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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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型骋环秸耄敌腥婀芾淼某醪椒桨浮贰Ｕ飧龇桨傅幕局傅妓枷刖褪牵喝婀芾砩柿希骋还芾砉┫滴瘢泄芾碇凶挚猓⑷骋坏奈镒使芾硐低澈鸵滴窬�1963年，原来设在国家经委内的物资管理总局改为国家物资总局，对地方物资管理系统实行垂直领导。1964年，又把物资管理总局改为物资管理部。为了加强物资的集中管理，统配和部管物资种类逐年增加；扩大了物资部门统一销售范围。原由各工业部门分管的统配物资销售机构，大多交由物资部门统一管理。
（二）集中力量加快农业的发展
1961隼5月中下旬，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特别是重灾区。大中城市供应上的困难还在加剧。上海人均月供应食油减到二两半，全市年粮食供应过去是31亿斤，这时是24亿斤。农业的恢复，对于国民经济调整具有关键意义。三年大跃进期间，受破坏最严重的恰恰是农业。恢复农业，除了通过调整农业政策、启动农业自身的活力外，还需要其他方面首先是工业的有力支援。
1961年春天开始，安徽许多地方试行包产到户的办法，农业生产明显回升。农民反映，今年麦收比去年好，平均亩产约80斤。农民分配的口粮，人均每天5到6两，加上自留地种的杂粮、瓜、菜等，实际上每天约1斤左右。农民反映，实行包产到户好，生活比去年好了，没有浮肿病和逃荒的了。他们说：现在自己种自己收，多种就多收，多收就多吃。经过调查，李富春要求国家计委每个季度都要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农业和支援农业的情况和问题。支援农业，要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具体政策措施，不然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还会积压。例如，农村生产关系有改变，生产队划小了，而我们还生产些大的农业机械，就卖不出去。支援农业，也要优先保证重点，如粮食高产区、经济作物区和重灾区。就是重灾区，也要先保证粮食高产区，以促进农业尽快地恢复。对农村生产关系和农业生产管理方式，李富春表示：只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各种形式都不否定，如包产到户、责任田，甚至分田到户，都是过渡的形式，要大胆设想，只要有利于农业恢复的形式都可以采用。1961年上半年，包产到户已在不少地方逐渐悄悄推开。
陈云认为责任田、包产到户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刘少奇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并开始考虑如何使包产到户合法化的问题。邓小平说得非常肯定，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为了说明这个道理，邓小平还引用了一个着名的民间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1962年7月10日，李富春就经济工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i生产力破坏严重、群众对于集体经济失去信心的地区，除了说服农民和支援农民搞好集体经济外，也可以根据农民的意见采取某些过渡的办法，如安徽省的责任田，河南省的借地，等等……有的地区，可以扩大自留她，如由占耕地的7％增加到10％另外，也可以拨一些饲料地，以利于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凡是适于个人经营的树林、山场，可以分给个人经营。凡是适于归个人的农具，都可归农户所有。耕畜可以公有私养，也可以由户喂养，每户允许有一两头大牲畜。房屋和屋前屋后的宅地，可以确定所有权，归户所有。要给产粮地区的农民留下一定的口粮。经济作物重点地区，要保证一定的口粮……国家征购粮食的总数应当适当减少……征购粮全部由国家统一掌握、统一调度……生产队在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以后，农民自己分得的粮食、油料，可以根据各地不同情况进入自由市场销售。三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农村经济造成了极度困难，中央和省市的一些领导干部提出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有利于农民的休养生息，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尽快复苏。虽然文件对责任田？借地等农村自发出现的经营形式，持比较谨慎的支持态度，但毕竟承认了这些都是以退为进的过渡办法，允许个人和农户经营部分农副业。这不仅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而且突破了以往农业生产统一经营的模式，是对适合中国情况的农业经营方式的探索。
农业生产的恢复，单靠农业自身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方面力量的大力支持。
下半年，在国家计委研究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的过程中，李富春强调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以支援农业为中心，把计划的方针任务、措施和主要指标提出来。他提出三句话：一、国民经济各部门必须继续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农业；二、进一步调整重工业，以利于支援农业，兼顾发展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加强国防，保证必需的出口援外；三、在恢复发展农业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吃穿用，调整物价和工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三）变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思想与初步实践
对于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国家主席刘少奇十分内疚。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后，在工作中比较务实。1961年9月，他痛定思痛，对国民经济管理提出了一系列从实际出发的改革建议，其中一些建议开始付诸实施。
1。关于运用市场、价值规律来解决经济问题。
在大跃进中，燃料、动力紧张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木材也十分紧张。这使得国家计委在制定二五后两年计划、三年调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中，都不得不将燃料、劝力和木材等作为中心问题研究安排。针对这些情况，刘少奇于1961年9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对过去三年总结经验统一认识需要一个过程，现在大家认识不太一致，不要紧，过一个时期会一致起来。木材今后二三年很紧，坑木也很紧。在价格上，坑木要利用价值法则来促进生产。大小木头一齐用，枝、桠一齐用，收购价也可以不一致。
不仅消费资料可以通过价值法则调剂，有些生产资料也要利用价值法则来促进生产。
现在有四种价格，即：收购价，调拨价、出厂价、销售价。这四种价格都应体现价值法则的作用，以利于生产和流通。
回应刘少奇的意见，李先念提议：成立物价委员会，专门研究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物价委员会设在计委，吸收有关单位参加。李富春马上指定薛暮桥组织物价委员会。
并在精简机构时考虑单独成立物价局，作为物价委员会的经常办事机构。
2。统一考虑和修改劳保条例，提出社会统筹退休金问题。
刘少奇提出，劳保条例有很多问题。如有些职工年老退休，是厂矿企业继续负担好，还是社会负担好？如果厂矿负担，工厂定员不准，经济核算不清。又如职工因病请假，三天内不扣工资；还有的厂规定：请假一个月以上开始扣工资，导致有的职工零星请假，对工作不利。他建议由全国总工会负责，结合城市减员、工厂定员，统一考虑这些问题。
3。重视设备维修问题。
针对过去对设备维修注意不够，维修所需构件的问题很大的情况，刘少奇提出要经常注意设备维修，备品备件标准化，指定专业工厂生产，一批一批的订购，一批一批的生产。并要求由计委有关部门提出方案。
4。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分配问题。
在严重供不应求条件下，刘少奇主张按不同对象分别解决供应和分配问题。消费者大量是农民和职工。可以制定几条原则分别对待。对农民实行等价交换；对职工实行按劳分配，按照各个地区的工资总额分配消费品。生产资料的供应也按不同情况分别对待。计划分配的物资，按计划办；地区之间的协作关系要逐步固定下来，属于协作关系的物资要按合同办事；计划外的物资，包括三类物资、小商品，由商业部成立杂品公司都管起来。年度安排和分配由经委掌握，商业部杂品公司具体执行。
在商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商业部门本身走后门，别的单位也要求商业部门开后门，导致商品走后门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刘少奇提出，要按地区组织消费者代表会议，每月开会征求意见；在农村，供销社要召开社员代表会议监督商品供应。党的各级监察机构要监察这些工作。
5。农业的包产到户。
鉴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严重困难，1961年1月1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吃饭第一，建设第二。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1961年要搞实事求是年。为了使吃饭第一工作落到实处，中共安徽省委在部分地区开始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经营管理方法。所谓万事开头难，为了推行这个责任制，安徽省委书记三次上书毛泽东，解释包产到户的优缺点。5月7日刘少奇在湖南省与农民谈农村工作问题时，首次提出可以酌情实行包产到户。虽然他说总的来讲不能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但有些零星生产，如荒山等可以包产到户，收入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都是社员自己的。
当年这些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思想和做法，包含了从中国实际出发与借鉴西方经济管理经验的远见卓识，在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建设领域，具有开风气之先河的示范地位。在经济调整当中起了重要作用。
（四）制定和实施《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
大跃进时期的左倾错误，在宏观上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在微观上破坏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以致责任制度废弛，生产秩序混乱；在不少企业中，瞎指挥、乱操作的现象严重，许多设备受到了损坏；有不少的金业，不计工本，不计盈亏，不讲究经济核算，国营企业的全民财产和人力受到侵犯，或者受到其他方面不应有的无代价的调用；许多企业的工资和奖励制度存在着平均主义倾向；许多企业的党委包揽日常行政事务，放松了党委本身的工作，特别是调查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期间，国家一方面从宏观上调整国民经济，同时在微观上也对企业进行整顿，加强企业管理。《工业七十条》是在总结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大跃进时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的。它是在薄一波领导下，由国家经委副主任饶斌具体负责拟定的。参加起草工作的还有马洪、梅行、廖季立、董峰、张沛、赵荫华等。1960年底，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就开始组织一些同志下厂调查。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后，又进一步加强了企业调查和调整。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薄一波于1961年6月带领一个起草文件的班子到沈阳，边调查、边讨论、边起草，袁宝华也参加了这次讨论。在沈阳起草了企业管理工作条例的草稿。然后，薄一波带着写出的草稿，赴哈尔滨、长春等地征求地方和企业的意见，经过多次修改，最终形成《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8月，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连续举衍4天会议，逐条进行讨论、修改，最后将文件定为七十条。后来又经过在庐山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