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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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就不再来上课了，他在下面看书自学，期末还得了这门课的最高分数。他选金岳霖的逻辑课，金教授也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讲的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
西南联大王浩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时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
1933年12月8日，林语堂在上海某大学演讲《关于读书之意见》，他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有人从小就使用梁实秋编的英文字典，一次问他，怎样才能把英文学好，梁回答说：“起码要翻破我编的三本字典。”
学生请教“格”和“律”的异同，胡小石作譬云：“格可变，律不可动。就好比每人脸上都有两眼一鼻一口，这便是不变的律。但每人的眼口鼻都有长短、高低、大小之分，这是可变的格。”
沈从文第一次对书发生趣味，得到好处是五本医书，从中知道鱼刺卡喉时，用猫口涎液可以治愈。第二次对书发生趣味，得到好处是读《西游记》，培养了他的幻想，他说，使我明白与科学精神相反那一面种种的美丽。第三次看的是部兵书，本来他认为可以世袭云骑尉，但读后有了一个转变，发现自己已没有拘束别人的兴味。沈从文说：“这三种书帮助我，影响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
沈从文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
吴世昌先生曾回忆十来岁时，读杜牧的《阿房宫赋》，旧书没有标点，一开头只见十二个字“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怎么也看不懂。就跑去问比他大四岁的哥哥吴其昌，哥哥并不教他，反问：“六是什么？”答：“四五六的六。”“王呢？”“国王。”“毕是什么？”“毕是完了。”“六王毕呢？连起来讲。”答：“六个国王完了。”“这不对了，怎么会不懂呢？”哥哥鼓励他。这样一问一答，只有“兀”字实在不懂，哥哥说是“光秃秃”。他问：“四川的山为什么光秃秃？”“自己想想看。”“没有树了。”“树到哪里去了？”“砍了？”“砍下来干什么？”他看到下句有“阿房出”，便答：“造阿房宫了。”这一下全懂了。
杨伯峻是杨树达的侄子，黄侃的弟子。他在叔叔的带领下，十分不情愿地磕头拜黄为师。黄对他说：“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这指的是黄拜刘师培为师的往事。杨伯峻心结顿解，从此拜服。
洪深说：学生的等级可分为四等。最好的是牛，喂以草料，分泌牛奶。其次是酒壶，灌以液体，可如数倾出，仅有少许遗留。再次是破碗，盛之以水，若如数倒出，则涓滴不剩。最劣为漏斗，倾以污水，水则流出，渣滓尽留其内。
冯玉祥在常德时，每天学英文两小时。学习时，即在门外悬一牌子，上书：“冯玉祥死了！”学完后开门除牌，向人说：“冯玉祥复活了。”后来，他可以在美国的街头用英文作反蒋演说。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疗眼疾，并应邀在牛津大学讲授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各大学校的学者云集牛津，以亲聆他讲学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不能听懂。因为陈寅恪在演讲中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使用10余种中亚古语，一般学者听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陈尚君是朱东润的关门弟子，曾务农八年，属于工农兵大学生。然而他记忆力超群，博览典籍，在文学史料的补缺方面成就斐然，他以一己之力完成的《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补录唐代诗文达12000多篇，较之前辈学人如逯钦立等，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华罗庚从16岁开始自修，五年后，他动手写数学论文投稿，当他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后，惊动了清华大学的熊庆来教授。熊庆来看完这篇文章，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恰好有江苏籍的教员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个小同乡名叫华罗庚，便道：“这个华罗庚哪里教过什么大学，他只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熊庆来惊奇不已，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华罗庚到清华大学的第二年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1936年，他26岁，就到英国留学了，就读最著名的剑桥大学。但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Visitor（访问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直到后来，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
郑天挺回忆说：陈寅恪为教授之教授，其授课多有学者、教授听讲。陈讲元白诗，第一课是《长恨歌》，首先讲的是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时有著名话剧导演贺孟斧客居成都，闻陈大名，想去听课，听说第一课讲处女问题，以为无聊，而罢听课之念，实不知陈以此带出唐朝婚礼制度，是极重要的事。
王元化：如果用知性来掌握美，就会把美的统一体内的各差异面看成分裂开来的孤立的东西，从而把美的内容仅仅看作一抽象的普遍性，而与特殊性的个体形成坚硬的对立，只能从外面生硬地强加到特殊的个体上去，而另一方面，作为美和形式的外在形象也就变成只是拼凑起来勉强粘附到内容上去的赘疣了。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五、纯儒
汤用彤为人温润，一团和气。钱穆与傅斯年有隙，却都与汤交好；熊十力和吕澂于佛学方面每每相左，却均与汤相得；汤虽参与学衡派，却与胡适不伤和气……汤因此得了个“汤菩萨”的绰号，钱穆说他是“一纯儒之典型”。
林纾有侠义之风，曾有某友向他借钱，他便把刚刚卖画所得的400元倾囊相授，朋友坚持立下字据后离去。不久此友病故，林纾前往吊唁，就在灵前把借据烧了，并作了祭文，后又忆写道：若他与朋友都健在，则有无借据都是一样；现在朋友已死，自己恐也来日无多，若死后还有借据存在，难保不使两家产生纠纷，因此烧掉云云。
袁世凯为笼络康有为，召他主持清史馆。康有为力辞道：“我若修清史，则袁世凯首为罪人，如此必不为所容，因此不可赴任。”
1901年，罗振玉在刘鄂家第一次见到甲骨这种古物，欣喜异常。他惊叹之余，自许道：“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扬、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王国维始终未剪辫子，一次夫人给他洗头时说：“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个东西做什么？”王答道：“正是因为已到这个时候了，我还剪他做什么？”
黄侃留学日本时，一次内急夜起，随意向楼下小便，时楼下住客正在挑灯夜读，见此大骂，黄侃亦反唇相讥。两人舌战酣畅，即互报姓名，黄侃才知楼下客是章太炎。甫一接触，黄见章学识闳富，为己不及，乃折节而称弟子。
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任编辑时，常有读者向报社反应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读起来很吃力。主编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见，他说：“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会有人知之。请勿问！”
蔡元培甲午前后为翰林学士，居京中，一直沿着旧学道路前进。甲午中日之战，为其转变的一大契机。《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梁启超在戴戡死后逐渐淡出政坛，在清华、东南等大学任教，声称将以教授与记者的身份终其余生，不复从政。后因病重入协和医院，某中国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手术取出一肾后，病仍不愈，原来是错取好肾。朋友们多劝梁起诉该医生，梁答道：“算了罢！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我又何必告他！”遂死庸医之手！时人深为惋惜，认为别的姑且不论，若其缓死几年，著述必将十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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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属古文学派，崔适属今文学派，两人在北大任教时，恰住对门，朝夕相见，每次必恭敬客气地互称先生，且鞠躬作揖不已。但一到上课时便剑拔弩张，互相攻击，毫不留情。
三十年代初，熊十力、汤用彤、钱穆、张东荪、张申府、林宰平、梁漱溟、蒙文通、李证刚、邓高镜、冯友兰、贺麟、张岱年、金岳霖、沈有鼎、冯文炳、黄艮庸等云集北大，经常在一起高谈阔论，可谓一时盛事。熊十力和冯文炳（废名）曾为争论问题而扭打不休，熊声色俱厉地说：“我代表的是佛，你不同意便是反对佛！”但丝毫不曾影响关系。
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
蒙文通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因与学校有纠纷被解聘，他却照常去上课，说：“聘不聘我是你四川大学的事，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
汤用彤在北大教书时，傅斯年曾请他兼一个办事处的主任，每月送一份薪金。可当发薪时，他却如数将薪金退回，说：“我已在北大拿钱，不能再另拿一份。”
梁实秋的一句“你走的时候，我不去送你；但是，你来的时候，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去接你。”让人长久的感慨。
林庚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1939年秋，钱钟书和邹文海、徐燕谋等人一起同行到湖南安化的国立师范学院。途中，钱钟书手不释卷，怡然自得。邹文海好奇，方知钱钟书看的是英文字典。邹文海觉得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竟可捧在手中一月，真是不可思议。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