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1908-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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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这位杨度，也是非同小可。他是湖南湘潭人，字皙子，号虎公，生于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年少时曾参加公车上书，年轻时师从国学大师壬秋老人习帝王之术。壬秋老人即是湖南名士王辏г耍�王辏г嗽�经对出过“欠食饮泉，白水岂能度日”这样的绝对（他的下联是：麻石磨粉，分米庶可充饥），写过一首《圆明园词》，时人比之为白乐天的《长恨歌》。后来杨度又醉心于新学，上了湖南师范，但在场屋之中，却屡战屡败。到了1903年，清政府于苟延残喘之余，也想别开生面，在“保和殿”新开御试“经济特科”，杨度是第一批考生。榜发后，后来成为北洋政府财长的梁士诒被取为一等一名，懂新学的杨度中了一等第二名。意想不到的是，有人向西太后进谗言，把梁士诒这个名字说成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于是，这帮子新式科举人物均沾上了“康梁余党”的嫌疑，正是为老佛爷所切齿痛恨的。眼看博取到手的功名，转瞬即失，杨度懊丧不已，于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留学日本谋求救国之道，充任驻日留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与杨笃生等创刊《游学编译》，在1905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迫不得已准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他们到欧、美、日本走了一趟，回国后也是糊里糊涂，摸不着头脑，被时人戏称为“出洋看洋画”。而杨度除了日本外，哪里也没去，却被请来捉刀代笔，为这五大臣的出国考察写出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杨度为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写考察报告，并因此得名。清政府有关“立宪”的文件多出自杨度之手。杨度还主编过《中国新报》，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杨度被刺受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自然是延医送药、悉心照料，延误了回国的日期。但杨度既然伤在革命党人手中，对孙中山更是恨之入骨，累得同盟会中，多一强敌，不得不严加防范了。
直至光华元年一月二日，维新第一诏下达之后，杨度病体初痊，三人方才离开东京，搭乘东洋丸归国。半个月后，金宰阗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三人。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见到康有为、梁启超，金宰阗忍不住吟诵起杜甫的名作《赠卫八处士》，来表达他心中的感受。
康有为经历了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的风雨，成熟了许多，他没有过多的感慨，而是问道：“皇上召臣等回国，不知所为何事？”
公告：作者还是一个学生，虽然已经大学四年级，但离毕业还有三年。目前因为期末考试临近，专业英语、内科学、外科学无一不是老虎，故作者准备复习迎考，本书更新将暂时停止一个月，等作者考试完毕，再恢复更新。

第二卷　光华维新　第五十六章　共此灯烛光（三）
（更新时间：2005…7…19　14：01：00　　本章字数：4036）

这分明就是明知故问。金宰阗的电报里面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招你们几个回来，当然不是只请你们喝喝小酒，听听小曲儿，而是让你们帮忙的。
“朕欲行君主立宪，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入手，康先生一代俊杰，当有以教我。”＇手机电子书网　Http：//。。＇　
虽然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三人同是君主立宪派，但三人的观点，却又有些不同，只听梁启超说道：“回皇上。今日开设国会的时机正在成熟，故应该先以宸裁制定宪法，按照宪法召集国会议员。制定宪法时，以资政院设立委员会以从速着手进行。在组织内阁时，应由皇上亲裁，委任在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首领组阁，以便立法权与行政权相结合，形成强有力的高效率的领导核心。”
梁启超话刚说完，杨度便反驳道：“回皇上，以梁启超主张的政党内阁万不可行，这是将君权移交于人民，作为人臣是不应该这样主张的。所谓给人民以参政权，国家三权分立是孟德斯鸠的大误解。在中华帝国，皇上的主权不可分割，应该放在牢固不拔的位置，三权只能是皇上主权派生出来的权力。所以立法权必须于行政权相分离，内阁不能受制于议会！”
梁启超和杨度争论不休，金宰阗把眼光投向了在一旁肃立的康有为。
康有为知心会意，说道：“回皇上。臣以为启超之言不可取，杨度的话才是正确的。若是由议会政党领袖组阁，则置皇上于何地？皇上当由资政院拟定宪法草案，由皇上亲自取舍裁定，然后颁布施行于天下。接着，由皇上亲自依照宪法规定决定内阁成员，召集国会议员。国会对内阁没有决定的权利，内阁仅仅对皇上负责。国会行立法之权。如此行宪可也。”
听了他们的分析，金宰阗决定施行康有为的建议，先定宪法，再设内阁，最后开国会。
至于由谁起草宪法，三人共同推荐了修律大臣沈家本。
常言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匆匆过客不计其数，真的能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毕竟有限；即便是在某一专门领域内能够广为人知的，为数其实也不算多。如果说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律界确有这样的人物的话，沈家本应该算是第一人。
沈家本字子惇，清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即公元1840年8月19日，出生于浙江省归安县（即今湖州市属）的一个书香之家。归安古称吴兴，北濒太湖，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是著名的渔米之乡。明清之际，这里人才辈出，该地域的文人士风显然对沈家本青少年时期的致学及后来的仕途生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沈家本的父亲沈丙莹道光二十五年中进士，同年补官刑部陕西司主事，在刑部一待就是十二年，虽然律例娴熟，可是升迁并不顺畅，始终不过司员而已。其后外放贵州任地方官，终因不善逢迎而罢官归里。
同治四（1865）年，沈家本乡试中举，时年二十五岁，可谓青春得意。但其后近二十年的时光里却三科会试不第，因而便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时文八股之上，屡败屡试，终于在光绪九（1883）年得中进士，时家本已年届四十三岁，只能说是大器晚成了。
沈家本考取进士以前，已在刑部任候补郎中多年。金榜题名以后，历任刑部郎中、刑部奉天司主稿兼秋审处坐办、律例馆帮办提调、协理提调、管理提调，专力于案牍奏谳之学，〃以律鸣于时〃，是当时著名的律学专家。光绪十九（1893）年冬外放天津知府，光绪二十三（1897）年夏又调任保定知府。光绪二十六（1900）年，家本升署直隶按察使。这一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庚子拳变（即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据保定，沈家本亦被拘押近四个月之久。
光绪二十七（1901）年十月，劫后还都，沈家本出任刑部右侍郎（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副院长），实为刑部当家〃堂官〃，主持部务，开始了沈家本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次（1902）年春，清廷下令参照西式法律修订新律，在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举荐下，沈家本出面负责具体的策划实施。此后的几年里，家本先后与伍廷芳、俞廉三等联手主持修订了十余部新式法律或法律草案，同时还他主持或参与了清末删改旧律、司法体制改革、翻译各国法律、筹建新式法律教育及与立法相关的出国考察和国内调查等项事务，堪称是清末法律改革的代表和化身。
科举制度培养不出专家，然而在晚清时代的刑部，却先后涌现出了三位杰出的律学大师，即薛允升、赵舒翘和沈家本，由于三人先后出任刑部高官（侍郎、尚书），且因三人皆为刑部老吏，加之熟习律例，刑部审判业务实由三人先后主持，因有所谓〃当家堂官〃之说，这不仅在有清一代，即便是在秦汉以来的专制王朝历史上也称得上是一幅非常奇特的景观。
如果说薛、赵二人还是比较单纯的传统律学家的话，沈家本的思想、见识和著述则不囿于旧律学的藩篱，是旧时代终了期承先启后、博通古今、学兼中外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法学家。
沈家本一生著述甚丰，其所著由后人刊刻的有《沈寄簃先生遗书》甲、乙编共35种190卷及《沈家本未刻书集纂》上、下两巨册。这些著作的内容大体可归纳为三个部分：
其一是传统国学。家本少年志学，读书之博遍及经史子集四部，音韵训诂、名物制度，乃至草木虫鱼之学几无不涉猎，但尤以史部见长。从家本身后保留下来的众多已未刻书稿中不仅可以看出他的学识渊博，还可看出他自青年时期起即开始留心时务，而且思想开通，对人所不齿的〃名法之家〃竞能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在当时也是十分难得的。
其二是传统的旧律学，这是沈家本著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沈寄簃先生遗书》甲编──《历代刑法考》是研究中国历代法制史的典范之作，久已享誉中外，勿庸赘言。晚近出版的《沈家本未刻书集纂》中收录的《律例杂说》、《律例偶笺》、《律例校勘记》三种未刻书都是作者研究清代律例的文字，颇类乾隆朝人吴坛的《大清律例通考》和清季薛允升的《读例存疑》，可视为清代律学的重要代表作品。此外，《驳稿汇存》、《压线编》、《雪堂公牍》、《奏谳汇存》、《刑案删存》等未刻稿则是家本任职刑部时积存的文稿，是研究清代刑部职能、秋审制度、驳案制度及修例制度的第一手资料。
其三是晚年主持修订新律时期的奏议、论说、笺记、考释、书信、序跋等，大多收录于《寄簃文存》，是研究晚清法律变革的重要资源。
研读沈家本的著作，不难看出，他的学问根底还是传统的国学，或称旧学；至于西学，或称新学，特别是日本和西方等国家的法律知识，主要是在其主持修律期间借助新译西书接触到的，深度和广度应当都很有限，但由于沈家本一生致力于司法实践，深晓固有法意，故能触类旁通，对西方法理常有其独到的理解和发明，而这种理解和发明对他晚年的思想和观念肯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客观上看，沈家本主持的清末法律改革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后果：其一是（至少从形式上）埋葬了自秦汉以后传承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固有法律体系；其二是引入了西方法律的大框架。对于这样的结局，交口称赞者有之，疾言抨击者亦有之。前者称赞他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大冰人〃、〃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后者则认为恰恰是他造成了传统法律与〃现行〃法律的不衔接并进而导致了〃中国原有法律已经亡国的神气〃。
综合考察沈氏的中西法律观似可看出，他所主张的融合中西并不是简单地、从物理上保留部分旧律和引进部分西法，即不是从有形的、〃正规的体系〃意义上的融合，而是形而上的〃会通〃。他的这种独特的会通中西的主张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主持修订的《大清新刑律》之中。在进呈该律的奏折中，他说新刑律是〃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前两句很明白，后一句有点费解。有人理解为与守旧派的〃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的主张相一致，并据此认定这反映了他所无法摆脱的传统束缚。但是从沈家本进呈新刑律草案的两道奏折来看，却都是在阐述同一个道理，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