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又名:道破天机)-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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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的干部部门，不象政府的人事部门、企业的劳资部门，它管的不是一般人，而是处级以上的干部。
领导的才能主要体现在用人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和知人善任的说法。
往往是领导无意识说出的话更能代表领导的意图。
领导的关键是出点子、提要求、用干部、验成果。用官场上的话说，就是研究发展思路，调动干部积极性。再好的思路，没有人在下面给你具体抓落实，一切等于空喜欢。
党委的权力就是拨弄干部，全凭这一手笼络人心，如果不是频繁地调整干部，又有谁会靠近你。
官场上的领导，重要的不是凡事都亲历亲为，具体实施；而是要按照工作程序，把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好，以造成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局面。至于领导艺术，无非就是拉帮结伙，笼络人心的艺术；至于工作能力，各人都有一套自己成功的经验和制胜的法宝，用不着锋芒毕露。
小心谨慎做人，大刀阔斧做事。
一个领导的意志会被别人左右吗？领导定下来的事情会坚持到底的；哪怕是错了，他都会坚持。
当领导既要政绩，又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你不能有个性，共性永远大于个性，否则你就难以立足。
在官场上，同一个人至少会有两个以上的脸谱，以应付不同场合的人。
人们常说，人有多种面孔，实际上指得是思想上的多样性。
在官场上，要有魄力：一是刚性的果断；二是柔性的果断；三是面临矛盾的果断。
当官就要做到三不倒：一是“夸不倒”、二是“难不倒”、三是“吓不倒”。
官场上讲就的是启承转合，领导的水平和艺术全在于处世要轻重照应，跌宕有致。越深的人，越轻易不让人看出其中的半点玄机。
官场毕竟不同于商场，所有的目的只能藏在做法和笑容之间，那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次的交往，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什么都做了，一只酒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什么都在里面了。再往后的交往则是谁都有数了，那是可投桃报李铭记一生的，谁忘了这些谁就违反了游戏规则，那就成了这个人道德上的缺陷，如同女人没了贞洁。
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尤其越是掌握决定权的人，越要学会妥协，最后力争达到利益均沾，彼此平衡；吃独食的人，贪心过重的人，是不适合从事政治这门特殊艺术的；一些昙花一现的政治明星，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过于贪婪，没有学会妥协的艺术。
在官场混，首先要练就一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火眼。
现实的政治必须讲妥协，讲平衡，不论叫艺术还是叫权术，叫策略还是叫手段，往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一些道义原则。所以，古往今来，一些清高之士视政治为肮脏的勾当。一些政治理论家、政客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中国的干部太多，密密麻麻一大片。你不去接近上级，就不可能进入他们的视线，他们就看不到你。不管你怎么努力，怎么廉洁，怎么出色，都有可能被埋没。因此，在一定的阶段前，你必须得去接近领导。当然，这个接近不是让你去做“交易”，去做“买卖”；而是要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存在，你的优秀，特别是你的忠诚，要让他们感到，你是“他”的人，或者是“他们”的人。谁掌权都喜欢用“自己的人”。在一点，古今中外，不管是打着什么旗号的，几乎无一例外。但是，官当到了一定的层次，一定的级别，你又不能再去瞎找人了，也不必去瞎找人了。这时，你已经从水下浮到水面上来了；你已经进入他们的视线了。而到了这个层次，只要你不犯太大的错误，怎么进一步使用你、要不要进一步使用你，基本上跟你的个人工作表现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主要是根据“需要”。而在上层，“需要”这件事情，实际上是非常复杂、非常微妙、非常敏感，有时也是有的“说不清”、“摸不透”的事情。
政治上的红眼病，最明显的症状就是造谣生事，胡乱告状，颠倒是非，妄图乱中取胜。
会算政治正的人是这样算帐的：做一次不光彩的事情，就是为了以后长久的光彩。
在政界，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定位了，只有把自己的位置定准了，也就是说随时楚自己的立足点，才能知道自己该朝哪儿走，怎么走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才是最近的捷径。
中国政界是一座金字塔，只能上不能下，越朝上走，竞争也越激烈，爬起来也越艰难。
领导在一起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是不能谈论的：一是女人；二是对上级领导的评价；三是干部任命。
官场人物的接待方式基本上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什么级别的领导来了就由同级别的领导陪同。这也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政治潜规则。
官场上介绍官员时，有一些不成文却被大家自觉遵守的规矩。官员身上最值钱的也最被别人和本人看重的无非就是身份。身份不同，分量和地位也就不一样。
重要领导和一般领导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度字：速度、态度、风度。速度慢的是重要领导，快的是一般领导；态度冷的是重要领导，热的是一般领导；风度大方的是重要领导，委琐的是一般领导。
正职一般不到副职的办公室去，这也是官场一种人人明白，人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越是层次高的人物相互之间越是有戒备心理，表面上都是言不由衷而又习惯成自然的笑脸。官场的恶斗往往在背后，这就造成了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权谋之术，正面的说法叫政治手腕、政治艺术。因此，官场上久而久之养成一个心照不宣的习惯，同一层面的官员彼此不串门。这恐怕主要还是避免拉帮结派的嫌疑。
政治与权威的荣誉是要大家分享的，这也体现了一种合作精神和政治作风。
一个领导最可悲的有两点：一是贪污受贿，那是人格的丧失；二是说话没人听，那是权威的丧失。真正想在官场上混得人模人样，在社会上能挺直腰干走路，那就只有一条：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一般说来，单位的重大方案出台，一把手是要提前与副职或者其他领导商量沟通的，先把思路理顺才能上会研究。否则出现众人反对，一把手就下不了台。这也是游戏规则。
官场上的放长线钓大鱼，是指前期的感情投资，为以后奠定基础。
所谓领导工作，实际上许多时候是做人的工作。领导班子团结了，凝聚力就是生产力。如果领导班子四分五裂，人心背离，精力都用在勾心斗角的个人教量中，哪还有心思搞活工作。
官场中的悲剧人物，大多下场不光彩，无一不与他们的亲信和心腹有关系。一旦有了心腹，就会有心腹之患，一旦有了亲信，就会有亲信之祸。所以，千万不要做别人的心腹，也不要培养自己的亲信。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帝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帝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形势大好，你权力大也没用。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上司的脸色说话；说上司爱听的话；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如果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很容易，我们最后一定就会看到一幅现代民谣所描绘的图景：“乡骗区、区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下边的官员经常糊弄皇帝，皇帝也建立过一些监督制度，如派遣监察御史下去巡查，奈何这些御史也可能被收买，甚至会逼着人家来收买，然后和被监察者一起糊弄皇帝。这些监察官员是一个控制了信息通道的权势集团，他们的职责是直接向皇帝反映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难免触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他们很可能被收买所包围，收买不了的则可能遭到反击。一般来说，收买的结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这方面的计算和权衡正是“关系学”的核心内容。
糊弄皇帝的结果是给人一个结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皇帝的这种冤大头特征，对官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皇帝是官场主任，是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官场上种种正式规则的法定维护者。正式规则软懒散，潜规则就要支配官场，而以收更多的费、干更少的活为基本特征的潜规则，势必造就大批贪官污吏。
学者吴思在《晏氏转型》中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从明规则向潜规则转变的故事。其中包含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控制着通向以暴力组织为后盾的最高权力的信息通道，他们是齐景公的耳目。晏子实际上干得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通道中传上去的是恶言还是美言，在正常情况下，他本人的命运便是由此决定的。“二谗”在晏子那里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利益，自然不会传递对晏子有利的话，甚至还会编造对晏子不利的话。民间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愿望与“二谗”勾结的人。二谗接触的几乎都是这些人，吃他们的，拿他们的，听他们的，在信息通道中传递他们的意见。他们有点象现代政治中强势的“院外活动集团”，晏子得罪了这个集团，自然要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齐景公不满意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后来晏子让“二谗”和“三邪”都达到了目的，自然在信息通道中传递的就是美言了，得到齐景公的称赞也就不难理解了。
官员们每月都有例行奏报，向皇帝报告气候、物价、民情等社情，有事则尽量隐瞒欺饰，报告“平安无事”；战争难以隐瞒也大事化小，尽在掌握之中。
君主专制的绝对集权统治，信息反馈是系统内部由下而上的单向反馈，这个渠道被各级官员所控制。为了自己的前程，他们封锁、过滤信息，皇帝对其统治对象的实际情况十分隔膜，皇帝常常处于各级官员制造的幻觉之中。粉饰出来的太平假象是朝野皆知的，但谁也没有勇气揭穿。道光皇帝一手提拔的政治明星李星沅就说：“官场无实在话。”
大凡在官场上“混”过的人，都深谙上司脸色的厉害。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要每天多看看上司的脸色，而且要看准上司的脸色，因为他有时候伪装得不让人看出他的喜形于色。在中国官场上“混”得久了多少可以悟出一点“为官之道”。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服从（甚至干脆说是“屈从”或“臣服”）领导，那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谁欲混迹官场，谁想青云直上， 谁就得象奴仆一样地任意受领导的摆布、嘲弄、吆喝。在领导面前绝对不要逞能，事事要按照他的指令去把折不扣地办好。
当领导的应该是帅才，而不是将才。使用好下级就是帅才。自己再能干，不会用人就最多只是个将才，而不是帅才。
在工作中，一步一请示，样样都请示，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很多领导在领导的位置上，不论行政还是业务他都得是权威，一定要顺着他的思路，也就是领导的思路。他这个思路的正确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期权威。只要是领导的决策，下级只能照办和服从。有的领导处于“偏要领导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