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2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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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母子出院回家后，夫妇二人准备给孩子洗澡。鲁迅特别小心，他将开水晾到他认为合适的温度，由许托着孩子，自己动手洗。二人都没有经验，水是温的，风一吹，孩子冻得面色发青，直发抖，两人狼狈不堪，草草了事。结果孩子着了凉，发烧感冒，只能上医院。日后，他们只好请护士来给孩子洗澡，护士提议他们也来学习一下，二人却再不敢自己动手。
许广平在信中曾称呼鲁迅“小白象”，孩子出生后，鲁迅便称呼儿子“小红象”。
周海婴说自己的名字是父亲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他对海婴的教育完全按照他于1919年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成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
一次，鲁迅正写文章，周海婴忽然过去，伸出小手在笔头上一拍，结果稿纸上立刻出现一大块墨渍，鲁迅虽然心疼自己的心血，但并不对儿子发怒，放下笔，只是说：“唔，你真可恶。”周海婴笑着飞快地逃了。
遇到周海婴淘气时，鲁迅会用报纸卷起来打他两下。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曾经说，打起来声音响，却不痛的。在周海婴的记忆中，父亲只有一次假装用纸筒打他。
丁玲和冯雪峰去拜访鲁迅，三人在桌子旁聊天，周海婴在另一间屋子睡觉。鲁迅不开电灯，把煤油灯捻得小小的，说话声音也很低。他解释说，孩子要睡觉，灯亮了孩子睡不着。丁玲回忆说，他“说话时原有的天真的表情，浓浓地绽在他的脸上”。
鲁迅讨厌留声机的声响，尤其是在闭目构思的时候。但因为周海婴喜欢，他特地给六岁的儿子买了一台。周海婴对送来的留声机不满意，鲁迅竟一连给他换了三次。面对一些人的非议，鲁迅显得很坦然，为此，他还写下了“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诗句。
父亲鲁迅留在周海婴脑海中的印象，是个一直趴在书桌前写作的长者：“他早上醒得比较晚，因此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是蹑手蹑脚的，大家都让我别吵爸爸。这次濮存昕主演的电影《鲁迅传》里，有一个镜头就是小海婴给鲁迅装烟，当时我就是这么做的，因为我觉得孩子应该孝顺父亲，装支烟也是孝顺。”父亲慈爱的回答声还仿佛回响在周海婴的耳畔，“他会说小狗屁，挺乖的啊，好啊”。
上海夏天溽热，每到夏天，周海婴背上总要长出痱子。晚饭以后，他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这时鲁迅就准备一个小碗和海绵，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周海婴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许广平用扇子扇干。直到天色黑尽，鲁迅又要开始工作了，周海婴才恋恋不舍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里睡觉。
鲁迅写信通常用一种中式信笺，上面印有浅浅的花纹、人物或风景，鲁迅给不同的人写信，选用不同的信纸。周海婴遇到父亲写信时，想表现一下自己，往往自告奋勇地快速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以自己的“眼光”为父亲挑选信纸。鲁迅有时默许了，有时感到不妥，希望周海婴另选一张，而他却僵持不肯，每逢此时，鲁迅也只好叹口气勉强让步。
一次，鲁迅不知为何生气，躺在阳台上，许广平束手无策。三四岁的周海婴觉得父亲躺在阳台上很有趣，便跑过去学着父亲的样子躺在鲁迅身边。鲁迅看见了，哼了一声“小狗屁”，气就消了，起身下楼吃饭去了。
黄源给鲁迅带去一个高尔基的木雕像，周海婴见后，问道：“这是爸爸？”鲁迅答道：“我哪里配……”许广平在旁提醒海婴：“你猜是谁？你知道，高……”周海婴马上答道：“高尔基。”鲁迅听儿子说对了，回头对黄笑道：“高尔基已被他认识了。”
鲁迅和朋友谈及儿子：“有一次，他严厉的责问道：‘爸爸！你为什么晚上不睡，白天困觉！’又有一次，他跑来问我：‘爸爸，你几时死？’意思是我死了之后，所有的书都可以归他；到了最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批评我：‘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我倒真没有办法对付他。”
有次，周海婴竟然问鲁迅：“爸爸可不可以吃啊？”鲁迅无奈道：“要吃是可以的，自然是不吃的好！”
鲁迅好骂人，却经常被几岁的儿子周海婴骂。朋友们总是拿这个开玩笑。王映霞就说过：“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林语堂也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1936年，鲁迅病倒后，周海婴经常悄悄钻进鲁迅的卧室，他总想为父亲尽点微力，于是轻轻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火柴放到鲁迅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鲁迅往往故意不提。周海婴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鲁迅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
鲁迅去世后，原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墓碑上的“鲁迅先生之墓”是7岁的周海婴按照许广平的字样临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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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事】
鲁迅幼时，曾拜一位和尚为寄名师父。后该和尚娶妻生子，其三子，即鲁迅的三师兄也是个和尚，但也娶妻，鲁迅嘲笑他不守清规，他金刚怒目，大声喝道：“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哪里来？”鲁迅哑口无言。
一次，鲁迅在嘉兴看见一个小贩卖糕，糕块很大，样子似乎很好吃，便问道：“多少钱一块？”小贩答：“半钱。”鲁迅闻之大惊，心想怎么如此便宜，便又问一遍，答案还是“半钱”。于是鲁迅便拿了四块，付给小贩两文钱，小贩却不依不饶，揪住他，大吵起来。鲁迅细问，才知道他说的是“八钱”，只因方言“半”、“八”相近，才有了这场误会。
鲁迅在绍兴中学堂任教时，家离学校较远，他总是抄近路，经过一处义冢。一天夜间，鲁迅经过义冢回家，路边草长得很高，忽然看见前面有个白色的东西，慢慢地，那个东西停住了，并渐渐变小，变成石头一般，不动了。时已深夜，鲁迅颇为踌躇，他想这东西不会就是鬼吧？经过短时间的考虑后，他冲上去，用穿着硬底皮鞋的脚对着这东西踢过去。只听见呵呦一声，这东西站起来向草丛中逃去。鲁迅后来讲到这件事时笑着说：“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
留学日本时，鲁迅与许寿裳两人一起吃面包，许总爱将皮撕下来；鲁迅舍不得将皮扔掉，便捡起来塞进嘴里，托词说：“我喜欢吃的。”许信以为真，此后，凡共吃面包时，总是先把皮撕给鲁迅吃。
在日本时，鲁迅、许寿裳等六人请了一名教师教他们学习俄语。俄文单词虽较长，但依据拼音规则，比英文好读。然而有一位姓汪的学生总是念不好，读起来有很多杂音，仿佛多用“仆”音。每每听他仆仆地读不出来时，不仅老师替他着急，坐在旁边的鲁迅和许寿裳更是紧张得浑身都发热起来。他们常开玩笑说：“上课犹可，仆仆难当。”
1914年开始，鲁迅花了大力气钻研《佛经》，他对许寿裳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但后来他又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
1918年5月，鲁迅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当时新青年的编委不赞成使用匿名和别号，必须使用真名。鲁迅不想用真名，但又不能破坏规矩，故署名“鲁迅”。他曾对许寿裳解释此笔名的含义：（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鲁迅的日语很流利，朋友们到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去看病，总是请他陪着同去。这样一来，医院里雇的翻译以为鲁迅是来抢生意的，对他自然有意见；而账房先生一看病人有自带的翻译，以为是有钱人，便狠狠宰他们一笔。
1919年末，鲁迅到绍兴接母亲北上。他们从杭州乘火车到上海南站，一出车站，小汽车便来兜生意。他们上了一辆，谁知竟是“野鸡”汽车，到五马路被敲了竹杠，多花了好几块大洋。当晚，他们投宿的那家旅馆也是个“野鸡”客栈，住一晚要价8元，鲁迅很不高兴，连夜乘快车到南京，自己坐二等车厢，让母亲坐卧车，天不亮就到达了南京。
鲁老太太爱读小说，特别喜欢才子佳人的故事，为母亲找书，成了鲁迅兄弟的责任。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后，为母亲找书的艰难任务就落在了鲁迅一人头上。每次买到书，最多一星期，母亲便对他说：“大，我没书看了。”买来一本书，母亲却说：“大，这本书，我看过哉。”
《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将书送给鲁老太太看，并指明《故乡》特别好。老太太马上戴上眼镜看，读完后，把书还给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种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在座的人都笑了。
北师大某学生受了刺激后，冒充杨树达，到鲁迅家中兴师问罪，发泄对文坛的不满。鲁老太太迷信，认为新居（时鲁迅刚搬到阜成门西三条）不吉利，便不赞成鲁迅随便接待客人。一日，诗人柯仲平来访，鲁迅在客厅待客。柯拿出诗稿，大声朗读给鲁迅听，声音大而响亮，竟使鲁老太太以为又有人来闹事，忙让荆有麟去看。荆看后告诉她是在读诗，老太太还心有余悸地说：“可是个怪人吧？我听老妈子说：头发都吊在脸上，怕他同大先生打起来，大先生吃他的亏。”
西安未禁鸦片，鲁迅和孙伏园到西安后，心血来潮，决定尝尝鸦片。孙觉得烟嘴太大，吸得极不方便，几口之后便放下了。鲁迅吸得还算顺利，吸完后静候灵感的到来，不料却什么都没有。孙问他怎样，他颇为失望地说：“有些苦味。”
1924年，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的俄国教授谢利谢夫想拜见鲁迅，学校便安排荆有麟帮他约见鲁迅。鲁迅让荆有麟带着谢一起到东安市场去吃饭，同去的还有章衣萍、孙伏园。荆有麟到后，先申明自己的世界语是三脚猫功夫，不能任翻译。这下大家都傻了眼，因为谁也不会俄语。谢利谢夫说他会讲德语，日语也能应付，荆这才高兴起来，因为他知道鲁迅会日语，德文也可以应付，于是让二人直接对话。
谢开口说的是德文，鲁迅说的却是日语，二人都选择自己熟悉的外语，结果都不能听懂对方说什么。“谢利谢夫噘着嘴，摸起他的长胡子”。鲁迅则“皱起眉头，拼命抽烟”。于是还是只能由荆有麟用有限的世界语维持场面。
由于语言不通，谢便将心思放在菜上，正好有个侍者端着汤进来，手指放在汤里，鲁迅便讲起一则逸事，说一次某人去餐馆吃饭，菜里有苍蝇，喊来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