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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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若想使一国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乃至人心焕然一新，必须多写小说。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启超夸赞胡适的《尝试集》说：“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

梁启超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说：“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

现代汉语中有许多词汇从日语转译而来，如“经济”、“银行”、“准备”等等。梁启超以“经济”为不妥，因为古代汉语中的“经济”一词，意为“经国济世”，他因此提议以中国固有的“平准”来代替，并在自己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但未能得到推广，而通过日语翻译而来的“经济”一词，却成为现代最常用的汉语词汇之一。

梁启超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他说“生活在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但是他认为“赌钱、吃酒、做官都是没有趣味的”。

梁启超提倡新其民以新其政，并倡议成立“知耻学会”，提倡“自诵其耻”。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主义虽然全同，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宋教仁被刺杀，梁启超写了一文《暗杀之罪恶》以自辩，文中写道：“有人以为，暗杀了这种对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政局必然跟着大变化。其实不然。某名士之死，对政局转变的好坏虽有所影响，但无法根本改变。况且政治现象是由全社会势力所造成，其崭露头角的人物，不过是此种社会势力所代表。若暗杀的是第一流的好人，则第二流的好人必继而代之，但第二流的好人，没有第一流的好人贤明，这就会减缓或推迟社会的进步。若暗杀的是第一号的坏人，则第二号的坏人也会继而代之，而第二号的坏人比第一号的坏人更差，则会使社会的恶分量增加，效果更坏。”

梁启超把经济学说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学科，定为中国的“救亡之学”。

【学术】

梁启超一生高文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设专条介绍梁氏生平业绩的，有《新闻出版》、《教育》、《中国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中国文学》等8卷。另有《宗教》、《社会学》、《地理学》、《农业》、《戏曲》、《体育》等十多卷，在叙述各该学科发展时，都讲到他的贡献。

梁启超博闻强记，读书极杂，知者甚多。一次宴会上，胡适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牲畜没有人作过诗。”梁启超马上反驳：“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乾隆一生诗作无数，佳作甚少，少有人读，由此可见梁读书之杂。

梁启超因参加护国运动，被袁世凯派人追捕，只好躲入荒山，与同伴走失后，他寄居于一个小牧庄，大病一场，差点命丧于彼。病稍好，他便写出了《国民浅训》一书，他在自序中说：“病既起，念此闲暇之岁月，在今百忙中殊不易得，不可负，乃奋兴草此书，阅三日夜，得十三章。”

1918年，梁启超和蒋百里一起游历欧洲。回国后，蒋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为之作序。不料梁一动笔便一发不可收拾，洋洋洒洒便是8万字，比蒋的正文篇幅还大。蒋啼笑皆非，只好请梁单独出版，并为梁的书作序。此即梁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后来梁启超又将此书补充至25万字，是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为学生讲解贾谊的《治安策》，全文七千余字的，梁且讲且背，并不看书。学生很是惊讶，梁笑着说：“我不能背《治安策》，又怎么能上‘万言书’呢？”

梁启超曾在清华演讲《情圣杜甫》，他说：杜甫在写《石壕吏》时，“已化身做那位儿女死绝，衣食不给的老太婆，所以他说的话，完全和他们自己说的一样。……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的详细，真情愈发挥得透彻。我们熟读他，可以理会得真即是美的道理。”

梁启超认为：“史学为国学最重要部分。”他的国学研究，始终以史学为第一重头戏。他先后撰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专著。

在经历了政治的失败后，梁启超认识到：“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透劝皆如击空也。”从此，梁启超专心问学，不再关注政治。

梁启超潜心研究学问，以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学，“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在学术界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他希望重新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心，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从欧洲回国后，梁启超就与胡适等人发起整理国故的运动，成为国粹主义史学派的中坚。

梁启超在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陈达曾在清华担任《清华学报》总编辑，一天，他对学生梁思永说：“你跟老太爷说，让他来篇稿子吧。”很快，梁启超的稿子就送来了，陈达说：“出乎我意料之快，这篇文章是写的中国学术的地理分布，只说了几天，就送来了。我一看，可了得，里面写了中国有史以来各学派的地理分布，各学派的内容和比较，各学派的代表人，这些人的下面又有几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称，地理分布，如广东是什么派，浙江是什么派等等，真是洋洋大观。这篇东西，如果让我来写，起码得半年。”

梁启超治学勤恳，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五点起床，每天工作十个小时，连星期天也有日课（工作计划），不稍休息。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沪日报》和一本与《新青年》等齐厚的杂志，还要摘录必要材料。每天固定要读的日文和中文书籍纵在百忙中也全不偷懒。他经常以“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来勉励学生们。

梁启超规定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偶有人来访，谈话不超过一个小时。他在书斋上挂了一个木牌，上书：“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

东南大学学者云集，一位学生问梁启超：“现在南京延揽国内外名流学者公开讲学，有人说只有诸子百家争鸣才能与今天的盛况媲美。依先生看，这种提法是否合适？”梁顿时庄重地说：“非常不合适！主要是没有新的东西。诸子百家各有独到之处，2000年后的今天还值得重新估定它的价值。今天的自由讲学几乎找不出一种独立见解，不过二三十年后，就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梁启超“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晚年著述，用力尤勤。1920年，他仅一年就撰成《清代学术概论》、《老子哲学》、《孔子》、《墨经校释》等著作，并有多篇佛教历史论文。

梁启超学识渊博，但有时也会犯些小错误。他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引用阿拉伯人的著作，因未见原文，将“五朝”误写成“五代”，将“10世纪的中国”写成了“9世纪”。王森然对此感慨道：“著书求入世界作者之林，真不易矣。”

梁启超晚年热心于文化传播活动，他成立共学社和讲学社，前者出版了大量书籍，包括介绍社会主义的译作，后者则出面邀请了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四位大师访问中国，成为二十年代中国的重大文化事件。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不意却引起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极大反感，旋即撰文《玄学与科学》予以批驳。张丁两人往复辩难，由梁启超带头参加、张东荪、林宰平、胡适、王星拱、吴稚晖等名流纷纷发表文章，争相参战，掀起了轰动一时的科学与玄学之争。

1928年9月，在梁启超离开人世间的四个月前，他开始着手编写《辛稼轩年谱》。在与病痛斗争中，梁启超始终坚持写作，直至最终无法提笔。梁启超与辛弃疾有相同的人生境遇，感同身受，故有编写《辛稼轩年谱》之举。

1929年初，梁启超的病情渐趋恶化，身体越来越差，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多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坚持看书，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探望他，劝他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以老师在50多年前的话回答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梁启超学识博杂，藏书甚多。他的饮冰室藏书多达3470种，四万多册。他潜心研究图书文献学，支持图书事业。梁启超逝世后，家人遵其遗嘱，将所有藏书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繁多，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些著作，是他在近三十六年的政治活动之余写出来的，足见其勤奋。他的《饮冰室合集》共148卷，曾经产生“饮冰一集，万本万遍，传诵国人”的社会影响。

【教学】

梁启超的学生有：蔡锷、蒋百里、张君劢、杨树达、杨鸿烈、范源濂、吴其昌、姜亮夫、徐志摩等，分涉军界、哲学、学术、文学、法律界等，各有建树。

梁启超教学热情洋溢。他用尽气力去准备功课，每日两个小时的讲义，他穷一日之力编之，仅刚刚够用。

梁启超热爱讲学著述，一次梁启超因为醉酒伤风得病，被检查出右心室偏大，脉跳稍快，被医生强令停止可以一切演讲著述。然而，梁启超竟仍于晚上跑到法政学校授课。当张君劢从医生处回来，听说其师梁启超又去讲课了，仓皇跑到该校，把梁启超从讲台上拉下，痛哭流涕，要求梁必须停止演讲一星期，并且立刻致函各校，停止梁启超本周一切演讲。梁启超后到东南大学讲课，发现教室空空如也，竟无一学生到场。经过与张君劢交涉，梁启超才得以保持东南大学的讲席，同时继续听讲佛学课程。

梁启超称，他在清华教学的目的，归纳起来，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

1914年11月初，梁启超在清华作题为《君子》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引用《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们，希望他们能够“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从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便成为清华校训，沿用至今。

梁实秋曾回忆梁启超演讲：任公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梁实秋回忆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时说：任公先生的这一篇讲演稿，后来收在《饮冰室文集》里。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的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