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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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陈独秀在给孙中山的上书中说:“大总统钧鉴:仪征刘光汉累世传经。髫年岐嶷,热血喷溢,鼓吹文明,早从事于爱国学校、《警钟日报》、《民报》等处,青年学子读其所著书报,多为感动。今共和事业得以不日观成者,光汉未始无尺寸功,特惜神经过敏,毅力不坚,被诱佥任,坠节末路,今闻留系资州,行将议罚,论其终始,实乖大法,衡其功罪,或可相偿,可否恳请赐予矜全,曲为宽宥,当玄黄再造之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得以余生著书赎罪。……谨此布闻,伏待后命。”
刘师培先是背叛革命,倒向清廷,后又襄助袁世凯称帝,为时人不齿。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力排众议,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门教授,讲授中古文学、《左传》、《三礼》、《尚书》和训诂学等课程。
关于刘师培到北大任教一事,据与晚年陈独秀来往密切的台静农说:“关于申叔之入北大教授,据我听到的,还是陈独秀先生的意思。当袁世凯垮台后,独秀去看他,借住在庙里,身体羸弱,情形甚是狼狈。问他愿不愿教书,他表示教书可以,不过目前身体太坏,需要短期休养。于是独秀跟蔡先生说,蔡先生也就同意了。”
刘师培变节后,黄侃对其十分鄙夷。刘师培加入“筹安会”,为袁世凯鼓吹帝制时,曾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黄侃等人拥戴袁称帝。刘的话未说完,黄侃即起身严词拒绝:“如是,请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但刘师培远离政治,到北大教书后,在北大的黄侃对刘师培再执弟子之礼。章太炎在为黄侃撰写的《黄季刚墓志铭》中说道:“自师培附帝制,遂与绝,然重其说经有法,师培疾亟,又往执挚称弟子。”
刘师培病故后,黄侃作《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悼念老师:“我归武昌,未及辞别。曾不经时,遂成永诀。始闻凶信,以师表哀。……我滞幽都,数得相见,敬佩之深,改从北面。”后又作《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也说:“拜辞既歉阙,闻信翻疑犹。”
【玉折】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患肺结核,医药罔效,病逝于北京,年仅三十六岁。临逝前,他派人把黄侃叫至病榻前,“十分吃力地在枕头箱子里找出一部手抄本递到黄(侃)的手里”,并嘱咐道:“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音韵学秘本,今天送给你作为临别纪念,望你继承下来,然后把它再传之后代。”
刘师培与妻子何震曾育有一女,不幸夭折,膝下荒凉,身后极为萧条。陈独秀在丧礼上致悼词,总结刘师培一生功过,在场师生无不为之唏嘘。陈独秀最后引用康有为的诗句悼念刘师培:“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
据说,刘师培的遗稿存放在黄侃处;又有说法称,刘的遗稿由何震交给了刘文典。刘师培去世后,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人搜集整理,编成《刘申叔先生遗书》。
《刘申叔先生遗书》中并没有收录刘师培交给黄侃的遗稿。到1928年时,黄侃还承认自己藏有刘稿,但到1934年底便“茫无端绪”了。有研究者认为,此时可能与黄侃藏书遭窃有关。“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黄侃搬迁,仓促中装了八卡车书,运到采石矶暂存,不料被当地居民盗出,当作废纸卖了。有学者猜测,可能刘师培的遗稿也一同被窃。倘若如此,又是学术界一大憾事。
【评惜】
黄侃说起刘师培这位只比自己大一岁的老师时,无限慨叹道:“真是天才,有清一代有三个天才,都是36岁就去世。前清有孔广森,中间有戴望,晚清有刘申叔。可惜可惜。”
刘师培在北大所从事的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活动,尤其是《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起到了垂之后世的“典范”作用。有人评论说:“在现代中国学界,真正将‘文学史’作为一‘专门学问’来深入探讨,而且其著述的影响历久不衰者,此书很可能是第一部。”
刘师培魂归道山后,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中无限惋惜地说:“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有人说:刘师培在政治上屡次失足,其品行在生前已为人所不齿。而对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学界评价却始终如一。
有人嘲弄刘师培一生是“在风雨飘摇的乱世中笑熬糨糊”,这锅“糨糊”足够他消化一万年的了。乱世如狂流,人人好变,人人善变,不少人都在政治追求上反复无常,区别只在有无高标,有无底线。刘师培善变,总是在污泥浊水中辗转其身,最终变得委琐,变得龌龊,道德学术双双受损,遭人鄙弃,关键就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甘于堕落,根本没想过要严守底线,大有越堕落越快乐的劲头。
黄侃曾评价老师刘师培曰:“忧思伤其天年,流谤及于后世,贻人笑柄,至可痛惜!”王元化先生评曰:“世人诋诃,多出于道德上的责备,殊少思想上的探索。其实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也不是没有思想上的线索可寻。这在中外近代史上是不乏先例的。所谓两极相反亦相通。”
鲁迅在给钱玄同信中称刘师培是个“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
关于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鲁迅于1928年评价说:“我看过的已刊的书(指中国文学史一类),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太多。”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中,鲁迅推荐说:“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辑录这时代文学讲座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声明:“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详一点。”
刘师培的叔父在给他撰写的墓志铭中道:“侄得名太早,厥性无恒,好异矜奇,狷急近利。”
陈钟凡在《刘先生行述》中说刘师培“不能忘情爵秩,时时为佥壬牵引,……遂入于坎陷”。
五、吴宓
〔吴宓(1894~1978年),字雨僧、雨生,笔名余生。陕西省泾阳县人。民国著名西洋文学家,比较文学家。〕
【名字】
吴宓原名吴玉衡,乳名秃子。“玉衡”为北斗七星之一。由于吴宓自小体弱,1901年,祖母大宴宾客,请吴宓的姑父、诗人陈伯澜为孙子更名,以破除不祥,增强体质。不知是否酒后糊涂,陈伯澜挥笔写下“陀曼”二字,从此,吴玉衡也就变成了吴陀曼。
“吴宓”之名是吴宓1910年报考清华学校时自己所取。当时他随手翻《康熙字典》,闭目一指,得一“宓”字,遂自称“吴宓”。1912年春,清华学校因清廷倒台,民国改制而暂时休学,吴宓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当时,圣约翰的一些同学嘲笑吴陀曼为北方“乡下人”,他们趁吴陀曼课间外出,在黑板上写下“糊涂men”(谐音吴陀曼)几个字。从此,吴宓决定以后在发表言论的场合,使用“吴宓”,而不再用“吴陀曼”。
吴宓被同学嘲弄之事传开后,一日的国文考试课上,国文老师庞先生提出要为“吴陀曼”改名。庞先生问,“陀曼”二字是否出自“曼陀罗”?吴宓回答,是。庞先生说,“曼陀罗”语出佛典,是名词译音,指的是“红莲花”。“曼陀”二字万不可前后倒置。说罢,庞先生径自在试卷上将“吴陀曼”改成了“吴曼陀”。课堂上,吴陀曼并未否决老师的建议,点头称是。但他的名字是祖母之命,姑父所取,得到了全家人的同意,弟妹都以“曼”字排行,怎敢轻易改动?所以,在以后的岁月里,吴宓不论走到哪里,总是对人说起,他原名“吴陀曼”。
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吴宓结识了陈寅恪。陈告诉吴宓,“曼陀罗华”(Mandara)本是梵文名词译音,“曼陀”二字正如“威廉”、“亨利”,决不可颠倒为“廉威”、“利亨”,所以“陀曼”一名实在不通。
吴宓字“雨僧”,世人多认为此应出自蒋捷那首沉郁感人的《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一句。
【少年】
吴宓不到一岁生母李孺人即病逝。吴宓对于其母的音容笑貌毫无记忆,也无法想象,为此,他引为终身之恨。很多研究者认为:吴宓幼年母爱的缺失影响了他一生的情爱观。
吴宓因幼年丧母,祖母怕吴宓无人照顾,做主将3岁的吴宓出为其叔父吴建常(称仲旗公)的继嗣。仲旗公在1987年的陕西乡试中被录为副贡生,少年得志,弯弓骑射,西出阳关,欲在边塞建功立业。辛亥前后,仲旗公曾官至陕甘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凉州副都统,辞官后赋闲沪上。吴宓对仲旗公的学问、修养、道德、行谊深为佩服,对仲旗公一生受女人爱慕的女人缘也羡慕不已。连仲旗公在沪涉足风月场中,引来名妓争相求宠、争风吃醋的风流行为,也为吴宓所称道。吴宓独遗憾仲旗公没有“早以女子之心理及恋爱之技术”传授给自己,致使自己在情场中追逐多年,却总是失意人。
吴宓成年成名后,他的同乡民国元老于右任在一首诗里这样写到他们父子:
〖泾阳吴老字仲旗,其子之名号陀曼。
父为大侠子学者,我亡命时蒙疏饭。〗
仲旗公远在西北边关求功名,所以吴宓的实际生活还是由父亲芷敬公及续弦雷孺人照料。祖母杨太淑人怕吴宓受后母虐待,便亲自照料吴宓。1905年冬,吴宓被送往三原县北城,师从泾阳王麟编读书。祖母随同吴宓移住三原,陪伴孙儿读书,直到第二年6月病逝。
吴宓在祖母的溺爱下生活了12年,但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份有益的赐予。晚年,吴宓曾在自编年谱中追忆祖母对自己的溺爱,反思这份溺爱对自己的影响:“(1)溺爱,纵容过甚。不但使全家人皆不服,且养成了宓之许多不良的性行、习惯。(2)宓一生感情,冲动甚强。往往以一时之感情所激,固执私见,孤行己意,不辨是非,不计利害(后乃悔悟)。又自己勤奋劳苦,而不知如何寻欢求乐,无逸豫之情,少怡悦之意。即是:能工作,不能休息。能紧张,不能纵逸。对人,则太多计较与责难——以上皆类似(杨太淑人)之个性,由不自觉(无意)的摹仿而来者。”
一次因为祖母和继母的矛盾,吴宓遭受了平生“只此一次”的体罚:
1904秋,某夜。宓读完《左传》中陈公子完奔齐一长篇,能背诵,杨太淑人始同宓寝,时已甚迟矣。中宵,杨太淑人忽起,将宓重责痛打一次,就炕铺上压宓俯卧,用两手力拧(扭,扯)宓臀、腿、臂等处之肌肉,至于红肿,宓大哭叫。芷敬公不敢来,雷孺人不便来。独有刘妈闻声驰至,涕泣抱宓于怀,极力救护,劝止。杨太淑人旋即放手,侧坐。泪如雨下。久之,杨太淑人自往外间堂屋正中椅上端坐,刘妈侧立,扶持宓跪于其前。杨太淑人坚持送宓至井边,命宓即投井死。刘妈苦谏,相持。其后各自静默,直至明晨,始各归,寝息。
【癖怪】
有人爱马,有人爱狗,有人爱猫,吴宓独爱骡。
1942年夏,吴宓开始为骡作诗。1950年,他作《悯骡诗》,称之为《骡史》,其中四首,是专为他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