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又名:道破天机)-第2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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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经济结构、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文化观乃至价值观，都在重新建构之中。为警惕西方颓废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腐蚀与影响，为防止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侵蚀到党内来，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必须充分重视文化意识领域，特别要引导党员干部培养高尚情趣，形成科学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加强文化修养，升华自己的人格，培养秉公执纪的党性原则、严于律己的慎独精神；要在全社会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应该说，目前反腐败斗争中所涉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大都与文化相关联。毋庸置疑，没有一定的文化含量，没有科学的文化观念作指导，反腐败斗争是难以形成先进而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因此，必须重视增加文化含量，树立反腐败斗争和文化建设“两手抓”、互相促进的观念。增加反腐败斗争的文化含量，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不懈地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文化教育培养，筑牢思想道德防线，防止在思想文化的多样性面前失去自觉性、自主性。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引发人们文化理念和文化消费方式的深刻变化，人们对是非曲直、利弊得失、尊卑荣辱等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在发生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对不同的社会事物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势必导致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文化心理上的失衡和迷离。在反腐败斗争中，要通过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通过把握正确的文化舆论导向，积极倡导多重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中有进步意义的部分，大力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党员干部追求积极健康的文化时尚，以促成全社会先进文化氛围的形成。
在反腐败斗争中，仅仅依靠思想道德教育，仅仅依靠人的自觉性，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制度基础，最重要的是建立文化规范和政治规范，形成一整套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们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提出的各种“不准”和“规定”，既是政治规范、制度规范，也是文化规范。只有文化规范和政治规范双管齐下，才能养成人们廉洁自律的习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健全和完善这样一种机制，充分运用政治监督的力量和文化监督的力量，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制度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培育提高领导者的政治文化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文化的建设与政治制度的建设是分不开的。
24。3 关于清官文化问题
清官，古代称为清吏、廉吏，汉代也叫清白吏。“清”，意味着操守上的清白。 “廉”，首先是“品行方正”的意思；还有廉洁不贪的意思。不管是清官、廉官或者清吏、廉吏，，其意味是相同的，首先是操守上的清白，然后附会出品行方正、大公无私、清苦朴素、不贪污、不图享受等诸多美德在内的意蕴，正如古代所谓“能吏”强调的是为官者的能力一样，所谓的“清吏”强调的是为官者的品德。
“清官”二字何时出现
一是《南史》中的“子季连，字惠续，早历清官。”
二是金代元好问的“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
三是明代李贽的《焚书》“彼为巨盗，我为清官。”
四是段宝林在其《关于公包的人类学思考》中说：“从清官的产生和流传的时间来看，清官一词与公包关系甚大，似乎可以说是在公包清官故事流传之后而盛行的。”
古代治吏以廉为本
廉政问题关系到朝代的兴亡盛衰，关系到政权巩固和社会安定。所以，中国各朝代有政治远见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吏的廉洁问题，把廉洁作为官吏必须遵守的重要道德规范，在吏治中遵循“以廉为本”的思想。
中国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倡廉。西周时代，周王把廉洁作为考察奖惩官吏的重要项目；春秋战国时期廉政建设有了进一步发展，儒家从政治上强调廉洁，但真正把廉政从政治高度加以认识并视为关系兴衰存亡者，乃是法家的管子，即管仲。他把“廉”看做关系国家兴亡的四根柱子之一，他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制定了对官吏职守的一系列考核标准，其中特别突出廉政建设：“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谨慎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勿苛，审当赏罚。”明代朱元璋更是重刑反贪；清朝也煞费苦心地给官员们树立清官榜样。但是纵观整个历史， 我们看到的现象则是——统治者越反贪污，贪污越是层出不穷；统治者越提倡清廉，可清廉者却那么稀少。
做清官的难度
皇帝并不真正喜欢清官
中国帝王表面上遵从儒术，内在的实质却在使用法家之术。常言说，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英明的帝王不约而同地“乱世用人才，治世选庸才，太平盛世出奴才；政治标准第一，道德部长第二，知识技能其三。”
法家说：君主本人要独断专行，众人称赞的人不必喜欢；众人反对攻击的人，君主不必憎恨。皇帝只是在贪风甚炽，影响政权的稳定性与合法性的时候，才反贪的。
就是在现代社会，我们也经常发现，所谓的清官，经常遭遇到明升暗降的所谓提拔重用。
当清官的经济难度
从经济角度看，当清官就有难度。明朝朱由检发出“文官不爱钱”的号召后，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就上疏发起了牢骚：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花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现在都责备郡守县令不廉，但怎么能够廉？有数的薪水，上级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都要花费大量的银子，想廉行吗？韩一良说的是大实话。
当清官的道德难度
官员想要模范一把，清官一把，从道德方面说，也是有很大难度的。要做到六亲不认。只顾自己做清官，老衬托别人都是贪官一样，所以其他官员看不惯，暗地里使绊子自然不在话下。海瑞和于成龙就是例子。最后，自己陷入不洁官吏的包围之中。于成龙就发现了那个真理：做官难，做清官更难。
当清官的体制难度
清贫的决心和道德的操守并不是做清官的充分条件，充其量只能构成做清官的充分条件。集权体制下，做清官还有很大的组织难度。
常言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从表面看，看到的是清官的决心，但从背后看，看到的则是做清官的无奈。清官为民做主，谁又为清官做主呢？清官本身就没有任何有保障的安全。
海瑞是执拗的，但一个官员的执拗，抵抗不过整个官僚组织与集权体制的执拗。
清廉不是对抗体制的有效药剂，相反，一个官员的清廉程度与官僚组织的执拗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越清廉，来自组织内部的阻力越大。
如何评价清官文化与清官情结
清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由于贪污形势严峻，导致下层人民对清官的呼唤，表现在文化上，就是清官文化。
把“宝”押在一个官员的廉洁上，是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清官政治”的典型体现。
清官文化的民本政治内涵
清官文化里有一定的民本政治内涵——以民为本，爱民如子。但是这种内涵是无奈的选择。这关系到王权的来源。王权来源于暴力。既然王权来源于暴力，那么王者必须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而且这种证明，会随着人类社会集体智力的增长而作适当的调节。
爱民、亲民、抚民，永远都不是民主，它只是圣明的统治者对愚昧无知的草民的赐福与驯化；从某个角度上讲，它本身就是一种愚民政策。古代的君民关系恰如现在的人类与自己的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对环境的糟蹋，相当于古代君主对子民的蹂躏；人类对环境的爱护，还是出自于对环境对人类报复力量的恐惧。古代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是君主对人民所拥有的颠覆性力量的清醒认识。
也有把君主比做牧者，而把人民比做家禽的。哪有牧者不爱自己家禽的，可是，又哪有牧者不吃自己家禽的道理？这就是民本政治的真实内涵。这个内涵决定了，清官的内涵与民主法治相去甚远，一句话，民本不是民主，顶多是个“为民做主”。
百姓的清官情结
有人说，跪着的人民，才期待清官。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由于百姓是跪着的，不会为自己作主，所以才会成全清官。
有人说：吏治败坏的时候，清官出现。清官的所作所为实在出人意外，中国人的清官情绪，是对意外的憧憬。
人民对清官的感情越深厚，讴歌越热烈，法律的悲剧性也越沉重。
一句话，有没有清官情结是奴隶与现代公民的根本区别。
《老残游记》第十六回有段评说：
脏官可恨，人人皆知，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脏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复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清官身上有一层保护膜性质的道德光环，这光环导致人们不能对清官做辨证的事实评价。清官“一清遮百丑”，即使客观上有什么不是的地方，也说不得的。
宋明以后，清官文化大发展。不要自作多情地以为，清官文化大发展是社会的进步，相反，清官文化越发展，越说明君权制度的腐朽与官民的水火不相容关系加深。统治者越是在无法继续维持统治的时候，越强调清官文化，他们希望通过清官爱民清政来修补制度之弊病，创造出一种官爱民，民拥官的假和谐来。
愚民们的无奈，只好呼唤清官，御用文人们投其所好，拿清官大做文章。其实，清官文化是统治者凶恶面目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清官本人是祭台上的牺牲。这种牺牲，对无能的上帝、弱智的百姓提供了感情上的安慰，意志上的迷惑，进而也构成了本质上的愚弄。中国现代史专家李新说：清官乃不详之物。
清官意识实际上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让老百姓沉浸在一种幻想当中，因此是绝对权力的道德护身符。
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有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他不是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为数众多、头绪繁复的争执，其是否能一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