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又名:道破天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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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是什么？官场是权力的集散地。在官场中，一切关系都是权力关系，或可以还原为权力关系。权力支配着一切，也制约着一切。如果说，有了权力，便可以施惠或者加害于他人，那么，这一点于官场则为尤甚。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其实就是“权大一级压死人”；而所谓“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则说明做官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攫取和使用权力。的确，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官场更突出地体现权力的至高无上和诱惑无穷。同样，也没有什么人，能比官员更知道和熟悉如何使用和赎买权力。权力的赎买频繁地发生在官场上，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官本位”其实就是权力本位，它同时也是伦理本位。因为伦理治国的原则是：儿子服从老子、妻子服从丈夫、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皇帝。这其实是把所有的伦理关系都介绍成了权力关系；或者说，把道德关系（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转换成了权力关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实际上正如儿子不能反抗老子，民众也不能反抗官员，因为官员也是他们的父母。于是权力本位和伦理本位便可以集中表现为官本位。
官成了本位，官场也就成了榜样。因此，如果官场中的权力是可以赎买的，那么，社会生活中的所有权力也就都能赎买。如果官场中权力的赎买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那么，社会上所有的人便都会习以为常。也就是说，如果官场上发生了“非典”，整个社会便都会传染。
进入官场的第一步，就是学习规矩。俗话说“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官场最讲究的恰恰就是“方圆”。因为帝国奉行的是伦理治国的原则。讲伦理，就是讲规则、讲等级、讲秩序。如果官场上都“语无伦次”，那天下如何办？
更何况，官场是个权力场，每个人都身怀利器，极具杀伤力，如无游戏规则，就会尸横遍野。所以官场和江湖一样，都是最讲规矩的地方。
官场上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与商场、战场没有什么两样。商场有时还可以做到双赢，而官场永远没有双赢，却有两败俱伤；战场上起码是敌我关系，而官场上常常是战友、同学、师生、师徒，为了一种利益，为了一种权力，可以不择手段，六亲不认，丧失人性。
官场也讲“江湖义气”
江湖义气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国家，没有人民，没有法律，只有团伙。所谓江湖义气，是一套凝聚和代表小团体利益的精神。江湖义气讲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做人做事内外有别。
当一个地方江湖义气精神开始在官场中蔓延的时候，单靠现有的监督体制往往对腐败力不从心，因为义气具有很强的腐蚀性，能够很轻易地把专门监督的官员也纳入其中。以江湖义气为核心的潜规则完全压倒了党纪国法构成的显规则。
要在官场的江湖义气上打开突破口，就必须跳出靠官员监督官员，靠机构来监督机构的旧框框，同辈系的制度设计，让公众直接对官员进行监督。
有人说，通往官场的路是独木桥，去的人络绎不绝，但过去的人却不是很多，那些隐隐的青山中到处都是失意官场的冤魂。其实，悟透了这官场，这官场什么也不是；悟不透，也顶多是个舞台而已。人是一生，就象一部小说，即使读到最后，也难预料最终的结局。
“官”这个字实际上是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造成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民盼望“清官”，但却少得可怜。因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与“官”组成的词语，除了一些中性词语外，几乎都是贬义的，褒义的几乎没有。如：官方、官家、官价、官阶、官邸、官府、官人、官名、官话、官署、官书、官职、官爵、官衔、官员等都是中性的；而官僚、官吏、官司、官气、官腔、官威、官仪、官场、官差、官商、官架子、官本位、官样文章、官僚主义、官僚资本、官僚资本主义、贪官、腐败官员、官官相护等几乎都带有贬义；褒义的好象只有清官等少数词语。
官字号之多，不胜枚举。
人们说“官话”，走“官路”，入“官学”，做“官学生”，读“官版书”，答“官卷”，押“官韵”，作“官样文章”，应试做“官”，打“官腔”，摆“官架子”，种“官田”，缴“官课”，当“官工”，做“官商”，进“官府”，打“官司”，嫖“官妓”，找“官媒”，听“官戏”，吃“官饭”，盖“官印”。“官”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天下之大，谁能走出官的华盖？官本位是全能的，控制了社会的一切领域，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教育，从社会公共事业到婚姻家庭、人际关系、至爱亲朋，可以渗透一切。
在汉语中，“官”乃一词多义。古籍中“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这里的官，乃公共之义；“魏晋以下率谓天子为官，天子亦时自言。”这里的官就是不折不扣的是在指皇帝了。
天津话里有“官茅房”的说法，就是人们平时说的公共厕所。但如果以为凡是前面用“官”字加以限制的东西，一律都是公共的意思，那就大错特错了。比如“官纱”中的官，指的是皇家；纱前的官，是表示这种丝织物品是贡品。
观念应该是“官”念。
1。2 关于如何进入官场
仕途上的人摩肩接踵，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是经过什么途径，通过什么方式汇聚到这条道路上来的呢？人各不同有的是手持三尺剑，从千军万马的搏杀中脱颖而出，那是赳赳武夫的道路；有的是父死子继，从老祖宗的门荫中混迹官场，那是贵胄子弟的道路；至于文人，由于时代的变迁，制度的更迭，身世经历的独特，其走向仕途的途径也五花八门。而最早的方式，是“游说”，即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四处奔走。在这里，“游”就是“走”；而“走”，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是“跑，奔跑”。因此，所谓“游说”，说白了，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跑官”。当代中国人提起“跑官”二字，无不充满鄙夷、厌恶，认为那是权欲熏心、蝇营狗苟之徒，为了捞个一官半职，为了上爬，而采用的一种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段。岂不知，这竟是中国文人进入仕途的最早途径。士在先秦是“游士”。若不游，谁知道他呀。因此，“跑官”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立命方式。
第一个以“跑官”方式走向仕途的是孔子。他开创的以“游说”介入政治的方式，为后来的文人进入仕途，提供了最早的一条道路。孔子明白，要想进入“仕”，首先要变成“士”，而变成“士”的途径是“学”，而且要学得好，学得出类拔萃，学得让人刮目相看。这就是“学而优则仕”。
看看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早先奔走在“跑官”之途上的，竟然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大思想家，如孟子、墨子、荀子等人，他们的思想，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在当时，他们大多都很不得志。他们不明白，政治最根本的原则是服从，而服从是以权力大小为依据的，权力大的，统治权力小的；权力小的，服从权力大的，这是政治学的铁则。
在这里，学的优与否，是无关紧要的。学而优的，有时不得不服从学而劣的；有道的有时不得不服从无道的，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种现实，轻则让你走人，重则让你丢命。这些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在仕途上之所以历经坎坷，原因便在于此。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游说”的风气渐渐散去，出现了“上书”这种新的“跑官”形式，笔墨代替了口舌。所谓“上书”，顾名思义就是将自己对于政事的意见，以书面形式写下来，通过一定的途径，呈送给帝王。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最有名、也最见效的上书，是李斯的《谏逐客书》。
当我们回顾历史上中国文人的仕进之路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跑官”，源远流长，从孔子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而当我们审视这条“跑官”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奔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们，其命运真是每况愈下。
在孔子时代，“跑官”表现为“游说”，那些游说者，几乎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或者是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是杰出的实践家；他们所游说的对象，几乎都是那个时代各个国家的最高掌权者；他们向政治、向掌权者进献的是治国的思想，是治国的方略。他们为中国的历史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思想与实践经验，这些思想和经验，直到今天还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在李斯时代，“跑官”表现为“上书”，他们虽然也很杰出，但在大一统的时代，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充其量只不过是皇帝的谋臣、策士，他们向皇帝奉献的，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思想了，只不过是一些巩固皇权的谋略、手段而已。
迨至后世，“跑官”之路越来越等而下之了。“跑官”者没有了思想，没有了方略，没有了谋略，没有了诗文；有什么呢？花样繁多：香烟、醇酒、现钞、古玩、美女、名车、花园洋房。。。。。。，这些跑官者所能奉献给上司的，几乎全是物质层面的东西，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靠了这些东西，获得了高官，获取了厚禄，前期投资，后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这种“送”，无论花样如何翻新，与我们所说的古人的“送”相比，全都是属于下三烂一流。而且，后世的跑官者所送的对象，也早已不是什么帝王，也不是将相公卿等权贵；他们所送的对象，多是中比他们高出一级半级的顶头上司，现官不如现管，他们的目的也十分简单：提拔。什么治国、平天下，对他们来说，全是扯淡。
“上征下举”就是上级选拔，下级举荐。这是古代的一项选官制度。从西汉开始，直到科举制度出现之前，这项制度一直是一条十分重要的仕宦途径，即使有了科举制度以后，作为选官的一种辅助手段，这项制度还一直延续着。在公务员制度尚未全面推行的当代，这项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差不多是唯一的选官方式，上至中央要职，方镇大员，下至七品芝麻官，几乎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可见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它具有多么顽强的生命力。
这种制度是在封建帝制确立以后出现的，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国君与文人是双向选择的话，这种制度则是国君具有完全的控制权，文人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征辟也好，察举也好，文人的政治命运完全控制在权力者手中。从今天的角度看，它至少有三大弊端：
一是标准的不确定性，征辟也好，察举也好，标准完全掌握在权力者手中，由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