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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

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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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彻夜难眠,热血沸腾,与相知好友月下密谈,决计为国牺牲,写好遗书,将后事托嘱友人,说:“我死后,要家人知道。我为救国而生,为抗敌而死,虽死无怨。”
  王国维早年负文名,有海宁四才子之目,然贫困不能自给,投身罗振玉所办之农报馆,屈尊做校对工作。一日,罗到馆办公甚早,听到王在朗读《庄子》,音节苍凉,不禁奇之。与之一谈之下,更是叹赏不已,遂收为弟子。两人后来一度交恶,但王投水自沉后,罗却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王国维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
  孙中山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去世,弥留之际说:“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其死让邹韬奋等人悲痛至极,沈钧儒读了邹的悼念文章,抵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慨然命笔,赋诗四首,最后两首曰:“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他自述第四首先写一句,竟不能续,再写仍是这五个字,写完后,泪滴满纸。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逝世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施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1937年初,于立忱回国后自缢身亡,绝命书曰:“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1940年,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决定与戴望舒离婚,戴望舒为此发出《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香港寓所失足跌倒,次日入养和医院治疗,惟因胃部出血过多,于三月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三岁。十日举殡,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学校及社团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蔡元培灵柩初厝东华义庄待运回浙江绍兴故里安葬,但因战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姆长眠于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叶恭绰书写。值得指出的是,他的遗言仅为两句话:“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弘一法师于1942年10月13日晚圆寂,临终写下“悲欣交集”四字,写在一用过的字纸上,字迹仍旧有力。他另有致夏丏尊的遗书:“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月□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宣。音启。”遗书的月日,都空着,他圆寂后,由侍疾僧补填。
  吴稚晖于1953年病势于台湾,他晚年的钱财清清楚楚,没有不义之财。他在遗嘱中写道:“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
  1961年,陈寅恪辞别专门来探望自己的吴宓,为赋诗曰:“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其后果不复见。
  马一浮1967年临终时作诗云:“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卢作孚自杀前,留下一纸遗书,只有两行字:“把家具还给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们过。”
  “文革”中,范烟桥恐祸及己,尽焚五十年来的手稿。但饶是如此也未能免厄,有一次他念了一句“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红卫兵听到后说他侮蔑“文革”,将其活活打死。周瘦鹃来吊唁,泣不能语,回家后便投井而死了。
  周作人在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50年来的心愿,识者自当知之。”并在遗嘱前说:“以前曾作遗嘱数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
  殷海光在病中遗言里说:“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能再活15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1969年,殷海光去世。在他辞世之前26天完成的《海光文选·自叙》一文中,他说:“……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关人的学说和制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内,如果没有道德理想作原动力,如果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都会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险的,都可以变成它的反面。民主可以变成极权,自由可以成为暴乱。自古以来,柏拉图等大思想家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殷海光口述遗嘱,在遗憾对不起太太和孩子两事后说:“在我的思想快要成熟时,我怕没法写下来,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有所贡献。对青年一辈,可能没法有一个最后的交待,《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只是一个开始,何况我又一直在改变和修正我自己的思想。我若死在台湾,希望在东部立个大石碑,刻着‘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体化灰,撒在太平洋里,墓碑要面对太平洋。”
  冯友兰临终前,说了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黄万里遗言:万里老朽手启予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手笔候存。
  由于身患重病,苇岸在医生和亲友的反复劝说下,被迫像吃药一样地开了荤,一度中断了坚持一辈子的素食,为此,他在临终前深表愧悔,让妹妹记下他最后的遗言:“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间没有把素食主义这个信念坚持到底(就这一点,过去也曾有人对我保持怀疑),在医生、亲友的劝说及我个人的妥协下,我没能将素食主义贯彻到底,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在信念上的一种堕落,保命大于了信念本身。”
  1965年5月31日,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次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作《判决后的申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1985年9月21日,古龙去世,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我的女朋友都没有来看我呢? 


十八、先觉
  黄炎培访问日本,看到日本朝野反华备战,气焰薰天。黄回国后,将所见报告给蒋介石,蒋默然;又报告给外长王正廷,王哂笑道:“若让你知道日本人要侵略我们,那日本人还会侵略么?如果日本人要侵略我们,你又如何能知道?”黄答道:“好吧,但愿我言不中!”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王正廷被请愿的学生殴伤,黄炎培恰好看到了这一幕,连说:“应该,应该!”
  持马尔萨斯人口论者,多知马寅初。实则《清稗类钞》的作者徐珂早在1925年就宣扬马氏的理论和山格夫人的节育理论了,他认为节育对女子有三大利:“一因生育而致痼疾或戕身之事可免,一保抱哺之劳可减,一自营之职业可不废。”他甚至认为,节妇不改嫁有利于节育。
  魏源早就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20多年后,迫于当时形势,清廷才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外文学校——“同文馆”。然而在日本,魏源的《海国图志》早就成为知识界人手一册的经典。
  伊藤博文从英国留学归来,大倡优化种族之论,认为黄种人荏弱不堪,不及白种人远甚。他当政后,即实施“谋种”政策,凡欧美白人入其境内,辄鼓励日本女子与其野合,以改良种族。谭嗣同对此十分羡慕,然亦知此法断难行于中国,于是喟然作诗曰:“娟娟香影梦灵修,此亦胜兵敌忾俦。蓦地思量十年事,何曾谋种到欧洲?”
  王茂荫是晚清朝中为数不多的精通经济问题的官员,他敏锐地认识到货币的价格和价值相分离的特征,并上升到“以实论虚”的理论高度,即坚持货币的金本位。他是《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他有一句名言:“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
  戊戌变法期间,陈鼎的改革建议较之谭嗣同等更为激进。他认为赶超英美,有四个当务之急:一是变服装,即穿西服,如此一来就不会再把奇装异服的西方人当成“鬼”了,有利于学习西方;二是合宗教,即合并基督教和孔教,彼此都要顶礼膜拜;三是通语言,要求士人尽学西语;四是通婚姻,鼓励中国人与西方人通婚,如此才更可广泛地认知西方。陈的建议引起了光绪的兴趣,曾令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认真阅读。
  严复每有高论,他评价戊戌变法道:“西后残年待尽,倘康梁不采取急进态度,则德宗终可畅行其志。乃康热衷过甚,卒演成卖君卖友惨剧,而彼只身远窜,施施然以忠臣志士自命,堪云无耻之尤。梁则出风头之念有余,救国之心不足。”
  最早有意识于商战的也是买办,其中最著名的是郑观应。大约一百年前,他的名著《盛世危言》中有一章专论商战。他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弊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一日不辍。”
  梁启超自戊戌亡命日本后,接受新思想洗礼,与乃师龃龉日多。康有为以保皇保教祀天配孔诸义硁硁自守,梁氏则颇不以为然:“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辕也。”
  林则徐被流放,临行前将在广东时所译的《四洲志》、《澳门日报》、《粤东奏稿》以及西方的炮船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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