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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2部分

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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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五四”运动后,学生会要求学校给予其自治的权利,选举评议会过问学校事务。梁实秋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一直担任评议员。他后来回忆说:“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梁感叹道:“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梁实秋评价“五四”运动道:“‘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他说:“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

梁实秋信仰自由主义。1924年之后,孙中山排斥个人自由,梁曾撰文批评孙,要求国民党给予民众“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身体自由”。他还批判行政院长胡汉民口是心非,质问胡道:“打了五六个月的苦仗,死伤几十万人民,耗费几千万金钱……今日中国武人割据的局面消灭了没有?军阀的根株铲除了没有?”

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在《申报》上发表了两句格言,其中有一句:“要人人牺牲自由,然后国家得自由。”梁实秋直斥为“不通”。

1929年到1930年,胡適、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系列猛烈抨击国民党政权无视人权、一党专制、压制思想自由的文章,蔡元培、张元济等人都为之击节叫好。

梁实秋曾批评左翼的“普罗文学”,嘲讽某些左翼作家一贯唯苏联马首是瞻;但当国民党查禁“普罗书籍”时,梁却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政策,他说:“这一会普罗文学之又将遭受取缔,我的同情却在普罗这一面。这并非是示惠于人,亦非故作公证之态。凡是赞成思想自由文艺自由的人,对于暴力(无论出自何方)是都要反对的。”

梁实秋对国民党无好感,但他亦不赞成共产党,他在《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中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发表《编者的话》中说:“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段话发表后遭到许多人,特别是左翼作家的炮轰。

有人批评梁实秋为“抗战无关论”,梁自辩道:“人在情急的时候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

1940年,梁实秋本想随“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到延安去访问。毛泽东发电报说,我们不欢迎梁实秋来。梁只好打消此行。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梁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国民党全面退败之际,梁选择去了台湾,之后,他的作品在大陆被禁。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有出版社出版他的散文。

梁实秋到台湾后,翻译了古罗马作品《沉思录》,作者为玛克斯·奥瑞利阿斯,因译音与马克思相同,触动了台湾当局的神经,故而引起不小轰动。

梁实秋曾对李敖说起他家被搜查之事:“一天有人叫门,开了门,进来许多治安人员,问你是这家主人吗?我说是。他们说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你偷的,我们要来搜查。我说我是梁实秋,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你们各位是不是弄错了?他们听了,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我家的平面图,连说没弄错,就是你家。于是不由分说,进了屋里,到处翻箱倒柜起来,闹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搜到,然后要我具结他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就走了。”梁实秋后来才明白,因其与罗隆基有旧交,引起了台湾当局的监控。

1968年,台湾文化学院上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警备司令部却横加干涉,说剧中有兵变的描写,上演恐怕影响军心。几经交涉后,学院被迫修改剧本,把奥赛罗改为文职,不称将军称大人,副官改称秘书,才勉强通过。梁实秋得知此事后说:“莎氏有知,怕要气炸了肺!”

【雅文】

梁实秋的雅舍非常简陋,“篦墙不固,门窗不严”,梁“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邻人轰饮作乐,咿唔诗章,喁喁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隙处荡漾而来”,破其岑寂。“入夜则鼠子瞰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使得人不得安枕。……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格外猖撅,来客偶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玉蜀黍……”

然而“‘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

梁实秋一生坚持文学应反映最基本的人性,他的《雅舍小品》便是如此。当《雅舍小品》最初发表在报刊上时,朱光潜便致函祝贺说:“大作《雅舍小品》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

最初,梁实秋以笔名“子佳”发表《雅舍小品》。刘士英告诉梁,他在重庆沙坪坝的一家餐馆吃饭,听见邻桌几位教授在讨论梁的《雅舍小品》,其中一位叫徐仲年的教授大声说:“你们说子佳是梁实秋,这如何可能?看他译的莎士比亚,文字总嫌有点别扭,他怎能写得出《雅舍小品》那样的文章?”

自1949年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在台湾出版后,一版再版,到1975年,已经达到三十二版,至今已经有五六十版次,创造了散文出版的神话。

梁实秋自陈:“我的数学不好,理工科无法念,必须学文史。”而最终选择文学的原因有二:当时正谈恋爱,因感情的关系对文学特别感兴趣;朋友都知道他爱写新诗和散文,也鼓励他学文。

梁实秋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年,到70年代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

胡適曾物色五个人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和叶公超,只有梁坚持了下来。梁说,他能完成这项工作,应感谢三个人,“第一是胡適之先生的倡导。他说俟全部译完他将为我举行盛大酒会以为庆祝。可惜的是译未完而先生遽归道山。第二是我父亲的期许。抗战胜利后,我回北京,有一天父亲拄着拐杖走到我的书房,问我莎剧译成多少?我很惭愧这八年中缴了白卷。父亲勉励我说:‘无论如何要译完它。’我闻命,不敢忘。最后但非最小的支持,来自我的故妻程季淑,若非她40多年和我安贫守素,我不可能完成此一工作”。

到台湾后,梁实秋坚持译《莎士比亚全集》,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程季淑装订。程用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缝成线装书的样子。

梁实秋说:“要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他必须没有学问。如果有学问,他就去做研究、考证的工作了;第二,他必须没有天才。如果有天才,他就去做研究、写小说、诗和戏剧等创作性工作了;第三,他必须能活得相当久,否则就无法译完。很侥幸,这三个条件我都具备,所以我才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

弟子余光中谈及老师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功绩时说:“‘五四’以来,西洋作家的译述,何止数千百家,但译述一位大作家而能竟其全集者,梁实秋先生还是第一人。”“梁实秋的贡献,无人不知莎翁全集的浩大译绩。他的水准始终在那里,梁实秋的文章与他的前额并高。”

余光中在《梁翁传莎翁》一文中说:“莎士比亚只写了二十年,梁实秋先生却译了三十六年,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莎翁是连续地写,在太平盛世的伦敦连续地写,而梁翁是时作时辍地译,在多难的中国时作时辍地译,从二次大战之前译到二次大战之后,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且把昔之秋郎译成了今之梁翁。”

晚年,梁实秋用7年时间写成百万言的《英国文学史》。他每天伏案,笔耕不辍,夫人韩菁清发现,梁椅子的坐垫上,常留着一摊鲜血。因伏案太久,以致痔疮出血,而他专心于著述,竟不自知。

【逸事】

赵捷民回忆,梁实秋在北大开“莎士比亚”课。虽身为主任,但他却被多数学生所反对。学生们几次派代表找文学院院长胡適要求撤换他,胡適非常愤怒,几次拍桌子申斥学生说:“你们懂什么?梁先生是英国文学专家,不能换!”当然,有胡適坐镇,是换不动的。

儿子梁文骐回忆,梁实秋教学数十年,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迭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他却毫不在意。在师大授课时,一次讲英格兰诗人彭斯(Burns)的一首诗,某女生听到动情处,竟泪下如雨,伏案放声大哭起来。梁文骐问父亲:“您是否觉得很抱歉?”他回答:“不,彭斯才应该觉得抱歉。”

梁实秋上课,一度黑板上从不写一字,他说:“我不愿吃粉笔灰。”

林斤澜回忆,抗战时期,梁实秋每天坐着滑竿到学校上课。他微胖,穿皮袍,戴绒帽,围可以绕三圈的长围巾,仰在竹躺椅上。竹竿一步一颤一悠,一颤是抬前头的一步,一悠是抬后头的步子。到学校,梁下得滑竿,直奔教室,脸上带着微笑,可见不把坐滑竿当作苦差使。他不看学生,从长袍兜里掏出一张长条小纸条,扫一眼便开讲。他讲的是西洋戏剧史、希腊悲剧、中世纪、文艺复兴。顺流而下,不假思索,只摆事实,不重观点,如一条没有滩、没有漩涡、平静且清楚的河流。一会儿法国,一会儿英国德国,提到人名书名,便写板书,讲到法国写法文,讲到英国写英文,讲到德国写德文……抗战时期,学生中多半是“流亡学生”,学过点外语也耽误了。他全不管,从不提问,和学生不过话,更不交流。下课铃一响,揣纸条,戴帽子,围三绕围巾,立刻上滑竿走人。和别的老师,“进步”的和不见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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