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熊十力常批评唯识宗不对，牟宗三便苦读玄奘的《成唯识论》及其注疏和窥基的述记，读完后，他对熊说：“老师，你的了解不大对。”结果遭到熊一顿训斥。牟宗三认为，熊先生有一些偏见，他说：“熊先生读书时心不平，横撑竖架，不能落实贴体地去了解对方，首先把人家的东西弄得零碎碎，然后一点一点来驳斥它。他对儒家的文献也不多看，他只了解那乾元性海，体用不二。这是不够的，所以几句话就讲完，而量论作不出来。”
50年代，熊十力回到北京，郭沫若希望熊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熊拒绝了，他说“老朽与洋面包似不必打在一起”，而希望回北大任教。北大哲学系“颇无相纳之意”，但熊坚持要回去，并表示“愿回此挂名养老其间，与义无悖”。北大当时给他的工资为每月800斤小米，是当时教授薪水的最高水平。
熊十力多次建议恢复旧学：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国学人才；恢复南京内学院，由欧阳竟无弟子吕秋逸主持；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恢复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他屡次将上述建议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毛泽东只是回复说：“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在熊的几项建议中，只有南京内学院，多年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恢复，改称南京佛学院。
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原儒》下卷的写作，并将上下卷同时出版。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写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前后共8种，130万言。
晚年，熊十力身体不好，但他坚持每日凌晨一两点钟起床，拖着病体坚持写作。《乾坤衍》一书刚写了两三万字，便“百病皆作”。1960年2月，他曾煤气中毒，虽经抢救脱离危险，但以后神经衰弱症愈加严重。熊曾将《乾坤衍》赠上海图书馆一部，附言说：“附赠《乾坤衍》一部，实不得已自费影印。老而不死，力成此书，决不自覆其说。白沙子有句‘君子恒处睽’，即我书之心也。”
【问道】
1908年，熊十力返回故里黄冈，改名为周定中，在家乡附近任教。此时，他开始认真阅读朱子的《近思录》、程颐的《程氏易传》、王船山的《周易内传》与《周易外传》。他对程氏和船山的易学思想颇有感触，对阴阳、乾坤、动静之关系有了新的理解，萌生了坤元即是乾元、动乃静之主的思想。次年读易学，读《列子》，启发了对王阳明“良知”和《大学》“明德”的理解，忽而触悟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须向天地万物同体处认识本心。1910年，读康有为《人类公理》，病其浅薄；初闻西洋哲学唯物唯心之说，病其支离；更加坚信《大易》乾坤之义。
护法运动失败后，熊十力开始专心向学，研读儒佛典籍，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熊十力认为，中国之乱，不仅仅在于军阀、官僚作怪，更在于“众昏无知”，在于传统道德价值的失序。所以，此后他思考的重心就转到重建民族的道德、精神的重建上。他常常反省自己，说自己“私欲潜伏，多不堪问”，“赖天之诱，忽尔发觉，无限惭惶”。
1923年10月，熊十力的《唯识学概论》出版，此书依据佛家本义，忠实于内院所学。但他对佛学没有宗教徒式的信仰，而是力求得到理论上的满足。此时，他对佛学的态度缺乏批评、扬弃，但他并不认同唯识学取经院派的教条式态度。
1930年，熊十力结识马一浮，受马影响颇深。马一浮对其著述提出一些意见，他后来修订《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明心》一章时，特别在心、性、天、命、理等宋明理学范畴的同一性疏解上，采纳了马的意见。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的攻击。熊十力为自己辩护说，《新唯识论》“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
1944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此书与《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共同构成熊十力的哲学思想体系。
《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不仅仅是文言文本的改写，它已逐离了佛学体系，而成为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可把熊看成“新佛家”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视其为“新儒家”。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体”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所谓“体用不二”，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十力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有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
《体用论》集中表达了熊十力的哲学创见，特别是“体用不二”的学说。熊十力在《体用论》一书的《赘语》中说：“《新论》（指《新唯识论》）两本（指语体文本和文言文本）俱毁弃，无保存之必要。”这话，他也成书之后多次对友人提及。
《明心篇》是熊十力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主要讨论心性论与认识论问题，发挥生命体验的形上睿智，对本心与习心、科学与哲学、科学的心理学与哲学的心理学、精神与物质、知识与道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关系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熊十力提出的“体用不二”，成为整个当代新入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
综观熊十力哲学，大致经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归宗儒学的演进历程。其一生为学，融贯中西，平章华梵，摒弃陈说，绝少依傍。其哲学思想虽有不少局限，但他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诸如人的终极关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困惑和疏离等，仍是人类先自爱乃至以后所面临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他凭着对生命存在的独特体验，所作出的对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价值自觉、文化自觉的阐扬，又为人类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灼见】
熊十力说：“知识之败，慕虚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
曾有革命党人认为武汉不适合发动革命，熊十力却驳斥道：“武昌者长江之上游，南北之枢纽，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兼有张彪等庸才为官帅，若能暗中策反军队，不数年大事可成。”此说后来果被验证了。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感慨：“做人不易，为学实难。”他在第一讲里说道：“袁氏首坏初基，军阀继之，贪污、淫侈、残忍、猜妒、浮夸、诈骗、卑屈、苟贱，无所不至其极，人道绝矣！”他又说道：“今世衰俗敝，有过五季，贪污、淫靡、庸暗、污贱、浮诳、险猜，毫无人纪，吾为此惧。”
1949年4月10日，即将去台湾的徐复观收到熊十力的加急长书，熊劝他不要去台湾，并在信中将不能去台湾的理由一一罗列：国军已是全无斗志，美国人的援助绝对是靠不住的，国民党小朝廷仍旧不思进取……
1950年春，熊十力抵达北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便专程到车站迎接。他谈起一路观感，顺口冒出“林彪心术不正，怕不得善终”之句，吓得旁人赶紧劝他不要再乱讲。
新中国成立后，统战工作者问道于熊十力，熊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事苏联如祖，事斯大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
熊十力说：“中国学人有一致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两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
晚年，熊十力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但即便如此，他仍对未来寄予希望：“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幻灭】
台湾学者林继平在《我的治学心路历程》中记述，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熊十力秘密到达广州，准备去香港或台湾。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电告林彪，让其在广州拦截熊。林彪与熊十力是黄冈同乡，尊称他为熊老师。熊无奈，只能随林彪回到武汉。林彪还召开欢迎大会，欢迎熊荣归故里。会后，即护送熊回到北京。
50年代初，熊十力在北京颇觉寂寞。他虽受到礼遇，但他的关于复兴中国文化、重振古代儒学的主张得不到采纳；而从学者也越来越少，昔目的友朋门生故旧聚首日渐稀罕。有过去对他执弟子之礼者，运动一来，竟说，我不知道熊有什么学问。
历次政治运动虽都没有触及到熊十力，但原来的老朋友很少有人再上门来了，熊十力颇感孤独，他曾对杨玉清说：“先还有些学生来谈谈问题，现在鬼都没有上门的了。”
50年代，陈毅去看望熊十力，他竟伤心地号啕大哭。陈毅问：“您老为何这么伤心？”熊答道：“我的学问没有人传哪！”陈毅深受震动，后来给上海高校的教师做报告时，他建议大家多向熊十力请教：“近在眼前的贤师，你们就去拜门，有人批评，就说是陈毅叫你们去的！佛学是世界哲学里的组成部分，一定要学。共产党讲辩证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论，又怎能精通唯物论呢？”
冯友兰在《怀念熊十力先生》一文中写道：“熊先生在世时，他的哲学思想不甚为世人所了解，晚年生活尤为不快。但在50年代他还能发表几部稿子。在他送我的书中，有一部的扉页上写道：‘如不要时，烦交一可靠之图书馆。’由今思之，何其言之悲耶！”
晚年，熊十力常要向统战部领导“汇报”自己的近况和思想动态，偶尔也在信中表一下态。1957年6月，他写信给统战部，说：“今天见报载，章伯钧自认造谣反党，真可耻可恨。”1959年2月则在信中写道：“昨年大跃进，中外欢腾。今岁更当一日千里。”但他的信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如住房、吃饭问题等等。1960年11月，他致信统战部，要求吃粗面包，“上月承惠两次饼干，是上好的东西，而此物吃时总不觉得饱，所以愿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