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又名:道破天机)-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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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实践与道德观念的冲突中，权术背负着恶名，伴随着历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时至今日，在正直善良的人们看来，权术即意味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口蜜腹剑、背信弃义等丑恶卑劣的勾当。
政治权术之所以在今天仍然长期被人们普遍鄙视，固然说明了社会制度和社会道德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封建统治者遗留下来的玩弄阴谋诡计的政治现象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人民大众的唾弃和谴责。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由于受到中国两千多年传统的封建政治道德观念的影响，今天的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沿着传统的思路，习惯地继续对权术进行不加区别的全面口诛笔伐。其实，仅仅从道德的角度并不可能深刻揭示权术的本质。道德的谴责不能取代理论上的战斗，同时，权术毕竟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
就政治斗争而言，权术的运用是不以人们道德观念的褒贬而客观存在的政治现象。手段的运用，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中国古代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实践，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值得从正反两方面来研究的遗产。权术横行，促使中国封建官场形成了许多积弊，如结党营私、媚上欺下、妒贤嫉能、内部倾轧、明哲保身等。这些官场积弊，不可能一下子消除干净。因此，研究政治权术对于我们进一步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积弊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探讨和分析权术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过程、权术手段的不同类别及其不同的运用场合、不同权术手段所要达到的不同政治目的以及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不同作用、权术与政治斗争和政治道德的相互关系、权术所受到的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权术消亡的必要条件等等。
2。5 权术发展的历史
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政治权术，毕竟只是人类社会特定阶段的产物。奴隶时代的争霸斗争的需要促成了政治权术的迅速发展。
封建时代权术逐渐走向成熟，成熟的标志首先是权术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深刻认识。
第二个标志就是政治权术的合理性逐渐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公开认可。为了解除传统政治道德观念对权术的束缚，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理论家担负起论证权术合理性的任务。
第三个标志是一批专业化的权变之士的出现。
第四个标志就是权术自身的系统化和完备化。中国古代的各种基本的权术手段，到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发展趋于完备。权术家族的各个成员，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均已粉墨登场。以夺取君权为目的的政变之术、为专制君主服务的驭臣之术、欺骗民众的愚民之术、无耻的献媚之术、阴险的韬晦之术、卑劣的谗毁诬陷之术。。。。。。都在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中留下了各自独特的印迹。尽管后世的政治权术在运用方法和熟练程度上还有新发展，但就古代权术的主要种类而言，大概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已经发展齐全了。
汉朝以后政治权术的发展发生了新的变化。
变化之一是：政治权术在政治思想领域显得更加虚伪。
变化之二是：政治权术的运用场合发生了转移并逐步扩展。
变化之三是：政治权术与兵家权谋的分野日趋明朗。
中国古代政治权术在汉朝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概括起来说，就是：政治权术在表现形式上趋于“道德化”；在运用范围上趋于“扩大化”；在方式手段上趋于“政治化”。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政治斗争的一些新的特点，同时也标志着政治权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权术在历史中磨练成长，同时也留下了自己成长的神秘历史，经过漫长的历程，中国古代的政治权术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网络，繁衍派生出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关于政变之术
政变是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政变不同于其他的政治斗争手段，它是由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所发动，以夺取最高统治权为目标，采用非常手段，在较短时间内，以较小的代价，完成政权的更迭。政变的这些基本特点，使其与一般的社会革命、军事暴乱、人民起义等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国古代的政变主要有几个特点：
一是，就政变的目标而言，一般表现为直接夺取君位。最高的统治权集中为君权。君主对人民、臣属以及其他成员拥有生杀予夺之权。天下所有财富归君主支配，君主的金口玉言就是法律。君权的争夺就成为皇族成员之间以及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政治派系之间政治斗争的焦点。
二是，就政变的参与者而言，一般是统治集团的上层人士。策划和发动政变需要一定的条件，决非一般人或者普通官吏所能为之。主要是皇族成员、天子近臣和朝廷权臣。
三是，就政变的手段而言，一般具有冒险性和诡秘性的特点。
四是，就政变的时机而言，一般具有随机性和突发性的特点。
五是，就政变的后果而言，一般具有“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必然结局及其相应的道德评价倾向。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对于政变的历史道德评价是以胜利者的倾向为主的。因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编写的。政变的成功与否，政变成果的巩固与否，成为封建正统观念评价政变者的主要标准。政变成功者，不论其政变的性质多么恶劣，动机多么可耻，手段多么卑鄙，仍然不失有开国君主的桂冠；政变失败者，则不论其政变的性质多么进步，动机多么高尚，手段多么光明正大，都难以逃脱人们对于“逆臣”的谴责。
政变的后果和影响
政变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自从它在人类社会政治斗争史上崭露头角以来，当权者为之恐惧不安，野心家为之心驰神往。政变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脱离政变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经济政治条件、脱离政变对当时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就无法对政变作出正确的评价。
政变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一种爆发形式和手段，矛盾的焦点是争夺最高统治权。当社会矛盾激化、统治危机加深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会趋于激烈。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派系，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在统治方针、政策和策略方面产生尖锐的分歧，各派政治力量企图通过夺取最高统治权来贯彻自己的政见。在这种时刻爆发的政变，往往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加速或者延缓历史前进的步伐。政变纯粹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再分配的争斗，政变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决定皇帝姓张还是姓王，新君主应该是哥哥还是弟弟，如此而已。政变是在权力的诱惑面前，历代统治集团贪婪凶残本性的暴露。
关于驭臣之术
中国古代的驭臣之术，主要是指君主驾驭和控制臣属的诡诈手段。同时，驭臣之术的基本原则和手法，也运用在官僚阶层内部的各种上下级关系之中。作为一种政治斗争手段，驭臣之术受到了中国古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驭臣之术的运用，无非有着两个方面的用意，一是驱使臣属为君主效力；二是防止臣属犯上作乱。其主要手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笼络赏赐之术。君主控制臣属的基本手段，不外乎利诱和威胁两种。笼络赏赐是中国古代最常用、最基本的驭臣手段，主要作用在于诱臣、用臣。统治者在实际运用笼络赏赐之术的过程中，一般具有如下原则：选择施慧的内容、分割施慧的过程、掌握施慧的时机、注重施慧的姿态。
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下，官职即代表着一定的权力、地位、名望和财富。对于沉浮在宦海之中的臣属来说，追逐官职无疑是效忠君主的最主要动力。所以，中国古代的君主们通常选择官职作为施慧的主要内容。但是，臣属升迁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而官职的晋升却不能没有限制。在这个难题面前，狡诈的君主奉行“分割”恩惠的原则，就是把官职分割得越来越细，种类尽可能地繁，等级尽可能地多。只有让臣属们在众多的仕途台阶上一步一步地逐级攀登，就等于增添了他们不断升迁的希望和心理满足的次数。正是出于这种目的，中国古代官职制度的发展呈现出种类越来越繁多细密的趋势。
二是防范惩罚之术。防范惩罚与笼络赏赐一样，也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最基本的驭臣手段，它的作用，主要在于防臣、制臣。古代君主防范惩罚臣属的基本手段有罚重而必、刑于将过、心理震慑等原则。对于君主来说，需要防范的重点，当然是那些重臣、功臣、能臣。专制君主无法容忍权势声威超过或者才干能力超过自己的臣属。当重臣的权势足以与君主相抗衡时，他们的末日也就为期不远了。那些持才自傲、锋芒毕露的能臣，则是君主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三是树威立尊之术。威严是有效行使权力的重要条件之一。君主只有保持一种威严的形象，才能够服臣和威臣。为了树立自己的威势和尊严，促使臣属产生尊敬、信赖、服从、畏惧之感，中国古代的君主们经常使用这些手段。
显示才能和政绩、刻意制造神秘感、利用法律维护尊严、运用权力增加威严等。权力与威严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威严有助于权力的有效行使，权力的诡诈运用同样有助于增加威严。
四是平衡牵制之术。平衡牵制之术是中国古代君主驾驭群臣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手段的基本原则是：在君主高度集权的前提下，寻求权力分布的某种平衡，形成便于君主所操纵的权力结构；利用臣属中不同集团和派系之间的矛盾，实行“以臣制臣”，以便于君主处于超然的位置。
主要手段有抑制相权、以微臣制重臣、以近臣制权臣、以酷吏制重臣、利用臣属之间的矛盾等。臣属中总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集团和派系，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古代君主经常玩弄的政治平衡术之一。只要不影响到君主的利益，君主不仅不会努力去消除臣属之间的矛盾，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制造和保持臣属对立的状况。群臣互斗，只会造成君主居上操纵、分而制之的有利态势。
所谓驭臣之术，实际上就是处理君主专制与官僚政治之间相互关系的政治斗争手段，应该说它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结构中，官僚集团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君主的绝对专制，必须通过官僚阶层的中介才能得以实现。因而，对于君主来说，驾驭和控制官僚比直接统治民众更显得重要。中国古代的所谓“政治之术”，实际上主要内容就是“人君南面之术”，即驭臣之术。“君主治吏比治民更重要，术的作用则在于治吏。”君主和官僚虽然同属统治集团，但在具体利益方面则难免存在种种矛盾冲突之处。
驭臣之术的高度发达，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产生着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在政治制度方面，驭臣之术的影响最为明显。驭臣之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表现形式的制度化。制定政治制度的出发点，仅仅建筑在如何便于君主驾驭控制臣属的基础上，这种状况势必会造成既定制度的不合理，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