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未完:张爱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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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金锁记》的开场白，她的独语：“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时，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凄凉成为她叙事的情感基调。
张爱玲在《烬余录》中说，因战争而产生“无牵无挂的空虚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而《倾城之恋》正是如此，故事中白流苏以残存的青春和美貌做赌注，渴望获得未来的生活保障，而范柳原则试图借“真正的中国女人”来确立自己暧昧的“中国人”身份，两个人都有各自的“盘算”，他们中间隔着一堵“墙”。于是张爱玲巧妙地让他们在浅水湾散步时撞到一堵灰砖砌成的墙：柳原靠在墙上，流苏也就靠在墙上，一眼看上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她的脸，托在墙上，反衬着，也变了样——红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张脸。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毀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在此时范柳原透露出深藏内心的虚无恐惧，那曾是他游戏人生的底子，而忙于现实打算的流苏自然听不懂他的话。直到战争发生后，墙的意象第二次出现，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那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只是战后的香港：一到了晚上，在那死的城市里，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喔……呵……呜……”无穷无尽地叫唤着，这个歇了，那个又渐渐响了，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地往前飞，龙身无限制地延长下去，看不见尾。“喔……呵……呜……”……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这里是什么都完了。剩下点断堵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什么都完了。于是“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人的奇迹般的生命和身边相亲相依的爱人，似乎只有在毀灭的刹那，人才会无所顾忌地释放真情，于是在文明的废墟上结合的两个人，又回到了“万盏灯”的上海，因“香港的沦陷”这一偶然的事件而成就的这一场“倾城之恋”，到底又能持续多久呢？
故事似乎又回到原点，故事的结尾反复了开头的情景：“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尽管发生这一切，事物并无本质的变化，苍凉首尾一致的文本框架，象征了流苏无可改变的命运。一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重复走着她姑母梁太太的道路；《沉香屑——第二炉香》中愫细重演了姨妈的悲剧；《连环套》中霓喜几次与男人同居，一环接一环地重复上演着同一出悲喜剧；更如《十八春》中的曼桢无奈地重蹈姐姐曼璐的覆辙，一切安排仿佛是个定数，想逃都逃不掉。张爱玲虽然悲悯地关注这些“平凡人”的人生，但却不肯为他们添加一丝亮色，只是一片苍凉。张爱玲笔下虽曾给平凡人物挣扎的机会，但她又冷眼旁观这种挣扎的徒劳。她让佟振保挣扎在“白玫瑰”与“红玫瑰”之间，挣扎在“妻子”与“娼妓”的角色中，虽然在感性上他被热情（红）所吸引，但在理性上却将此看作“淫”（恶）而加以否定；另一方面理性虽然肯定“白”（贞），但在感性上却感到乏味。他挣扎在必然趋势和主观愿望之间，“无数的责任与烦挠与蚊子一同嗡嗡飞绕，叮他，吮吸他”，最后他只“看见稀星下的一片荒烟蔓草”，他只能按设计好的路线下滑。而《茉莉香片》中聂传庆企图逃离他那个黑沉沉、死寂寂、满是鸦片香的家，他努力抓住每一次机会，但他逃不了，就像绣在屏风上的一只鸟，打死了也不能飞下屏风去。
在命运面前，挣扎固是徒劳，然而人生最辉煌的却是明知徒劳仍奋力挣扎。那往往是成就英雄的先决条件，但在张爱玲的笔下没有光辉的英雄，只有饱受生活折磨的凡人，没有崇高之美，只有卑微与凄凉。于是，人那“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美丽的新世界，两个半身，背对着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直至两者完全毀灭，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同时走向崩溃，末日即将到来，世界将是终极的苍凉。张爱玲一生痴迷《红楼梦》，如她自己所说，《红楼梦》与《金瓶梅》对于她是一切的源泉，这两部书化进了她的血肉之中。童年时，即写有《摩登红楼梦》，虽是模仿的游戏之作，而晚年更是“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对《红楼梦》已熟到一遇异字异句，便反射性地不顺眼的地步。究其原因，她和曹雪芹有着共通的情感脉络，他们俱来自没落的贵胄家族，对于盛衰交替极为敏感，对人生的苦乐体会更具有厚重的历史感。
张爱玲在《私语》中回忆说，她小时候，因为新年早晨醒晚了，鞭炮已经放过了，就“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这种繁华落尽的感觉始终萦绕在张爱玲的心头，而以她要强的个性，她试图要挽住繁华，她要用她的笔重造一种繁华。于是意象的繁复，词藻的华丽，使得她的人物一出场，便是一堆服饰，一堆容貌长相。她喜欢装饰，环境、住所、服饰都要色彩艳丽，富丽堂皇。
我们看《金锁记》中曹七巧的那身打扮：“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而《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对梁太太住所的描绘：从花园、草坪、长青树、花床、玫瑰、杜鹃花、雕花铁栅栏、走廊、地毯、玉柱、琉璃瓦、翡翠鼻烟壶、象牙观音像、斑竹小屏风等，简直就是一幅王孙贵族的缩影。当然这些描写无不得力于《红楼梦》，但张爱玲一如曹雪芹，明知这种繁华是掩盖不住衰败之势的，其结局还是要落得“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暗示人生的终极是必然的苍茫，而在张爱玲的《传奇》里，永远是灰暗喑哑的调子，缓慢却又不可扭转地向无垠的苍凉流淌。其中激烈如曹七巧的，也不过是三十年前的月亮，“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在文坛的倏起倏落、不幸的婚姻，到被迫离开心系的上海，远走他乡，这一切的一切都验证了张爱玲内心的那份悲凉。即使在名噪一时之际，她也没有将自己从悲凉中隔绝出来，她在《我看苏青》里说：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着：“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而在暮年时光，在离群索居里，她重读着童年时早已熟稔的《红楼梦》，那种繁华过眼尽苍凉之感，就更加浓烈了！“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书中已道出原来一切都是虚空，而惟有咀不完的苍凉，乃为实有！
尾声 噢，你也在这里吗？
幕要落了，说不尽的张爱玲，只能在此告一个段落，最后我们再来听一段张爱玲的独白，尽管曲终人不见，但只要“噢，你也在这里吗？”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求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做妾，又几次三番地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感谢文中提到或遗漏的学者专家的精辟见解，让本书的写作得以开展。另外对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近史所、国家图书馆及上海、台湾的新文学史料家及好友，在此一并致谢。
附录
张爱玲文坛交往录（一九四三~一九五二，上海）
前言
一九四三年春天，张爱玲透过母亲黄逸梵娘家的亲戚，也是园艺家黄岳渊的介绍，带着两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去拜访《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周瘦鹃读后“深喜之”，决定马上在刚复刊一个月的《紫罗兰》第二期（五月号）刊出，然因篇幅所限，“两炉香”分五期，到同年九月刊完。虽然在这之前张爱玲已开始卖文为生，但那是在《二十世纪》英文月刊，卖的是洋文。因此在《紫罗兰》顺利迈出第一步，对张爱玲而言，不啻是极大的鼓舞。从此张爱玲的作品像开了闸的水，源源不断地发表在上海的主要杂志上。在两年的时间内，她发表短、中篇小说共十七篇，约二十六万字；另外散文有四十二篇，约十五万字。分别刊登于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新中国报》（社长袁殊）系统的《杂志》月刊、女作家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周班公主编的《小天地》月刊、《新中国报》副刊“学艺”、胡兰成创办的《苦竹》月刊、周黎庵主编的《古今》半月刊和由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创刊，后来编辑部移到上海的《新东方》月刊。张爱玲快速地“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杂志，她成为名噪一时的女作家。而在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起，张爱玲以“梁京”的笔名在《亦报》连载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边写边登，直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登完。八个月后，张爱玲的另一中篇小说《小艾》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的《亦报》连载，直到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刊完。不同于《十八春》的边写边登，这次则是她全部写好，再逐日刊登。同年七月，张爱玲持香港大学批准的申请复学证明，从广州坐车经深圳赴香港，她离开上海，离开通俗刊物，离开小报，也离开她的“传奇”故事。
张爱玲在“上海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