民主与监督，切实制约权力，才是上策。那么，“还权于民”十分重要，只有人民群众真正拥有了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和选举权时，人民才真正地当了国家的主人！当人民手中拿着官员的乌纱帽，当人大代表真正代表人民（不是官员代表），当新闻舆论监督有法可依并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当公开、公平、公正不再是一种理念而是人民的切身感受时，政治文明的凯歌才能在中国大地响起。
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民主的广度是由社会成员是否普遍参与来确定的，一种民主必须先要有一定的广度，才能评价其深刻、度。一个社会内少数人完全有效的参与，不能构成民主；无一定程度的广泛参与便无民主可言。广度是第一位的，取得合理的广度后，下一个问题才是要看参与者参与时是否充分和有效。
如果一个社会不仅准许普遍参与而且鼓励持续、有力、有效并了解情况的参与，而且事实上实现了这种参与，并把决定权留给了参与者，这种社会的民主就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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