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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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于是回到传统的思想，相信纯粹理论与实践之间是完全分离和脱节的。他不仅暗示存在着这种可能性，而且把它作为治疗方式和实践方式推荐给人们。弗洛伊德之被迫回到纯粹意识这一传统理论，乃是由于他希望避免在移情情境中出现的重演和宣泄，他因此不得不乞灵于一种超越于本能之上的自觉意识。
“医生和病人之间、理智和本能力量之间、认知和竭力渴求宣泄之间的这一场殊死拼搏，几乎完全是在移情作用的显现之上获得解决的。
［１０］因此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他说，治疗取决于病人有无能力“超越于本能所追求的粗陋（ｃｒｕｄｅ）生活之上”。
［１］
这样，尽管弗洛伊德本人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作为一位治疗者仍然没有能够避免主张一种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ｎｇ（德语：世界观）
，而且事实上是主张以他自己个人的解决方式去解决人生的难题，即以纯粹知性的生活去解决人生的难题。这一向传统的心身二元论的复归，当然与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不吻合。精神分析的一条基本定理就是，里比多要在外部世界寻找对象，从而丧失其在外部世界的对象（自恋回缩）可以被说成是一切心理神经症的一个总体的先决条件。另一条基本定理则认为，意识本身就是本能创造出来的一个作品，它居身于本能与外部世界之间，旨在为本能在外部世界中寻找满足。
治疗理论特别是移情概念需要一种精神分析学的知识理论或至少是精神分析学的知识。
如果我们坚持最初的洞察，坚持认为行为上的重演乃是意识到被压抑的无意识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就必须设想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不存在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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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渠道。
因此被压抑的无意识能量必须首先进入外部现实，然后才能被自觉意识所觉察。
这一结论大体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关于无意识存在的假定是与意识总是指向外部现实这一常识性假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中曾明确无误地表述过这一思想。在把意识定义为心理器官的外围（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ｎｔａｌａｐａｒａｔｕｓ）
，并说它形成了一个不同的系统在最靠近外部世界的地方发挥其职能和功用之后，弗洛伊德继续追问道：“当我们说‘使无意识成为意识’时，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排除了无意识观念可以直接从内心深处进入自觉意识的可能，提出说：“任何来自内心深处渴望成为自觉意识的东西，都必须首先设法把自己转变为外在知觉。”
他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这一假设，并且只有通过这一假设，精神分析学及其认识论才能与“所有的知识都在外部知觉中有其起源”这一定理达成一致。
［１２］
那么，无意识怎样才能“将自己转变为外在知觉”以便使自己成为自觉意识呢？如果从移情现象的角度来解释这一问题，那么顺理成章的当然是，受到压抑的冲动必须首先在外部世界中找到现实的对象，然后才能把自己的性质显现给主体。说得通俗一点，爱（或恨）的行为会使人认识到被压抑的爱（或恨）。弗洛伊德由于对整个移情行为忧心忡忡，所以未能如我们所做的一样从移情的角度来解释他自己关于无意识要想成为意识就必须首先把自己转变为外部知觉的说法。相反，他说无意识变为意识是通过与语词的联系——“那些与相应的语词意象”。这些语词意象是外部知觉所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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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忆残迹；精神分析的工作就是提供这样的语词意象，使之成为把无意识与意识联结起来的链环。
［１３］如果把这一复杂的表达方式还原为它的本来意思，那么它的意思是说谈话可以发挥治疗作用，至少，谈话可以使无意识成为意识。人们能够理解弗洛伊德作为治疗者和作为一个相信纯理论可以使人生变得有意义的人为什么如此渴望拔高语词的力量（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语词是他的上帝，是他的“道”
［１４］）
，但同样人们也可以借助于弗洛伊德，轻而易举地证明语词并没有如此这般的神力。
通过语词来进行治疗的思想并没有公正地处理“动力上受到压抑的无意识”（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ｙ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ｄ）的奇特性，因为它“不能够以寻常的方式成为意识”
，［１５］而只能经由特殊的分析程序（包括移情）才能成为意识。即使我们承认无意识中的观念是“记忆痕迹的投注”
（ｃａｔｈｅｘｅｓｏｆｍｅｍｏｒｙ－ｔｒａｃｅｓ）
［１６］，这里所说的这些记忆也明显地不是普通的、可以经由语词联想而得以复活的记忆。这些记忆属于本我（ｉｄ）
中的原发过程，它们从来未曾出现在意识中，因此也从来未曾被“遗忘”过。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更清楚地看到，被弗洛伊德作为动力上受到压抑的无意识的内容而发现的童年性生活，并不是真正的性生活而只是幻想的性生活。弗洛伊德生涯中的转折点是在他被迫得出结论说癔病患者的记忆是假的，“癔病症状来源于幻想而并非来源于真实事件。”
［１７］这些所谓的“记忆”
其实从未被“遗忘”
，因为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它们根本从未发生过。这些记忆几乎不可能“通过与它们相对应的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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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发生联系“而成为自觉意识，而只有通过付诸行动并作为行动的结果才能成为自觉意识。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就是：”我们可以说，这里，病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回忆起任何被遗忘被压抑的东西，他只是把它表达为行动。他不是在他的记忆中而是在他的行为中重建它；他重复了它，但当然并不知道自己是在重复它。“
［１８］
同样，以语词为中介使无意识成为意识的思想，也与弗洛伊德在别处关于语词所说的话互不相容。在他的论文《论无意识》中，在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语无伦次作为其出发点的时候，弗洛伊德区分了“语词观念”和“具体事物之观念”
［１９］这两种观念。他进一步指出：“意识既包含具体事物之观念，又包含与之相对应的语词观念。”
如果我们把他的这段话应用于使无意识成为意识这一问题，那么我们马上就会清楚地看出，光是语词是远远不够的；具体事物也是需要的。
但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具体事物”呢？弗洛伊德说它存在在无意识之中，是某种记忆，但他又强调它首先是一种抵达外部世界的能量性愿望。
“无意识系统中包含着对对象的能量贯注，包含着最初的和真实的对象投注（ｏｂｊｅｃｔ－ｃａｔｈｅｘｅｓ）。”
精神分裂症的语无伦次为他提供了最初的出发点，它证明仅仅光有语词是不够的，因为精神分裂症的最明显的特征恰恰是“对象投注被放弃”
，而“与这些对象相对应的语词观念的投注却保留了下来”。
语词意识在这里并不代表治愈，并不代表真正的意识，而仅仅代表疾病的加剧。当然，它同时也是走向治愈，走向真正的意识的中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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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观念的投注并不是压抑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代表企图走向痊愈的第一个努力。这些企图和努力在精神分裂症的治疗过程中是十分明显的，它们的指向是要重新获得失去的对象。情形很可能是这样：为了要实现这一目标，它们通向对象的道路就必须是经由那从属于该对象的语词；然而这样一来它们也就不得不在本该满足于具体事物的地方使自己满足于语词。
［２０］
弗洛伊德说，语词是通向失去了的东西（具体事物）的中间站；而语词又仅仅是构成人类文化的众多符号系统中的一种。
拉巴尔（ＬａＢａｒｅ）
说：“如果我们不患精神分裂症，我们就不可能有所谓文化。”
［２１］弗洛伊德对语词意识所作的分析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语言作为神经症的理解，而且深化了我们对文化作为神经症、作为“替换满足”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ｇｒａｔｉｆｉBｃａｔｉｏｎ）
，以及作为走向真正的愉悦的一种临时安排的理解。
充分理解了实际治疗的这些真实的维度，也就勾画出了正统精神分析治疗中的种种局限。正统精神分析治疗强调意识中语词所起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则忽视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它因此培养了一种语词意识并把这种语词意识当作真正的意识。弗洛伊德认识到分析所具有的这些局限性，他知道他自己距离真知还有很远的距离。这里我不打算对正统精神分析作用于病人的影响作出判断和估计，然而正统精神分析对分析者本人所发生的影响，那是每个人根据他们的正式期刊都可以加以估计和判断的。纯粹的废话和喋喋不休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使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所进行的与现实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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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昙花一现的关联的语词堆砌和语词操练，这些都堪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语词的自恋式过高估价相比拟。同样，精神分析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这种联系，也并没有完全使它丧失其治疗价值。弗洛伊德本人曾说，精神分裂症对语词的过高估价，“代表了试图走向痊愈的第一步努力。”如果终极的治愈取决于在外部现实中找到与童年时代失去的对象相对应的实实在在的对象，那么精神分析迄今所做的一切，乃是在造成里比多从外部世界这个大宇宙——弗洛伊德以及大多数现代人确实不爱这个外部世界——的大撤退并使之指向内心世界这个小宇宙。这种从外部世界的自恋式退却当然是里比多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的典型特征。就里比多的这一取向同时伴随着认识到外部世界的不可爱而言，它代表着人在对现实进行思考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但若就精神分析歪曲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之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而言，它却可以成为一种障碍，使人不能把外部现实改造得可爱，使人不能最终地获得真理——因为精神分析和在此之前的神秘主义者们早已教导我们，只有当我们爱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才能获得对自己的真知。
［２］
对自己的这样一种真知，其可能性建立在内外和谐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与自己和与世界相异化相疏离的基础上。
弗洛伊德在他论社会梦想家约瑟夫。波普尔－林科伊斯（ＪｏｓｅｆＰｏｐｅｒ－Ｌｙｎ－ｋｅｕｓ）的那篇文章中考察了这种可能性。弗洛伊德承认：他本人以其“道德勇气”——即勇敢地承认里比多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发现的那些真实情形，完全可以在一种以爱为基础的乌托邦中被纳入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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