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腕儿-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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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的应节食物是汤圆，汤圆的别名也叫做“元宵”。袁世凯因“元宵”谐音“袁消”，认为不大吉利，于是在他登基做洪宪皇帝那年，就明令公布，不准百姓叫“汤圆”为“元宵”；同时又下令要把“元宵节”正名为“上元节”。
原来，袁世凯窃取政权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导致他疑神疑鬼。有一天他突然听到了街上小贩在吆喝“卖元宵”，袁世凯一听，“元宵”不就是“袁消”吗？这是要消灭我袁世凯啊！可他又没办法禁止人们在正月十五吃元宵，怎么办呢？苦思冥想之后，袁世凯干脆来了个掩耳盗铃：下令从1913年正月十五日起，正式改“元宵”为“汤圆”，小贩们叫卖汤圆，听起来就不那么刺耳了！
袁世凯是顺耳了，可全国人民却不干了，尤其是革命势力控制的南方各省，根本就不理袁世凯这一套，1913年正月十五，南京夫子庙的大街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小贩们照旧扯开了喉咙：“卖元宵啦，卖元宵啦！”引得人们纷纷购买。执勤的警察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不管，因为谁都知道，老袁复辟是逆历史潮流，不会长久。
果然，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皇帝梦后一命呜呼，“卖元宵”的吆喝声却在今天还能听到。
时人因袁世凯取消“元宵”，作了一首儿歌讽刺他：袁总统，立洪宪，正月十五称上元；大总统，真圣贤，大头抵铜角，元宵改汤圆。
矮人也有女人缘
相貌上，袁世凯先天不足。所以他一生什么都被人编排，就一点没人诟病，即从未有过桃色绯闻。说来还得归功于他长得不帅。
尽管相貌不佳，读书不多，既无高度又逊风度，但袁世凯久处市井，历练江湖，深谙市井风俗，为人处世上，既不违人情，又颇合事理，加之机心绵密，善于权变，所以官场上，巧于应付，拿捏尺度，自显英雄风采；情场上，体贴人意，不乏温度，一点不缺女人缘。
袁世凯生命中的女人，明里暗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十多位如夫人，可谓艳福不浅。
袁世凯的九位小妾中有三位来自妓院（大姨太、六姨太、八姨太）。
袁世凯的妾更多的来源于自家的女婢，是在长期主仆生活中慢慢建立感情的。
从女婢走入袁世凯个人生活的有五位（二姨太、三姨太、四姨太，七姨太是大姨太的女婢，九姨太是五姨太的女婢）。
尽管袁世凯长得不帅，这些女人与他结缘都是“先结婚，后恋爱”，但袁世凯自有他的魅力，女人们大都念着他的好而在情感上臣服于他。
查一查袁世凯的一妻九妾，四姨太为他殉节，吞金立死。三姨太吞金后，伤身，三个月后死。七姨太因为怀孕，有孕乃大，被劝下，没死成。一个女人肯为一个男人抛弃生命，你能说这里只是金钱的关系？说明袁世凯在她们心里是有分量的。
袁世凯管理妻妾队伍是有一套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一碗水端平。不似光绪皇帝那样偏心眼，专宠珍妃一个。
钱财利益方面，七子袁克齐说：
我父亲对待她们，都一例看待。无论分物或给钱，没有偏轻偏重的情况。因此一家向称平安，争吵的事情，我一次也没见过。
我记得三庶母想买一副金镯子，父亲说，好！每人一副，一个人买是不行的。月钱数目，各房一律，谁也不能多拿。
家中存款折子向由我母亲保管，父亲的图章由五庶母存着。家中用钱，我母亲向父亲报告数目后，就拿去请五庶母盖章，到银行去取。取出后交账房按月钱数目发放。
如果庶母们谁要犯了错误，父亲除当面训斥外，还要看情节轻重，停发一月或数月月钱。有一次九庶母与人赌博，就被停发两月月钱。
按规则办事，走程序，不偏不倚，这就消除了妻妾队伍中“患不均”、嫉妒可能造成的不稳定因素。
其二是袁世凯让这些女人有事干。女人没事干，三个女人就是一台戏，东家长西家短地整天搬弄是非。
袁世凯采用绵里藏针法，让大姨太场面上出风头，二姨太管钱财（前期）和烧菜。三姨太能歌善舞，弹琴（七弦琴）唱歌，五姨太管队伍建设。
不同于前面几位过了更年期的姨太太，六、七、八、九姨太太白天学文化，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晚上值班伺候。
大家都在忙，闲事儿就少。
袁世凯对待妻妾特别鬼的地方就是投其所好，对症下药。不知是真是假，据说袁世凯好上了二姨太的熏鱼，二姨太美得什么似的，每天用高粱米和芝麻养蟹，变着法子改善伙食。五姨太杨氏从小跟爹做小买卖，擅长理财，袁世凯就让其管钱。还假装糊涂让五姨太每天从预算里扣点儿小钱，自得其乐。什么都拿不出手的那几位，就让她们学英语，学填词，酬酢唱和，吟风弄月。
看来，读懂人心、善解人意的男人，从来都不缺乏魅力。
段祺瑞：六不总理，围棋功臣
段祺瑞信佛吃素，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俭朴，无积蓄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一生酷爱围棋，资助过大批围棋手，被称作“中国围棋的大后台”，还好打牌；段祺瑞喜用私人，刚愎自用。通电逼迫清帝退位、抵制袁世凯称帝和讨伐张勋复辟，三造共和。
学艺克虏伯
从1872年到1875年，洋务派用4年的时间，在各地选拔120名11~15岁的中国幼童分批送往美国留学。曾国藩、李鸿章向清廷陈述：中国欲自强，唯有学习西人的先进经验。西人的坚船利炮，背后有天文、地理、数学、制造等先进技术做强大后盾。因此应当选拔人才，直接到先进国家内部去追本求源。
虽然这些幼童“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但毕竟是长线的计划——15年风云不定的岁月，实在是太漫长了。这对于当时身处“数千年之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来说，的确是远水救不了近渴。
作为短期的救急方法之一，李鸿章率先在淮军中组建了有近代意义的新式炮营，采用克虏伯后膛钢炮装备。洋务派并不是一味盲目崇拜德国大炮，而是做了一番精心的比较研究。李鸿章1874年在给清廷的关于海防的奏折中提到了自己的研究心得：“查炮位一项，德国全用后膛，英国全用前膛，俄法则小炮多后膛、大炮多前膛，美国仍用老式滑膛。其中著名厂商，德国曰克虏伯，专造后膛全钢之炮。”他在给醇亲王的信中谈道：“唯德国克虏伯四磅钢炮可以命中致远，质坚体轻，用马拖拉，行走如飞，现在俄德英法各国平地战阵皆以此器为最利。”
大量购买克虏伯新式兵器固然正确，然“有器尤须有人”，从天津大沽口炮台到海南秀英炮台，这18400多公里海岸线，无数的海防大炮，需要有多少谙悉西方火炮长技的人才？所以当克虏伯的使者瑞乃尔1870年带着他的大炮来到山东登荣水师的时候，李鸿章立刻聘他为教官。
1872年，李鸿章再托克虏伯公司推荐人员来华任职，指导淮军炮营操练德军炮法。1876年，又精心安排了查连标、卞长胜等7名中国士官带足够用3年的笔、墨、砚台到柏林军事学院留学。他们学成回国后，被派到淮军各炮营当教练，有的后来成为颇有成就的军事科技人才。
李鸿章的克虏伯情结，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从洋务运动到抗战爆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德之间的军事交往从来就没中断过。
1886年，李鸿章来到段祺瑞就学的天津武备学堂考察，其目的是为了选拔若干像查连标、卞长胜等有着戎马生涯经历，能在短短二三年学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留学效果的武弁。考察的第一课目是：炮兵学员做炮击海面活动浮靶汇报，这给了段祺瑞脱颖而出的机会。
段祺瑞是唐太尉段秀实的第38世孙，祖籍为江西波阳。1865年3月6日出生于六安，1870年迁到安徽肥西县陶岗村定居。1872年，段祺瑞随祖父段佩在江苏宿迁兵营里读私塾。1883年10月，段祺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武备学堂的炮兵专业。
因为当时学生都慑于李鸿章的威严，为此，首次开炮的学员，从第一炮到第六炮都没打中浮靶。李鸿章勃然大怒！
轮到段祺瑞指挥打靶，他沉着冷静、笃定指挥，第一炮就打中浮靶，紧接着连续快速几炮都每发必中。
李鸿章得知指挥员是安徽老乡，其祖父等家族成员都曾是自己手下的淮军官兵，非常高兴。接着又当面考了一些军事试题，段都对答如流。李鸿章兴奋得击节称赞，当即表扬段祺瑞是“熟知军事，俾易造就”，是可用之才。
1887年夏季，李鸿章亲赴天津武备学堂主持第一届学员的毕业考试，段祺瑞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李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赞扬段祺瑞等学生“各项操法，一律娴熟，试以炮台工程做法及测绘，无不洞悉要领……”
1888年冬天，五位赴德国留学生的学员名单呈送到李鸿章的手中审批。可是，李在这份留学德国的学生名单里，竟然看不到段祺瑞的名字。李鸿章认真审视了片刻，大笔一挥，将其中一名山东籍学生的名字划掉，换上了段祺瑞。
1889年春天，段祺瑞告别妻子和仅有一周岁的儿子，和其他四个同学来到德国柏林陆军学院，学习军事理论和各种操练课程。一年后，他们又奉命到鲁尔区埃森克虏伯兵工厂，进行火炮实习。
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各种威力巨大的先进火炮，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师夷长技”的魅力。为了使自己的国家摆脱落后挨打、备受屈辱的局面，他们拼命用功学习。
弗里茨·克虏伯从留德督学荫昌转交的李鸿章的信函里，知道这批学生是中国的精英。但因为忙于公务，始终无法抽身前往探望。当他知道这些学生的聪颖与吃苦精神事迹后，便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前往梅喷射击场教授课程。
1890年春天，清廷特使洪春代表皇帝前往德国埃森探望留学生。段祺瑞及其同学以娴熟的技术操演了各种口径的克虏伯大炮，并以优秀的测距、瞄准、射击成绩，获得洪春和弗里茨·克虏伯的赞赏。
完成学业后，四位同学都先后回国，段祺瑞又奉命留在克虏伯兵工厂学习弹壳加工、炮管膛削、铣磨来福线、浇铸优质钢、检验钢材压力、拉力试验，各类火炮的型制构造、使用和保养等课程。
1890年冬天，25岁的段祺瑞自德国归来，当他前来跪叩李鸿章之际，心里一阵惊惶。李用凌厉的目光审视他后脑勺上的长辫并没有造假之后，才和颜悦色地说：“你的责任是报效国家而不是剪辫子！”段祺瑞满脸羞愧。因为在留学时，他曾一度想剪掉被外国人耻笑的辫子。
不久，段祺瑞被李鸿章简派为北洋军械局要员。1891年被调回威海，任随营教习五年之久。
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之战时，段祺瑞带领武备学堂的学生帮助威海卫守军搬运炮弹，并亲自操炮与日军展开殊死激战。
1895年12月，段祺瑞随袁世凯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军，任炮兵营统带，随营学堂总办兼炮科班监督和总教习，培养出中国第一支野战炮兵部队并任司令。
三一八：民国最黑暗的一天
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组织学生联合会等60多个团体和北京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