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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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离开北平后的胡適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他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自私地埋头于学术活动。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胡適离开北平时，没有带上小儿子胡思杜，谁知这一别便是永别。1958年，胡適从香港得知儿子自缢的消息，但他将信将疑，在遗嘱中，还为这个小儿子留下了一份小小的遗产。1962年，在胡適的葬礼上，江冬秀向大儿子胡祖望问起胡思杜，胡祖望才将弟弟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而胡適直到去世，仍不知道这个小儿子已经先他离开人世。
1949年以后，胡適在美国的生活颇为窘迫，没有秘书，出外挤公车，所有家务都只能自己做。他本准备赴英任教，但因为英国政府承认中共政权，他便拒绝前往；美国某前财政部长准备请他到匹兹堡大学讲座一年，年薪万余元，并为他建房，被他拒绝；许多学校曾请他任教，也被他拒绝；他最困难的时期，台湾当局曾送给他6万美元宣传费，他亦悉数退回。在美国8年多，他几乎没有固定收入，只能靠稿费、版税、储蓄勉强度日。但即便如此，胡適拒绝申请美国绿卡。唐德刚回忆：“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等他看见我的车子时，那份喜悦之情，真像三岁孩子一样的天真。”
1956年秋，胡適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客座教授一学期。张充和回忆：“我在图书馆做事，图书馆里的人不知道什么胡適不胡適啦，叫他填表，他从来不会填表，以前他要什么书，都是学生送到他家里去的。他填不好表，我看见了，就请他坐在一个桌子旁，问他要什么书。他要什么，我给他拿。”
胡適晚年在美国，常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看中文报纸，看得极为仔细，连副刊都不放过，夏志清说，胡此举“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岁月，实在好不了多少”。唐德刚亦曾感慨：“胡適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并没有把胡適看成胡適啊！”
在美国，胡適的住处治安不好，常有小偷光顾。江冬秀日以继夜地打麻将，胡適并不制止，因为家中客人来来往往可以让小偷止步。他也乐于和唐德刚等年轻的留学生来往，他们的来访不仅可以防盗，而且也为雇不起用人的胡氏夫妇充当免费司机和搬运工。在美国时，胡適曾不止一次声调凄凉地告诫唐德刚：“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
1957年春天，胡適在纽约因胃溃疡大手术之后，立下了英文遗嘱，幻想“光复大陆后，北大成为自由大学时”，他留在北平的102箱书捐给北大。他此刻已感觉到，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祖国大陆了。
是年11月初，赵元任听说“中央研究院”欲聘胡適为院长，便打电话劝胡適应允。因为此前胡適曾对他说：“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
胡適在美国收入日绌。他坚持著述有论必有据的原则，他对唐德刚说：“人家都以为我胡適写文章，总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其实我写起文章来是极慢极慢的。”吴国祯一次对唐说，胡適之一定要回台湾。唐问何以见得，吴答：“他告诉我他一篇讲演稿子要写两三个礼拜，他如何能在美国谋生？”而彼时吴在美国正以讲演谋生。
记者常君胜在《三十年前“夜访胡適谈三事”追记》一文中写道，雷震案发生后，他去采访胡適，他问道：“如果军法复判局传胡先生出庭，你愿不愿意去作雷震的‘品格证人’？”胡適两眼瞪着常，没有立即回答，半分钟后，一拍桌子，严肃地说：“我愿意出庭做证！”接着，胡適又激动起来：“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成为言论自由的象征，现在不料换来的是十年的坐监，这……”说到这里，又重重一拍桌子：“是很不公平的！”常君胜的报道很快刊发，他听小道消息说，蒋介石看到这篇特稿后，气得拍桌子说：“胡適之竟要出庭给雷震做证！”
报道见报后，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陈雪屏对报社的发行人余纪忠说，雷震案发生后，胡適启程回台湾，他们“怕胡先生回国时心情激动，会说出些不中听的话，才特别推毛子水先往东京等候，和胡先生同机返台，途中将最新情况恳切说明，最重要一点是无论如何不要接见记者，发表任何谈话”。他们这样做，是“想让事情冷一冷，等老先生（指蒋介石）气平下来，再相机进言，雷儆寰也许可以早点出狱”。胡適本已答应，“都是你们那个常某某，一再用各种问题刺激胡先生发了脾气，我们在一旁听得很清楚，话既出口，着急也没有用”。“现情形弄得很僵，胡先生请见总统久无下文，辞公（陈诚）、岳公（张群）都不敢进言，营救雷震的事恐怕更难了！”
董桥曾撰文说明胡適为什么不去狱中探望雷震：“事过四十多年，郭际冈信上说，胡適太了解蒋介石的个性了，他知道只要他到监狱去探望雷震，蒋介石肯定会对雷先生采取更严厉的报复，连家人可能都遭殃。”
1959年，胡適在日本东京接受记者司马桑敦采访时，曾有一段分析大陆学者吴虞的话：“在五四运动前后，他被指为左派，后来变为中间偏左，而逐渐地中间偏右，现在则成了右派，左右挨打，站在夹击的中间了。”他对吴虞这段评说，更像其夫子自道。
在台湾，胡適度过了人生的最后4年，也是他被四面夹击的4年。他与时代的摩擦达到了高峰。他为自由而去，但在台湾他依旧没有得到“自由”。他甚至对朋友叹息说：“宁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逸事】
一次，少年胡適和外甥章砚香途经中屯的三门亭，他指着神像怂恿外甥道：“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抛到茅厕里去，好吗？”胡適的一席话吓坏了比他大几岁的外甥，随行护送他们的章家长工也慌忙阻拦，胡这才作罢。晚上，胡適吃饭喝多了酒，大喊大叫起来，章家长工便将路上之事告诉胡母，说可能是神道怪罪，胡母便惊慌起来。而胡听了长工的话，怕因醉酒被母亲责罚，灵机一动，真如鬼神附体一般，愈加闹得厉害了。母亲慌忙焚香祷告许愿，后来胡疲倦了，才不知不觉睡着了。一个月后，母亲让舅舅带着胡適到庙里谢神还愿，胡適只好老实跟着去了。这件事，胡適直到1917年留学归国回家时，才向母亲坦白。
清末民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开始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等。原名胡洪骍的胡適，由其二哥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适”字做了表字，并用“胡適”做笔名。
孙中山号称“孙大炮”，胡適以为，孙只是一个能说会道，肚中空空的家伙。一次，胡去孙处拜访，见其书架、床上、桌上都是书，便怀疑其有没有看过，随手抽出一本来，发现上面每页都圈圈点点。他又连续翻了好几本，每本都如是。胡適这才对孙十分佩服，说：“孙文可是一门不能轻视的实炮。”
1919年10月，胡適到山西大学演讲，对山西军阀的愚民政策和专横进行了批评。山西大学学生听罢大为兴奋，向胡提出要转学到北大。时国立大学可以相互转学，胡適同意了他们的请求，结果山大有一半学生转入北大。阎锡山因此对胡適意见颇大，20年后还念念不忘，屡屡对胡適提及。
太原有两座碑，一座碑上刻有一千字，人人都须认识，另一座刻有八百字，山西人必须认识。胡適不认识上面的一个“崞”（音郭，山西的一个县名），于是胡適不认识“崞”字的消息便就此传开了。
30年代在北平，胡適的书大概有20架，他记性很好，能记住每本书的摆放位置。他不用卡片，看过的书中凡有用的地方，用红、黄、蓝三色纸条夹在里面，需要用时，一翻就得。1934年，罗尔纲写《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送去请胡適看，胡抽出《大清律例》中的一册，翻开蓝纸条夹的地方，指着一条史料让罗加上。胡適从未研究过天地会，翻阅《大清律例》是为研究《红楼梦》，且已经过了十几年，还能清楚地记得，罗尔纲只能慨叹胡的天赋卓绝。
胡適主张“无后”，有了儿子祖望后，最初他对儿子并不太在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祖望父爱日浓。其侄胡思永曾写信给江冬秀道：“四叔现在很爱祖弟了，这很好。以前呢？不许思祖上床睡。现在呢？回家不管什么事忙，先要抱儿子起，究竟还是儿子好。”
李石曾爱吃大蒜，身边时常携带大蒜。一天，李到胡適家中拜访，不一会儿，江冬秀便对胡適说：“适之，你不是有约会吗？”胡適不明所以，继续和李聊天。结果，江一会儿又催道：“你的约会时间快到了。”李这才告辞。李走后，江冬秀说：“他的大蒜气味这么重，你怎么忍得住？”接着打开门窗通风，又用香把屋子熏了一遍。
温源宁这样描写胡適：“四十出头了，胡博士还显得很年轻。脸刮得挺像样，衣服穿得挺像样，他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漆黑，不见二毛；前额突出，跟奥古斯都大帝相似；一双坦率的大眼；两片灵活的嘴唇，显得能言善辩；面色红润，却不是由学者的‘生活朴素，思想高超’而来，也不是由俗人的‘饮食丰美，生活放荡’而来。中等身材，十分匀称，一举一动，轻快自如。从外表看来，胡博士是由俗人变为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为俗人。”
黄伯易在暑期学校的欢迎大会上见到了梁启超、胡適等人。会后，同学们在食堂对大师们的仪表品头论足。有人说想不到杜威不过是一个瘦老头，并给江亢虎的高和胡適的矬起了外号，说胡適不像一个学者，倒像花牌楼的商人。
郭沫若回忆：“我那时候也在吸香烟，在电风扇之下擦了几根火柴都不能擦燃。博士把火柴匣接过去，顺手又取了一个酒杯来打横，把左手的拇指和无名指挟着酒杯边，食指和中指挟着火柴匣，那样酒杯便成了一个玻璃罩，火柴也就擦燃了。他向我笑了一下，我也着实地佩服着他：毕竟不愧是我们的博士！”
1933年，胡適应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邀请到武大演讲，同行的还有杨振声（字金甫）、唐钺等人。此行王还为几人安排了一场特殊的“考试”，请他们到幼儿园和孩子们进行交流。孩子们虽然可以听懂胡適说的故事，但却不大明白故事的含义，胡適大为感慨：“只有杨金甫说的故事，是全体小主人都听得懂，又都喜欢听的。这方面，我实在不如金甫。”
胡適曾与樊弘因“在历史上民变从未成功”的论题发生激烈争辩，最后胡词穷，说道：“我比你书读得多，你是学经济的，你知道什么政治？”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引用了威廉·莫瑞森的话，大家都不知道莫氏为何许人也。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