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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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那是必要时用来跳墙逃走的。廖翠凤急了：“要走大家走！我一手抱一个（孩子），一手拖一个（孩子），怎么跳墙！”
1927年，林语堂被陈友仁所感动，到汉口的革命政府担任外交部秘书长，地位仅次于部长陈友仁，但半年后林即离开了武汉。这六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唯一的官场生涯。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林自认为是“吃植物的”，于是决定再不做政治家。他曾言：“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林语堂说，如果让他去当市长，今天上台，必定也在今天下台。林憎恨小政客，他说：“我不能容忍小政客的那副尊容。在一个机构里有这种人，我是无法与他们斗下去，我一定先开溜。”
《人世间》停刊，林语堂又创办杂志《西北风》。他说：“用西北风并无什么深意，浅一些说，我们认为西北风的尖锐，能使人兴奋；不若东南风，使人感到软绵绵的。”
林语堂在美国留学期间受过胡適的支助。后来胡適任民权同盟北平分会的会长，撰文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林语堂认为他违背了民权同盟的章程，不顾与胡適的私人交情，坚决赞成将他开除出会。
晚年，林语堂选择到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台湾定居，蒋介石对他礼遇有加，宋美龄在林语堂夫妇八十双寿时，写文章赞誉林是一位“十足完美的文明人”，但他始终不愿入仕途，婉辞考试院副院长的职位。
【纯厚】
不到二十岁的女兵谢冰莹和两个同学冒昧到中央日报社副刊见林语堂和孙伏园，林、孙二人热情接待。之后，孙伏园将谢冰莹的信刊登在副刊上，林将其翻译成英文。谢到上海后，林鼓励其写《从军日记》，引领谢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多年后，谢忆及林，仍心存感激。
林语堂的女儿说：“父亲心目中无恶人，信赖任何人。”在上海时，林语堂雇了一个小瘪三在家里当差，他雇用那个小瘪三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此人聪明。此人会修理电铃，接保险丝，悬挂镜框，补抽水马桶的浮球，甚至还会修理打字机。林很喜欢他，甚至爱屋及乌地将小瘪三用英语、国语、上海话、厦门话骂人的本领看成语言天赋，并愿意为他出学费，让他去读英语夜校。幸好，此人不成器，没有去读。后来，林家里又雇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佣。此人与女佣相好后，同睡在林氏夫妇床上，林语堂说服夫人原谅了他们。最后二人串通好偷林家的银器到外面去卖，林依然对二人深信不疑，直到二人在外面因偷东西被捕入狱，自己招供之后，林语堂才醒悟过来。
又一次，林语堂夫妇带着孩子们到无锡游玩，本打算第二天回来，但临时改变了行程，当晚就回了上海。到家后，他们发现，厨子和家中的洗衣妇睡在他们床上。林夫人廖翠凤气坏了，执意要赶走二人，林语堂又大发慈悲，他替厨师求情，理由是“他烧的八宝鸭实在好吃”。洗衣妇却没有脸面再留下来，离开了。林语堂还提议，将厨子在乡下的妻子接到上海，顶替了洗衣妇的职务。
郁达夫说：“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他决不疑心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言。”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之初，外人并不知晓二人的关系。一次，林语堂与郁达夫拜访鲁迅后，林问郁，鲁和许到底有没有关系？郁当时已知二人关系，却摇摇头，说：“我可真看不出什么来。”林自然信以为真，直到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快出生时，他才恍然大悟。郁达夫告诉他真相后，他“满脸泛着好好先生的微笑”说：“你这个人真坏！”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流行着黄种人就是工人的偏见。一次，林语堂亲自到华尔道夫大饭店给编辑送稿子，女儿在附近的餐馆等他。过了半天他才过来，问他为什么这么久？他有些好笑地说：“看门的不让我进大门，说送货的要走后门，我只好绕个大圈子。”
林语堂的女儿们学钢琴，老师是一位老小姐。她戴着一顶假发，眼睛有点突出，林的女儿们背后便叫她“突目金鱼”。据说她一次坐黄包车经过白渡桥，一阵大风把她的假发吹掉了，林的女儿们听了哈哈大笑。林语堂说：“不要笑她，老小姐最可怜，现在男女谈自由恋爱，不肯让父母亲为他们做媒，所以才有老小姐。从前，不管一个女人长得怎样，都嫁得出去。”
1938年，林语堂到法国旅行，向法国一家事务所捐款4220法郎，认养了6名中国孤儿。
徐訏回忆，胡適曾批评林语堂的某本书是拾人牙慧，但林对胡却从未有轻侮的评语。有人说他的英文高于胡適，他也从不承认。
林语堂的学生何容说林天真，对人很真诚，他总是说某某人我很看重他，或我很佩服他，但这某某人却对别人说，林先生就是那么回事。比如，林语堂说很佩服老舍，老舍却当面批评林，说林的功劳就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至于文艺，说到此处，老舍便摇摇头。
林语堂曾在赠给赵世洵的书上题了一首英文诗，回到纽约后，他发现诗写错了，又特地另外题写一本，寄给了赵。
【真稚】
林语堂说：“山影响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我是农家的儿子，以此自诩。在山里长大，使我心思和偏好都简朴，令我建树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观念，而不流为政治的、文艺的、学院的和其他种种式式的骗子。童年时与自然接近，足为我一生在智识与道德上的后盾，使我鄙视社会中的伪善和人情的势利。”
在寻源书院、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林语堂均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他的理由是：不论做什么事，一生都不愿居第一。
林语堂崇拜李香君，称她为奇女子。他托友人重金求得一幅李香君的画像，并在画上提了一首六言打油“歪诗”。这幅画，他挂在书房，使“全室珠光宝气不复有童騃气”。日后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带着。
林语堂认为《浮生六记》中的芸娘是他心中的理想女人，为她“终日痴昏”，他曾去苏州万福山寻找《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陈芸夫妇的坟墓，却觅而不得。
在上海居住时，林语堂常带着三个女儿在花园中散步；夏天阵雨过后，他和孩子们到屋后的溪水中去捕小鱼；他为孩子们在花园中开辟了一个小菜园，让她们自己种西红柿、豆子、南瓜等；夏天，林家的花园里开着荷花，秋天则种满了菊花；冬天，他和全家人一起到公园打雪仗，直到公园关门才回家。周末，他会带着全家去看电影，或到附近的城市旅游。
幼女林相如七岁生日那天，林语堂一早起来就跑到厨房，用糖霜在蛋糕上写上女儿的名字，高兴得像个小孩子。大家唱“生日快乐”歌时，他为女儿们甜美的歌声感动不已，流下泪来，他不停地亲着相如，并送给她一元钱。
林语堂一家常年在国外生活，但他一直教三个女儿学习中文，亲自为她们讲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等。一次，林为女儿们讲授唐诗，讲到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时，他声情并茂地讲述着诗中的故事，哭得涕泗横流，将书都打湿了。和女儿们一起读《红楼梦》，有时他也哭得眼泪汪汪的。
林语堂来到奥地利著名音乐家莫扎特墓前时，忍不住泪下，他说：“我向不喜欢流泪，到此也流了。他的音乐，是那样细腻缠绵，是含泪而作的。”
马星野见过林语堂三次流泪：第一次是到台湾访问时拜谒胡適墓；第二次是向马讲述林的幼年往事，谈及二姐时；第三次是1969年去比利时参加世界笔会，拜托在巴黎的苏秀法到比利时安排接待，结果苏带着长子开车前往比利时的途中发生车祸，苏的长子丧生，林语堂闻讯如遭雷击，泪如雨下。
四十岁生日时，林语堂作自寿诗云：“而今行年虽四十，尚喜未沦士大夫。一点痛心犹未泯，半丝白鬓尚且无。”
林语堂游西湖，看见博览会塔，心中大为不满，以为好似美人脸上的一点烂疮。他说：“我由是立志，何时率领军队打入杭州，必先对准其放炮，先把这西子脸上的烂疮，击个粉碎，后人必定有诗为证云：西湖千树影苍苍，独有丑碑陋难当；林子将军气不过，扶来大炮击烂疮。”
1938年，林语堂全家旅欧，适逢“慕尼黑事件”发生，形势十分紧张。林听完希特勒的广播讲话后，愤怒地喊道：“世界是没有上帝的，假使是有，应当使希特勒在演说中间停止心脏的跳跃，以挽救世界的和平。”由于局势的影响，林停止写作5天。事后他说，他损失5天的工作时间，按每天100元计算，共计500元，要求希特勒赔偿。
为研制出中文打字机的模型，林语堂几乎倾家荡产。一次，林把玩着一个纸型键盘，对女儿林太乙说：“我这个打字机的发明，主要在利用上下形检字法的键盘，其他机械上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林太乙战战兢兢地问父亲：“那么，你假使只把汉字照上下形检字法分类，弄个纸型键盘，像你手里拿的一样，不就可以向人家推销吗？有没有制造模型的必要？”林语堂看看女儿，轻声说：“也许不造模型也可以推销。但是我忍不住，我一定要造一部打字机，使我可以真正地打字。我当然没想到要花那么多钱。”
林语堂天性乐观，他说：“我像一个皮球，你把我压在深水里，我还是会浮到水面。”研制打字机破产后，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但他嫌工作刻板而辞职，寄居在朋友家中。廖翠凤非常担忧，每天都重复说：“我们没钱了，我们欠人家钱。我们从这里搬走之前，一定要把椅套洗干净还人家。”林安慰她说：“凤，我们从头来过。你别担心，我这支邋遢的笔还可以赚两个钱。”
林语堂喜欢吃小馆子，不喜欢吃整桌酒席，他将整桌酒席称为“八股菜”。
林语堂夫妇到伦敦探望女儿林太乙一家，看到外孙女黎至文也来接机，林高兴地大声呼喊：“妞妞！”这时机场的人都扭过头来看，七八岁的黎至文觉得很难为情。
黎至文还回忆，一次，他们在意大利可磨湖的小渔船上钓鱼，林语堂忽然站起来，高声唱意大利歌曲《噢！我的太阳》，惹得附近的渔民大笑不止。
林语堂喜欢和黎至文、黎至怡姐弟一起做花生糖、玩捉迷藏，快乐得像个孩子，称他们三人是“三个小孩”，他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和黎家姐弟的照片拼在一起，拼出一张“三个小孩”的照片。廖翠凤出门买菜时，三个人将鞋子放在饭桌上，躲进藏衣室，等廖回来叫他们，他们不答应，只是躲在藏衣室咯咯地笑，到最后忍不住了，才出来扑到廖身上大笑。
一次，林语堂、林太乙以及两个小外孙去逛菜市场，摸奖得了一只活的大白鹅。回家的时候，林语堂开着车，后座上的大白鹅虽双脚被绑住了，却拼命叫唤，并伸长了脖子要咬他，两个小孩吓得大哭起来。林太乙没法拉住鹅，只能让两个孩子不要哭。林语堂顿时失去了冷静，开车时脸都涨红了，回家他对廖翠凤郁闷地说：“带着一只鹅和两个哭啼的孩子开车，下次我不来了！”
林太乙回忆，一次，林语堂夫妇到台北机场送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