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平凡不能平庸-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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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一戴就一辈子,出了事是要负责任的。老百姓说得好:“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出了问题,就该有人“回家卖红薯”!
尽管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但相对于贪官来说,目前庸官的数量却不能用“个别”或“极少数”来形容界定。无数事实证明,哪个地区严重落后,那里必有庸官;哪个企业严重亏损,那里必有庸官;哪个单位严重内耗,那里必有庸官!庸官误国,庸官误民,不治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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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有功就是有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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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官常有的行为就是等、依赖,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以保障不出事。那就使一个地方失去了机遇,耽误了一个时代,这个地方不发展了,更是祸害无穷。
2003年春季的那场“非典”,相信每个人至今还记忆犹新。在那场灾难中,多少条鲜活的生命无奈的离开,巨大的恐慌笼罩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在这次事件中,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因未能采取有力防控措施而被撤职。这可以说是首开官员问责之例。
如果说肇始于那时的官员问责在当时对国人来说还颇感新鲜和罕见的话,那么现在官员问责则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常见的名词。从官方到民间,人们已经习惯于接受一种现象,即不仅“贪官”要下课,庸官也要下课;不仅直接责任人员要负责,承担领导责任的有关人员也要负责;不仅违法犯罪的官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使不构成违法犯罪但由于“官德”出问题的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庸官与贪官并不是毫无关联的两群人,很多官员就是从平庸一步步滑向腐败的深渊,有些庸官的危害可能更甚于贪官。腐败、贪污的泛滥制造了一大批庸官,而庸官的“作风病”又是腐败、贪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所以两者是“相依为命”和“相互促进”的。
有位哲人说过:世界上最清清白白、最立得直的是石头雕成的人,但它永远不会做事情。同样,干部只有做到既廉洁又勤政,才为人民群众所欢迎。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官才算庸官呢?有一段顺口溜,可以说是对庸官的形象总结:“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吃了喝了捞票子”。
具体说来,庸官有以下表现:
·*庸官思想僵化,观念陈旧,办事默守陈规,不敢创新,老是“再看看”、“再议议”、“再放放”,大好机遇白白失去。
·* 庸官不爱学习,不爱“充电”,一到关键时刻就显示“电量不足”。
·*庸官唯上不唯实,习惯于当上级的“收发室”、“传达室”,经常出现“关于贯彻上级决定的决定”、“关于学习上级安排意见的安排意见”。
·* 庸官爱游山玩水,老是带人出去“考察”、“学习”,钱花一大堆,谈起感受“激动”,回来就是不动。
·*庸官爱虚报成绩,栽一万株树就报一百万株成绩,若连前累计,树都栽到外县、外地区去了,山上却还是“和尚头”;一参加洽谈会就宣称“揽金”多少个亿,到头来都没有几个项目能落实;本来是亏损,却对上、对外称“基本持平”,甚至搞明盈实亏。庸官常有的行为就是等、依赖,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以保障不出事。那就使一个地方失去了机遇,耽误了一个时代,这个地方不发展了,更是祸害无穷。
腐败、贪污的泛滥制造了一大批庸官,而庸官的“作风病”又是腐败、贪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所以两者是“相依为命”和“相互促进”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治庸比治腐的难度更大、更艰巨。因为,庸官是一种“作风病”、“机关病”、“衙门病”,绝不是一两天所能形成的,更不是一两人所拥有的,在一些地区,庸字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了。平庸不治,任其蔓延,必然造成管理失效,导致执政能力丧失,同样会危及国家稳定。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已经采取治庸措施,刮起治庸风暴,希望能一改政府公务人员平庸作风。
短短10天时间里,四川省成都市先后将16名科级干部免职、停职,另外还有一人被停职检查,两人行政记过,三人受到警告处分,四人作出深刻检讨。
这些人受到处分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工作“不在状态”。其中,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党委书记汪光友被免职就颇具典型意义。汪
光友被免职的理由是:在淮口镇担任党委书记三年半时间以来,工作无作为,致使当地错过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什么叫做工作“不在状态”?成都市是这样定义的:
***上班迟到、早退;
***酒后上班;
***上班时间打牌、玩电脑游戏、聊天、睡觉、泡澡堂;
***上班时间串岗、离岗;
***值班人员不坚守岗位、脱岗、离岗;
***不落实工作制度、办事推诿扯皮、效率低下;
***不依法行政,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不作为,乱作为浙江省也颁布了“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首次对影响机关效能的行为作出全省性整治规定,以下这些行为都将被追究责任。
(一) 对法律法规、政策规章执行不力、消极对待,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二) 制定、发布违反法律法规和上级政府方针政策、规范性文件;
(三) 继续使用已废止的法律法规、政府规章等,损害公民等的合法权益;
(四) 违反政务公开规定,不公开办事依据、条件等及承办人员姓名;
(五) 未按规定开展电子政务建设,实施“政府上网”工程;
(六) 擅离岗位、擅离职守或在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炒股、玩电脑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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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有功就是有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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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工作日中餐饮酒的(接待省外客人除外);
(八) 在公务活动中接受当事人宴请和礼品、礼金;
(九) 对管理和服务对象态度冷漠生硬,言行举止不文明礼貌;
(十) 办事拖拉、推诿扯皮、效率低下,在规定时限内不完成工作任务;
(十一)对应该办理的事项不办理或者有其他不作为行为;
(十二)其他影响机关效能的行为。
但是,要想政府职能的转变远非出台一些政策就可以马上解决问题的。出台这些措施,从反映政府的意愿和改革方向的角度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任何细节上的疏忽,都会使禁令流于形式。这样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会而影响政府的声誉和威望。
所以说,治理庸官必须要用“制度”,一定不能采取“人治”的办法。根治庸官这一“疑难杂症”,从制度治理入手,让治庸与治腐一样成为常态,这样才不会像一阵风暴,刮过之后一切依旧。靠制度清除庸官生存的土壤,庸官就会无处藏身,才能树立起一个高效能的政府。什么是庸官,应该怎样处理,一切都应该说得清楚、明白,一切都要按照所定的“制度”办事;谁“犯了事”,都要严格按“制度”办事,天皇老子来说情都不能理。一旦“因人而异”、“因背景而异”,那么,治庸就会变成官场制度中的装饰品。
所幸的是,我们还是有一大批尽职尽责的好干部,他们无论做人还是做官,都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努力为百姓造福。就像任长霞、牛玉儒等,
他们以一颗平常心、平和心;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件平凡事、平常事。
牛玉儒是这样理解官员职责的:“执政为民不是一句空话,我们抓经济建设、城市建设,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一定
要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实惠。”
牛玉儒上任不久就表示希望自己能和百姓保持亲近、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做一个高高在上、呼风唤雨的领导。他经常深入到企业、街道、社区、农村、牧区等基层一线,深入到下岗职工、困难居民、贫困农牧民之中,体察民情,了解民意,直接解决涉及老百姓利益的实际问题。
在呼和浩特当市委书记一年多的时间,牛玉儒经常步行或自己乘出租车在大街小巷、居民社区等地方与许多普通市民都有过直接的接触。在百姓眼里,牛玉儒没有官架子,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好领导。
刚上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就听人说呼和浩特市像农村的一个村子,他就下定决心要用招商引资的办法,加快城市建设,改变城市面貌。五天飞了五个地方,走了成都、深圳、珠海、银川,在晚上又考察了乌海的城市建设情况后坐火车返回呼市,比他年龄小20多岁的随行工作人员都累趴下了,而他连家也没回就进了办公室,准备召开下午的干部会了。
2003年,呼和浩特全市GDP超过400亿元,财政收入超过40亿元;台湾汉鼎、台湾合谦、香港兴达、石家庄制药、三联化工等一大批企业相继落户呼市。城市居民收入也有显著增长。有人做了这样的统计,在牛玉儒到呼市后的一年多里,全市机关干部平均工资增长800多元钱,每个干部每天平均长1。75元。
“他没事就到处走走,城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他比我们都清楚。”市建委主任孙建华说,有一天晚上,牛玉儒打电话让他过去,
一起开车到一个小巷子里。巷子没有路灯,漆黑一片。牛玉儒说:“学生们下晚自习回来,多不安全。我数了一下,一共有46条这样的小街巷,你们要全部给装上路灯。”
按照呼市建委的统计,一年以来,呼市共开工建设了48幢2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新建1000万平方米公园绿地,主要道路都已拓宽成了八车
道、六车道,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
牛玉儒一般不发火,但发起火来很大,而这些事一般都是“小事”。比如看到一个下水井没盖井盖,看到盲道上戳着一根电线杆,都会发很大
的火,说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怎么能这么干呢!发火时眉毛立起来,嗓门很大,如果拿着电话,“恨不得把电话咬碎。”
不过,牛玉儒有时也会流泪。1999年12月17日,土右旗一辆接送学生上下学的班车发生着火事故,造成多名学生被烧死烧伤。处理完事故,
牛玉儒回到办公室里失声痛哭,说自己有责任,有失误,为此负疚难平。当夜,牛玉儒部署安全生产工作,两天未合眼。
牛玉儒高度的责任感来自于他始终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群众,为了群众的的执政理念。
有人说:一个仅仅负责任的领导干部,有什么好歌功颂德的?
然而我要说:和那些贪官、庸官相比,牛玉儒的这种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高贵品质,难道还不值得歌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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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长远之策,放弃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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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祖宗遗产,砸子孙饭碗,几乎成了一些地方的“发展模式”。某些地区的“长官经济”所催生出来的环境灾害,往往需要几倍乃至几十
倍于经济发展的成本和几代人的时间来偿还。春天的季节,本来应该是草长莺歌、千花竞放的季节,可是2006年的春天,整个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