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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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素斐夭折后一年半，远在美国的胡適给江冬秀写信说：“冬秀，我今天哭了女儿一场！梦中忽然看见素斐，脸上都是病容，一会儿就醒了。醒来时，我很难过，眼泪流了一枕头，起来写了一首诗，一面写，一面哭。忍了一年半，今天才哭她一场……”并在信后附上诗《素斐》一首，有研究者认为，哭女儿是真情迸发，诗素斐，到底是为哪个Sophia？
1934年《十日谈》发表了“象恭”的《陈衡哲与胡適》一文，称陈女士留学美国时，想与胡適“结为永久伴侣”，被胡適拒绝。胡将“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故陈、任婚后感情一直很平淡。此文引起了轩然大波。胡適写信给《十日谈》编辑部，批驳此事，而该杂志也公开道歉。
唐德刚说：“素斐者，SOPHIA也，‘莎菲’也！‘为念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他认为，胡適的《素斐》一诗是“缠绵悱恻的一石双鸟，悼亡、怀旧之诗”。
而夏志清则认为，胡適对陈衡哲“不存一丝罗曼蒂克的幻想”，他只是“艳羡他们的幸福”，他给女儿取名素斐，“虽不能说纪念他同陈衡哲那段旧情，至少也希望女儿长得像瓦莎学院优秀生莎菲一样聪明好学，而一点也不像她生母那样的庸俗。德刚道破胡適为爱女取名用心良苦这一点，实在令人心折”。
胡適留学归国，声名远播，温厚机敏，更兼风度翩翩，对女士温柔体贴，绅士风度十足。讲课时，看到女生坐在窗边，寒风吹进来，他会很细心地走过去替她把窗户关上。于是，他免不了收到许多神魂颠倒的情书。1926年，汤尔和曾赠胡適一诗，描写其周旋于红袖之间的情形：“蔷花绿柳竞欢迎，一例倾心仰大名。若与随园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门生。缠头拼掷卖书钱，偶向人间作散仙。不料飞笺成铁证，两廓猪肉定无缘。”
胡明回忆，北大那些年，爱慕者写给胡適的信足有两大箱，搬家时胡適要扔，江冬秀都保留下来。有一天，江冬秀整理信件时发现了北大女诗人徐芳写给胡適的“情书”。江冬秀写信给胡適责道：“我算算有一个半月没有写信给你了。我有一件很不高兴的事。我这两个月来，拿不起笔来，不过你是知道我的脾气，放不下话的。我这次理信件，里面有几封信，上面写的人名是美的先生（Mr。Charming），此人是哪位妖怪？”胡適回信说：“谢谢你劝我的话。我可以对你说，那位徐小姐，我两年多只写过一封规劝她的信。你可以放心，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
胡適曾到欧洲游历，留英学生叶元在回忆：“他（胡適）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我每天上完了课以后总要去看他。我还陪他常常去吃中国饭。那时候他的客很多，英国的在朝和在野的名流都以一见他为荣。经过伦敦的日本学者也都去看他。后旅馆里一位女侍者知道他的身份了。有一次他告诉我，这位女侍者竟要他‘刻思’（Kiss，亲吻）她。”
胡適好友的妹妹、学生饶毓泰的妻子朱毅农单恋胡適多年，最后发疯，染病身亡。她曾写下一篇6000多字的自传，但因精神病发作，将稿子烧毁。
曹诚英（字珮声）是胡適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我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她比胡適大约小11岁，在胡適去世11年后去世，享年同为71岁。她是胡適唯一公开承认爱过的女人。二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胡適与江冬秀的婚礼上。当时婚礼上的“小伴娘”曹诚英就已经吸引了胡適的目光。曹诚英喜欢种花草，胡適夫妇到北京后，常写信给胡適，请胡寄些花籽给她，或作些小诗请胡评阅。
1918年，曹诚英遵父母之命嫁给同乡胡冠英，由于曹诚英自1920年开始一直在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直到婚后第四年都未能生育，婆婆便做主为胡冠英在家乡娶了一房小妾。接受了新思想的曹诚英无法忍受，于1922年底，与胡冠英离婚。
王映霞回忆：“我在杭州女子师范读书时就知道胡適，原因之一固然是因为他是中国新文化的早期传播者；原因之二是他的表妹曹诚英与我同校，但比我高一班。曹诚英长得不好看，而且是小脚，但同学都对她另眼看待，因为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胡適的表妹。胡適待这个表妹很好，关心她的学业。”
1923年，胡適到南方养病，在杭州重遇曹诚英。据曹诚英的亲戚、诗人汪静之说：“胡適来杭州的目的是为探视独居的‘小伴娘’。”
再见时，曹诚英已不是胡適印象中当年的小伴娘，汪静之曾这样形容曹：“她不算漂亮，但很迷人。先是令我着迷，后又使胡適着迷，她就是属于那不很漂亮，但有迷人魅力的女人！”
胡適和曹诚英一起在杭州游玩了4天，临别时，胡適为曹作小诗《西湖》：“十七年梦想的西湖，不能医我的病，反使我病的更厉害了……这回来了，只觉得伊更可爱，因而舍不得匆匆就离别了。”20多天后，胡適在5月25日的日记上粘贴了曹诚英随信寄来的8张在西湖拍的照片，其中一张是曹诚英的单身像。
5月底，胡適再一次南下杭州，这次，他们在杭州南山的烟霞洞边开始了同居生活。两人过着“神仙生活”，“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树盛开，香气迎人。我们过葛洪井，翻山下去，到龙井寺。我们在一个亭子上坐着喝茶，借了一副棋盘棋子，下了一局象棋，讲了一个莫泊三的故事”。胡適称，在烟霞洞与曹诚英一起生活的时光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1923年10月3日日记）。
是年的中秋节，徐志摩应胡適之邀到杭州游玩，徐一眼就看出胡、曹关系非同一般。他问胡適：“尚有匿而不宣者否？”胡適直言：“有。”徐鼓励胡適忠于爱情，他在日记中写道：“适之是转老回童了，可喜。”
1923年底，胡適离开杭州回到北京，他住到西山秘魔崖，并写下这样的诗句：“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上的人影。”这段时间的胡適日记中，频现“烦闷”二字。
1925年，曹诚英怀孕，胡適终于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先是拿着剪刀要刺胡適，被人拦下后又进厨房拿出菜刀，威胁胡適说：“你要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儿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儿子不要了！”胡適最后只能作罢。此事最后以曹诚英堕胎告终。
胡適和曹诚英之后一直有书信来往，他们还曾在上海汪孟邹家中幽会。江冬秀对此只能忍受。
1939年，曹诚英与四川大学的曾某谈婚论嫁，江冬秀得知后，对曾某亲戚抖出了当年曹与丈夫的旧情，致使曾单独解除婚约。曹气得要上峨眉山当尼姑，其兄曹诚克力劝，甚至说“不结婚可以独身”之语，终于将其劝下山。此后，曹诚英未再嫁人。
1949年后，胡適去美国前，曾与曹诚英在上海见面，此后二人便天各一方，断了联系，但她仍深爱胡適。1965年6月，胡適家乡安徽绩溪上庄村的村口的杨林桥被山洪冲毁，曹诚英捐出自己的积蓄，重修杨林桥。
1973年，曹诚英病逝于故乡绩溪。临终前她留下遗言，一定要把她安葬在杨林桥边的那条小路旁，因为那是胡適回家的必经之路。她一直珍藏的一大包与胡適来往书信，交汪静之在她死后焚化，带去了天堂。
而1959年，68岁的胡適在为《中国语文——月刊》题字时，写下了三十多年前的旧句：“山风吹散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溘逝】
胡適生前便拟好遗嘱，曾对王志维说：“不要把这件事看得那么严重，我在中年的时候所耗去的精力比一般人多，所以我的写作比一般人发表得多。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的精力都透支啦。人终归要死的，像傅孟真先生那样一倒下去就完了，最痛快。像梅（贻琦）先生住在台大医院那么久，实在太苦。我很羡慕傅孟真先生那样的死。如果我将来病到像梅先生那种情形就自杀，你们千万不要救我。”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第五次院士会议，七名院士当选。下午5点开始的酒会上，胡適很高兴地致辞，大谈十几年来在这个孤岛上，虽是离群索居，在知识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对胡適所言，副院长李济很不以为然，他说，他并不乐观，虽经过50年提倡，科学思想还是在中国生根不成。
于是胡適接过话题，先谈科学未能生根，再谈民主怎样落地，但话到嘴边，却未畅所欲言。当时在场的研究员张朋园后来写道：“那时候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还不容许在公开的场合批评时政，民主话题还是禁忌，不得不以言论自由敷衍一下。”说到此时，胡適有点激动，打住了话头说：“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谢谢大家。”
这时已是6点半，客人开始回去，胡適含着笑容和一些人握手辞别，正要转身说话，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地上。站在旁边的凌鸿勋、钱思亮赶紧伸手去扶，却已经来不及了。胡適就这样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终年72岁。
胡適逝世后，台湾政府组织了治丧委员会，由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朱家骅、蒋梦麟、王世杰、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于右任、蒋经国等为委员。台湾当局也趁机做反共宣传，将胡適思想“盖棺定论”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哲学，而岛内的“倒胡派”言论也销声匿迹。
胡適曾留下遗嘱：死后火葬，骨灰由治丧的友人们处理；把留在北平的102箱书全部捐献给北大；家中的文稿和藏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个人如有遗产给祖望和思杜，如他们先自己而去，则给孙子们平分……然而清点胡適在台湾财物时，除了他的书籍、手稿、文件外，所有存款仅为135美元，令人唏嘘不已。
胡適灵堂设在台北市极乐殡仪馆，他身着蓝色长袍，黑色马褂，脚穿布鞋，遗体上覆盖着北大校旗。蒋介石亲往吊唁，亲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適治丧委员会收到各界人士送的挽联挽幛八百余件，而前往灵堂瞻仰遗容的市民更是络绎不绝。3月1日公祭，参加人士多达3万余人，上至国民党最高统帅，下至家庭妇女，都前往致祭。
10月15日，胡適遗体入殓。这天是入秋以来最凉的一天，细雨霏霏，胡適棺木上覆盖的是北大校旗，万余人陪着灵柩出殡。从台北市到南港的马路两旁，无数市民前来送胡適最后一程。灵车开至松山以后，沿途居民家家燃香，户户路祭，一路鞭炮声不断。
这一天，台湾有三十万人一起送走了这位在中国现代史上散发着智慧光芒与温煦气息的学者。
胡適长眠于南港“中央研究院”大门对面的山坡上。他的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亲书的“智德兼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大校友会建造的纪念亭；左首有中国公学校友会建造的半身铜像。墓志铭由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书写，其内容为：
“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