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中的玫瑰-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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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计算机的热衷持续了一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还报名参加校外科技站的培训班，每个星期要坐一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到很远的地方去上课。虽然最终再也没有和计算机打交道，但是好歹有了一点基本功，所以之后工作，不管是怎样的计算机程序或者操作，对我来说，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学习，从来没有感觉非常困难。
中学的时候，我是学校的宣传部部长，大部分的工作，就是组织每学期一次的全校文艺汇演。每一年我都是参加演出的成员之一。有一年，我们决定表演探戈舞，而那些舞衣，是我单枪匹马到文化宫向那些不认识的叔叔阿姨借的，不花钱。相信现在要找到免费的表演服装，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慢慢地，我们学校的文艺汇演越办越顺手，于是我们决定到其他的和我们同级别的中学去搞串联，然后搞一场中学生联合汇演。那个时候通信非常不方便，于是我们会用晚自习的时间到其他学校去找学生会的干部商量。就这样一所学校一所学校走下来，也就是一个月的工夫，我们的联合汇演搞成了，而我还结识了很多其他学校的同龄人。
因为喜欢写东西，中学的时候，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不过说来惭愧，虽然自认为写的东西算是不错，但是和文学社里面的才子才女一比较，很快我就不写东西了，承担起编辑的角色。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样方便，我们的社刊，是我们用钢板和钢笔一个字一个字抄写下来，然后用油墨印刷出来。到现在，我还能够清晰地回想起，那股油墨的香气。
虽然在文学社里面，我发现自己的文学创作天才有限，但是很快我发现了一个我比较擅长的地方，那就是写报道。初三的时候，上海的《青年报》决定组成中学生记者团，于是我报名了。读书的时候，我是一个胆子比较大，或者应该说特别自信的一个人，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去尝试。如果有一件没有成功，我就会马上开始去尝试另外一件。那个时候，选择太多了，所以从来没有时间来埋怨自己，埋怨别人。结果我被录用了，我想很大的原因是我来自名牌中学，而那个时候，来报名的人并不是太多。
当记者是我从小的理想，没有想到，到了中学实现了，虽然只是一个学生记者。那个时候，学生记者也非常忙，每个星期，除了自己学校，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们还要到不同的学校去采访，然后每个周末，到青年报社的那栋老式洋房里面，听那些正式的记者和编辑给我们传授经验。寒暑假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到报社去，看他们挑稿子，改稿子，还有排版。
很多年以后，我打开别人帮我收藏了很久很久的一张《青年报》，那是我们第一批学生记者的一张大合影。不是站着的那种传统的合影，而是大家一边走一边聊天，被摄影师抓拍的那种。看看里面的人，大部分我已经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但是里面也有不少人和我一样，离开校园之后，进入了新闻行业。
我的第一次公开演讲是在中学，而且是用英文的。那是参加学校的英文演讲比赛，结果我获得的是三等奖。因为是在上海的关系，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学习英文。到了中学，因为是全国重点，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没有使用教育部的统一教材，从初一开始，学校就使用新概念英文。
新概念英文，除了教会我们英文单词之外，课文的内容和对白，还让《〃文〃》我们了《〃人〃》解很多《〃书〃》西方人的《〃屋〃》思维方式、文化背景以及人与人交往的方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册的第一课，一对情侣在电影院卿卿我我，结果被别人指责的时候，男方说：“This is our private conversation。（这是我们的私人谈话。）”就是这一课，让我第一次听到了“隐私”这个词，因为老师的讲解，也明白了什么叫做隐私权，而这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
说起英文，在上海的人民公园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英文角，星期天，就会有很多人自发地聚集在那里，相互之间用英文交谈。我只去过一次，之后再也没有去，因为大家其实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句，而且中国人和中国人讲英文有点滑稽。一直到现在，如果是面对一个会讲中文的中国人，我绝对不愿意用英文来进行交谈，最多讲话里面夹杂一些英文单词。
高中快要毕业的时候，因为准备去美国读书，于是在外面的托福学校突击那些考题，还有就是准备高考。剩下的时间，开始看很多哲学书籍，像《图腾》、《第三次浪潮》，还有卢梭的《忏悔录》。大部分没有看懂，越是不懂，越是希望能够弄懂，这也是最后我报考哲学系很重要的原因。
大学四年，书反而没有中学看得多了，时间反而花在了听各种各样的讲座上面。那个时候来大学做演讲的人，从来没有受到过明星般的待遇，遇到的都是台下那种挑战的神情。讲座的种类很多，艺术，哲学，还有企业管理，我都会去听，我觉得，听那些比自己聪明和有经验的人讲话，真的要好过看一本其实怎么也看不懂的书。
虽然哲学是我的第一志愿，但是大学时代的我，专业考试总是觉得过得去就可以，除非是我特别有兴趣的那些。结果，伦理学、逻辑学是我考得最好的，因为我喜欢，而其他的像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等，我总是刚好通过。
不过我倒是不着急，我觉得，自己选择哲学系，目的是要锻炼自己的脑子，学会如何自己去思考，而这些不是依靠考试能够学来的。
除了本系的课程，我经常去听别的系的课，特别是国际政治，还有世界经济这两个系的课。也许是因为觉得这两个系的很多课程比较实用和新一点。
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有非常遗憾的地方，那就是没有能够利用大学的时间来学习一门外语。小学的时候，我学了一年的日语，中学的时候一个学期，大学的时候一个月，结果都因为自己没有能够坚持下去，什么也没有学会。我知道有一个心理上的原因，是因为我比较抵触日文，但是更加重要的原因，是我自己缺乏恒心。现在，当了记者，每次到了国外我就会想，如果我会当地的语言，采访起来要顺手得多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要依赖翻译。如果翻译的水平有问题的话，那我必然就在这种受误导的情况下进行报道，于是观众也被我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导了。而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大学的学习，其实针对性不是那样强，特别是文科。大部分的时候，学的东西和自己从事的职业关系并不直接。工作之后，学习就变得目的性非常清晰了。我在1997年开始读我的第一个硕士——大众传播。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我开始在香港的电视台工作。我觉得，自己本科毕竟不是读新闻的，那么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情况下，有必要从理论上系统地来了解我所从事的这份职业，同时增加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样自己的竞争力就能够提高。我的第二个硕士是国际关系，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在经过了四五年的前线采访工作之后，发现自己在很多问题上开始打圈圈，深入不下去，看不到更深一层的东西。于是我决定，继续读书。但是我从上课第一天就告诉老师，我这次读书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如果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忙，我会牺牲上课的时间。因为这样，我的这个课程，已经延后了两次，很多的时候我会想，放弃算了，太累了，而且也不知道之后自己能不能坚持到底。但是再想一想，如果坚持下去，能拿到学位，当然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因为要读书，而逼着自己看更多的书，对于像我这样做记者这一行的人来说，读书看书非常重要，因为记者是一个被要求什么都要懂一些的职业，而这个是需要长期积累的。
工作之后每个人有很多学习机会，我的经验是多把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因为有了比较才会有进步，如果老是自己和自己比较的话，判断能力会大大下降。
在我们身边，我们的朋友，或者是那些仅是点头之交的朋友，里面不乏才华横溢的人。和这样的人多交谈，多听他们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进行辩论，都是学习的一种方法。
人需要学习，因为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够知道这个世界会发展成为怎样，才能够让自己去掌握那些不断更新的先进技术，这样人才能够进步，才能够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但是学习不是那些表面形式的东西，就好像现在非常流行到国外的名牌大学进修，短短两个星期，我总是认为，对于那些英文基础都还没有打好的人来说，两个星期，可以学到什么样的东西呢？
学习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让自己真正有所得的过程。
如果现在问我，读书时代最遗憾的是什么，我会说，我后悔在学校的时候没有更认真地读书，如果我在学校里面，书读得更加认真，那么工作之后，就不会有我现在的遗憾，而且工作方面可以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从而面对更多的机会。
七年｜之后
2006年，在犹豫了差不多半年时间之后，终于做出了决定：放下工作，去哈佛进修一年。
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不舍得自己手上的所得、知名度、曝光率，担心电视媒体这个行业，只要长时间不在屏幕前露面，观众就会遗忘了自己。最终下定决心，是因为越来越发现，自己无法在工作中有所突破。越来越得心应手，其实是一种警报，因为自己已经到了极限，缺乏能力去追寻更高层次的东西，除非自己安于这样的状态。
那一年，不管是选修的课程，还是参加的各种讲座、活动，甚至是漫无目的的旅行，都是学习的过程。而最重要的，是捡回了读书的习惯，老师在课堂上开出来的长长的书单，让自己的思维变得越来越清晰，因为这些书看上去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实际上，只要自己开始思考，就会发现，这些书存在清晰的逻辑关系。而在那一年，其实每天都在询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记者这个行业，自己到底是不是依然喜爱，依然希望能够继续下去？
答案很明显，当一年的学习结束之后，自己是那样迫切地希望能够返回到工作岗位，能够重拾一线的采访工作。除了在工作中，开始不同以前的一些尝试，在文字上，自己也开始看到了一些转变，不再是像之前那样浮于表面的事实描述，终于有能力拥有自己的观点，通过思考之后得到的观点，而不是像以前，靠别人的观点来启发自己，或者只能够表达认同或者反对。
这样的能力，正是来自不断地学习，回到校园是一种方式，阅读是一种方式，让自己的脑子像马达一样转起来，也是一种方式，在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