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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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的考证方法对顾颉刚后来治学影响极大，顾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胡適用西方文学研究方法评价《红楼梦》：“《红楼梦》不是一部好的小说，因为书里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他认为《水浒传》像英国的《罗宾汉》，“水浒传”应解作“湖畔强人”或“水边盗贼”。
胡適自称其思想在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赫氏的思想教人怎样怀疑，教人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教人把一切思想都看成是待证的假设。
对于历史，胡適有名言云：“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適最爱写对联：“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胡適说：“‘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胡適就改造社会与改造人孰先孰后的问题与周作人发生争论，他说：“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等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为了配合蒋介石政府的“新生活运动”，上海大学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一文，既反对复古，也反对模仿英美及苏俄，主张建设中国的本位文化。此文发表后，引发“五四”以来的文化大论战。胡適发表评论文章，认为他们的主张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而“中国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得可怕”，所以不必为“中国本位”担忧。他说：“政府无论如何声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
胡適坦言：“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例如中国人接受了基督教的，久而久之，自然和欧洲的基督教不同，他自成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又如陈独秀先生接受共产主义，我总觉得他只是一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莫斯科的共产党不同。现在的人说折中，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衷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缺而已。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胡適曾赞成全盘西化，但很快又撰文否认“全盘西化”，他说自己的主张是“充分世界化”。
胡適提出的诸多理论，至今被世人引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等等。
江冬秀带儿子胡祖望出门，碰上蒙古王公出殡，造成拥堵。胡祖望见此情形，对江冬秀说：“妈，你死了就埋掉，绝不摆仪仗阻碍交通。”江听罢极为气愤，回家将此事告诉了胡適。胡適听罢，认为儿子言之有理，但又不好直接说明，只是说道：“我要写个遗嘱，到我死后，把身体送给协和医院做解剖用。”江听罢，大为生气。
罗尔纲回忆，胡適在中国公学时，兼容并包，有蔡元培的作风。当时中国文学系，有王辏г说难碜诨艚滔惹毓盼模凶笈勺骷野邹苯滔肪纾兄挥行⊙П弦档那嗄曜骷疑虼游慕绦∷凳宰鳎劫┤绾头脬渚坦诺涫士贾ぃＵ耦旖涛餮笪难贰Ｂ健⒎搿⑸虻哪炅浔纫恍┭剐 ５笔被褂幸晃�60岁左右的学生，因仰慕胡適而来求学。
50年代初期，唐德刚问胡適：“胡先生，汉字要不要改革？”胡答：“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当时大陆正在大肆批胡，但胡却对大陆的汉字简化颇为关注，“简字表”一出，胡立即让唐给他送去，每张都细细阅读，称赞不止，心平气和，言出由衷，令唐万般心折。后来，唐再问：“汉字要不要拉丁化？”胡答：“兹事体大！兹事体大！”
【向学】
儿时，胡適几乎不知嬉戏，而只知看书，与小伙伴玩耍时，也总是扮演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他常用竹纸蒙在小说的石印绘像上，临摹书上的英雄美人。一次，先生发现他的临摹后，将其大骂一顿，并撕毁了他抽屉里所有的图画，从此胡適再不绘画。
当时儿童的发蒙教育就是教念书，先生不做讲解。母亲为了让胡適好好读书，就多给先生交学金，别人只交两元，母亲交六元，以后逐年增加。先生在教学时，也特别为胡適逐字逐句讲解。一次，胡適的一个同学家请先生给父亲写一封家书，这位已经读了四年书的同学将写好的家书偷偷拿出来看，忽然问胡道：“贰庑派系谝痪洹盖状笕讼ハ隆鞘裁匆馑迹俊焙m这才明白母亲多交学金的好处。
胡適能成为学者，得益于父亲留下的遗嘱。其父曾给胡母和四个儿子各留一份遗嘱，给胡母的遗嘱说胡適天资聪明，令他读书，给胡適的也是让他努力上进。正因了父亲留下的这几份遗嘱，掌握胡家财政大权的胡適二哥才将14岁的胡適带到上海求学。
到上海后，胡適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及中国公学就读。他说：“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时期内，我经历过三个学校，一个都没有毕业。”
初到梅溪学堂，胡適在最低的班级第五班读书。一日，上国文课的沈先生说“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传”是“左传”。课后，胡適低声纠正沈先生说：“这个‘传’不是‘左传’，应该是《周易》的《系辞上》。”沈尴尬之余问胡適读过何书，胡回答后，沈便出了一个《孝弟说》的题目，让他作文章。胡之前从未“开笔”作过文章，这次便努力写出一篇。沈看后很满意，将胡適带到第二班。于是一天中，胡適连跳四班，成了第二班的学生。后到澄衷学堂学习时，巧合的是，他也是进了第五班，一年中，他再次跳了四班，进了第二班。
胡適刚到第二班，作文课便布置了两个题目：一、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二、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胡適根本不知“日本”在何地，也不知“经义”如何做。正在发愁之际，家中来人通知其速回，因其三哥病情严重，先生便让他将作文带回家作，下星期补交，这才解救了胡適。回家后，他让二哥找了一书篮参考书，才勉强完成了作文。
在澄衷学堂时，胡適一度对算学很感兴趣，他常在宿舍熄灯后演习算学问题。宿舍里没有桌子，他便将蜡烛放在帐子外的床架上，他趴在床上，将石板放在枕头上做算学题。因为太用功，一段时间，他的耳朵几乎聋掉，幸得他时常锻炼身体，后才渐渐康复。此后，因学校开除一名学生，胡適向校长抗议，被记大过。正好此时上海中国公学招生，他便到中国公学读书了。
胡適在梅溪学堂的同学汪金銮回忆，胡適到学堂后，监学张先生对胡另眼相看，让他坐到自己的八仙桌旁。一天晚上，胡適读《史记》，读到项羽自刎于乌江时写的绝命诗，不禁潸然泪下。张先生问道：“读书为何流泣？”胡適回答：“我不知道是什么原故，肚子里非常感触。”
中国公学的师生几乎都是革命党人，他们对于16岁的胡適极为爱护。当时胡还拖着小辫子，但没人让他剪辫子，也没人让他革命。多年后，但懋辛告诉胡適，当时学校中同盟会的会员们商量过，认为他将来可以做学问，所以不劝他参加革命。
杨亮功回忆，1929年，马君武到中国公学讲演，指着胡適对学生说：“那时候用红头绳子所扎的小辫子，翘翘的，就是现在你们的校长小时候的象征。”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进入中国公学前，胡適只会说徽州话和上海话，到中国公学后，大家开始学说普通话。同学中四川人最多，胡適便学会了说四川话。他到四川客栈去看朋友，四川人将他认作同乡，问道：“贵府是川东，是川南？”
叶德真回忆，胡適办《竞业旬报》时，常到附近的旧书店买书回来读，他平日常抽强盗牌香烟，烟盒中附赠有画片，他在画片上标明书名、何日购买、限几日读完，放在书桌上，时常提醒自己。到周末他也出去与朋友吃饭、听戏，但回来必定在煤油灯下挑灯夜读。
胡適因办《竞业旬报》，与南社诗人傅君剑结交。傅要回湖南，胡写赠别诗云：“我以何因缘，得交傅君剑。”而傅回赠15周岁的胡诗云：“天下英雄君与我，文章知己友兼诗。”有了这两句诗的激励，胡適从此发奋读诗，立志做个诗人，就连上数学课时，他也在底下作诗稿。他在澄衷学堂时培养的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也消失殆尽，“从此走上了文学、史学的路”。
1907年，胡適与同学一起游西湖，作有纪游诗，他不懂诗韵，全凭念起来顺口。杨千里看了他的诗后，替他改了两句，结果意思大变。胡適这才知道，写诗要“牺牲诗的意思来迁就诗的韵脚”。他开始痛恨律诗，以至于日后在师大讲演中国文学的变迁时，提到律诗及平剧，竟斥为“下流”，令听众极为费解。这也是他日后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因缘。
1908年，中国公学开除了学生朱经（朱经农）、朱绂华（芾煌），引发了一场风潮，最后导致中国公学分裂，一部分师生自筹资金，组建了中国新公学。胡適也退学加入了中国新公学，并教授学校低级各班的英文。他的学生中有饶毓泰（树人）、杨铨（杏佛）、严庄（敬斋），另外，他还在校外收了几个英文学生，其中一个便是张奚若。
参加留学考试时，胡適怕落第被朋友取笑，便以“胡適”为名报考。考试结束后，他到史家胡同去看榜。时天已渐黑，他觉得自己考的不好，所以从下至上倒着看，看完了没有他的名字，正失望至极之际，发现原来是“备取”的榜。于是他再去看“正取”榜，仍是从下至上看，终于看见了他的名字，仔细一看，却是“胡达”。再往上看，便看到了他的名字，他高兴地坐回车里，心里想：“那个胡达不知是谁，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
1910年，胡適讲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该学院的课程胡適还算可以应付，但唯独对果树学，他实在觉得苦不堪言。果树学每周要上实习课，给每个学生分30或35个苹果，让学生在实验室进行试验，然后对苹果加以分类（一共有400多种苹果）。美国学生花上二三十分钟就可以完成，而胡適在实验室内忙上半天，却还是错误百出。被苹果难倒的胡適自知没有学农的天分，只好于1912年转入文学院学习了。
1912年，胡適选修了一门训练演讲的课程。当他第一次被老师叫上讲台演讲时，时值盛夏，他却浑身发冷、颤抖，虽然在此之前他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