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又名:道破天机)-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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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制度方面,驭臣之术的影响最为明显。驭臣之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表现形式的制度化。制定政治制度的出发点,仅仅建筑在如何便于君主驾驭控制臣属的基础上,这种状况势必会造成既定制度的不合理,并会在实际运作中产生种种弊端。
在政治道德方面,一切权术都是重“术”不重“德”,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君主驭臣之术尽管常常披着“制度化”、“道德化”的外衣,但却无法完全掩饰阴险毒辣、狡猾诡诈的本质。
在政治关系方面,驭臣之术的影响更为直接。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政治关系之一。这种关系处理得妥善与否,常常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兴亡和某个特定政权的生死存亡。实际运作中的驭臣之术,或者可以起到“润滑剂”的作用,调节斡旋君臣之间的关系,维系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或者可以起到“腐蚀剂”的作用,激化君臣之间的矛盾和对立,造成政局的动荡不安。除了君臣关系之外,在官际关系中同样可以看到驭臣之术的影响。在等级分明的官僚制度下,上司对下级无异于一个个小“君主”,君主驭臣之术难免上行下效、推而广之,成为广泛意义上的以“上”取“下”的手段。
驭臣之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身的对立面,即臣属的弄君之术的产生。其具体手法有:抗君之术、欺君之术、避君之术、谀君之术等。
关于愚民之术
历代统治者为了欺骗和愚弄人民,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这些神话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关于君权的神话。
一是君主人种神异化;
二是君主人身神秘化;
三是君主人格神圣化;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政治权术的万宝囊中,愚民之术大概是最具分量的。其他或者权术,大多在统治集团内部使用,主要用于调节和解决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矛盾。愚民之术的用武之地主要是在统治者对付人民大众的场合。所以,愚民之术的特殊用途使它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格外青睐。
关于谄媚之术
谄媚是人际关系中常见的现象,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经常应用的权术之一。谄媚者为了的一定的目的,采用不正当的手法,奉承巴结,吹捧讨好,博取被谄媚者的好感和欢心。谄媚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一定意义上讲,谄媚是人格不平等的产物。谄媚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主要运用在统治集团内部。谄媚是以“下”事“上”的手段。谄媚的对象必然在身份、地位、权力、财富等方面高于谄媚者,否则也就失去了谄媚的意义。中国古代阶梯式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形成了多种层次的上下关系,从而为谄媚之术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和广阔的表演舞台。
谄媚之术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实用性、无耻性和技巧性。
所谓实用性,是就谄媚之术的目的而言。谄媚不是在做无谓的表演,也不是甜言蜜语的浪费,谄媚者之所以卑身曲意,是出于实用的功利性目的。运用谄媚之术,有时不是为了一时一事的具体目的,而是着眼于潜在的、长远的利益,即所谓“放长线、钓大鱼”。谄媚作为一种早期的预付投资,期待着未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在政治斗争中,谄媚之术还是臣属自我保护的手段。谄媚之术的实用价值,深受古代官场中人的重视。
所谓无耻性,是就谄媚之术的本质而言。谄媚的最大特点就是极端地厚颜无耻,为了巴结讨好权势者,可以将自己的人格尊严剥落得一丝不挂。他们所巴结的实际上并不是谄媚对象本身,而是谄媚对象所代表的权势和地位;一旦这种权势和地位发生变化,谄媚对象也就不成其为谄媚对象了。
在阶梯式的等级制度和官僚制度中,上下关系是相对而言的。对下为上,对上为下。谄媚者与谄媚对象之间的位置也可以互相转换:对上是谄媚者,对下又成了谄媚的对象。谄媚者同时又是谄媚的对象,无耻谄媚“上”的同时又需要来自“下”的更加无耻的谄媚。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官场普遍存在,起到了加剧谄媚手段无耻程度的作用。
所谓技巧性,是就谄媚之术的手段而言。中国古代的谄媚,具有高度的技巧,谄而有术、媚而有方。谄媚的技巧首先表现在它的欺骗性,为了达到目的,无耻的谄媚在表面上常常装扮出一付堂而皇之的模样,仿佛是一种出自真实情感和忠诚意气的言语举动。谄媚的技巧还表现在它的灵活性,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机,谄媚可以做出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不同表演。
谄媚手段之一:奉承吹捧。奉承吹捧不同于发自内心的真诚赞扬,它是为“利己”而“誉人”的。谄媚者利用人们喜欢被人赞扬的天性,以奉承吹捧为手段,通过种种溢美之词,满足谄媚对象的虚荣心,从而达到讨好巴结的目的。奉承吹捧的范围相当广泛,凡是谄媚对象的一切:门第、相貌、品德、才华、政绩、能力、语言、行为以及子孙后代乃至生理缺陷,都可以成为谄媚者吹捧的对象。
谄媚手段之二:自我贬损。这种手段与直接的奉承吹捧有着明显的区别,谄媚者主要通过语言和外在行为公开表现出一种奴性的臣服和屈从,自我降低人格,以此反衬出谄媚对象的高贵尊荣,使其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满足。
谄媚手段之三:取悦讨好。唯上之所好而为之,也是谄媚的重要手段。投其所好,须要“投”得准,否则便会“费力不讨好”。谄媚者深知其中的奥妙,对于上之所好,极力揣摩。
谄媚手段之四:阿谀逢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为“上”者惟我独尊,为“下”者唯长官意志是从,这是官僚政治不可避免的产物。作为一种谄媚手段,阿谀逢迎表现为不讲原则立场,不顾是非标准,丧失政治气节,泯灭个人意志,一味顺从迎合谄媚对象的愿意。避免触犯上级,避免惹是生非。
谄媚手段之五:巴结投靠。谄媚的捷径莫过于与谄媚对象建立某种亲近关系,谄媚者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宠幸,并缩小与谄媚对象之间的身份上的差距。
谄媚又是同权力崇拜分不开的。谄媚者对“上”惟恐不及,不仅是出自无意识地、本能地对权力的畏惧和顺从,在更多的场合则是一种实现权力欲望的手段。权力以及权力所代表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极大地刺激着统治集团内部各种野心家的胃口。在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的条件下,权力和权位只能来自君主和上司,权欲的满足不得不依赖于“上”是赏识和恩赐。因此,谄媚之术事实上成为古代官吏的主要为官之道。为了达到追逐权力的目的,野心家们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人格,以谄媚君主和上司作为发迹进取的跳板。
关于韬晦之术
所谓“韬晦之术”,就是通过各种欺骗手法,表面上收敛锋芒,隐藏才能行迹,掩饰政治上的野心和志向,解除对政敌造成的威胁感,麻痹政敌的警惕性,等待时机成熟,实现预谋的政治目的。中国古代历史上,“韬晦之术”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斗争手段,借助韬晦之术而达到政治目的的权术家大有人在。韬晦之术以其独特的神奇功效,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尤其是各种野心家和阴谋家,更是把韬晦之术视为自我保护和图谋进取的有效手段,研而习之,推而广之。
“韬晦”的字义,是伪装、隐藏的意思。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人们的真实面貌和目的常常需要加以一定的掩饰。中国古代的权术家很早就学会了在政治斗争实践中运用韬晦的手段,从志向、才能、名望、感情、生理等各个角度和侧面进行掩饰和伪装。
常用手法之一:在志向方面进行掩饰。在中国古代官场上,剑拔弩张、锋芒毕露者总是容易引起政敌的猜疑和不安,使人感到畏惧和威胁,从而难免树敌招怨;与此相反,那些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人,则可以使政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安全感,容易被轻视和忽略,反而能够出人意料地成功。于是,不示人以大志,便成为一种重要的韬晦手法。
在时机尚未成熟之际,权术家的野心和权欲常常隐藏在恬泊淡然或者沉湎酒色背后,他们暂时收敛锋芒,表面上与世无争,极力掩饰自己的政治志向和权力欲望。
野心和权欲固然需要掩饰,即使没有野心和权欲,在某些情况下也需故作胸无大志的姿态,以避免遭到猜忌,从而保全自己。
常用手法之二:在才能方面进行掩饰。
从事政治活动需要一定的才能,而人们的才能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如何选拔政治人才方面,中国古代很早就提出了“选贤举能”的主张,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标准,在政治实践中难以真正实现。权力地位并不是仅仅依靠才能获得的,恰恰相反,才能不过是权势的影子,权势越大,也就自认为才能越高。君主永远是圣明伟大的,上司永远是正确高明的。这就是中国政治现实的必然逻辑。
如果臣属和下属的才能超过了君主和上司,而又不加以掩饰,其结果每每不会美妙。这种血淋淋的政治斗争现实,无时不刻地提醒着那些暗怀异志或者恃才自傲的政客们:切记不可表现出比上司还要高明。掩饰自己的才能便成为政界常见的韬晦手法之一。
常用手法之三:在名望方面进行掩饰。
政治不仅追逐权力,而且追逐名望。权力与名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权力固然可以带来一定的名望,而名望同样有助于获取和巩固权力。权力和名望都是统治者正确的目标。
如同志向和才能一样,别人的名望也会使权势者感到一种威胁。中国古代的权势者们,有谁能够容忍臣僚和下属的名望超过自己?民众感恩戴德的对象,只能是权势者自己,决不允许任何他人分享。
常用手法之四:在感情方面进行掩饰。
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这也是一种常用的韬晦手法。在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或者喜怒不形于色,爱憎深藏不露;或者制造假象,用表面上的臣服来掩饰内心的憎恶仇恨。
韬晦之术的运用场合
一是君主大权旁落的场合。新君主即位,重臣专权,不甘寂寞而又无可奈何的新君主,不得已只好暂时行韬晦之术。
二是臣属“功高震主”的场合。当臣属的功劳、才能、名望、实权等方面超过君主的场合,或者诱使臣属野心膨胀,或者会使君主寝食不安、暗生杀机,如果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有所动作,原先的平衡无法维系。
三是君权即将正常移交的场合。在古代专制制度下,在位君主对于继承人选一般具有绝对的决定权。他们在挑选继承人的时候,总是带有强烈的个人好恶倾向,而这种好恶倾向又常常是以是否“类己”作为标准的。能否符合在位君主心目中的标准,往往成为君权移交归宿决定性因素。因此,对于君位继承权的竞争者或者既定的继承人来说,了争夺或者巩固储君的地位,需要极力讨好在位君主的欢心,其中包括采用韬晦的手段。
四是君权即将非正常移交的场合。在权力即将非正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