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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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的多方逢迎和百般依顺的情形下，养成了我的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恶习。师傅们谏劝过我，给我讲过仁恕之道，但是承认我的权威，给我这种权威教育的也正是他们。不管他们用了多少历史上的英主圣君的故事来教育我，说来说去我还是个“与凡人殊”的皇帝。所以他们的劝导并没有多大效力。

　　在宫中惟一能阻止我恶作剧行为的，是我的乳母王焦氏。她就是我在西太后面前哭喊着找的那位嫫嫫。她一个字不识，不会讲什么“仁恕之道”和历史上的英主圣君故事，但当她劝我的时候，我却觉得她的话是不好违拗的。

　　有一次，有个会玩木偶戏的太监，给我表演了一场木偶戏。我看得很开心，决心赏他一块鸡蛋糕吃。这时我的恶作剧的兴趣又来了，决定捉弄他一下。我把练功夫的铁砂袋撕开，掏出一些铁砂子，藏在蛋糕里。我的乳母看见了，就问我：“老爷子，那里头放砂子可叫人怎么吃呀？”“我要看看他咬蛋糕是什么模样。”“那不崩了牙吗？崩了牙就吃不了东西。人不吃东西可不行呵！”我想，这话也对，可是我不能取乐了，我说：“我要看他崩牙的模样，就看这一口吧！”乳母说：“那就换上绿豆，咬绿豆也挺逗乐的。”于是那位玩木偶的太监才免了一次灾难。

　　又有一次，我玩气枪，用铅弹向太监的窗户打，看着窗户纸打出一个个小洞，觉得很好玩。不知是谁，去搬了救兵——乳母来了。

　　“老爷子，屋里有人哪！往屋里打，这要伤了人哪！”

　　我这才想起了屋里有人，人是会被打伤的。

　　只有乳母告诉过我，别人和我同样是人。不但我有牙，别人也有牙，不但我的牙不能咬铁砂，别人也不能咬，不但我要吃饭，别人也同样不吃饭要饿肚子，别人也有感觉，别人的皮肉被铅弹打了会一样的痛。这些用不着讲的常识，我并非不懂，但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是不容易想到这些的，因为我根本就想不起别人，更不会把自己和别人相提并论，别人在我心里，只不过是“奴才”、“庶民”。我在宫里从小长到大，只有乳母在的时候，才由于她的朴素的言语，使我想到过别人同我一样是人的道理。

　　我是在乳母的怀里长大的，我吃她的奶一直到九岁，九年来，我像孩子离不开母亲那样离不开她。我九岁那年，太妃们背着我把她赶出去了。那时我宁愿不要宫里的那四个母亲也要我的“嫫嫫”，但任我怎么哭闹，太妃也没有给我把她找回来。现在看来，乳母走后，在我身边就再没有一个通“人性”的人。如果九岁以前我还能从乳母的教养中懂得点“人性”的话，这点“人性”在九岁以后也逐渐丧失尽了。

　　我结婚之后，派人找到了她，有时接她来住些日子。在伪满后期，我把她接到长春，供养到我离开东北。她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索要过什么。她性情温和，跟任何人都没发生过争吵，端正的脸上总带些笑容。她说话不多，或者说，她常常是沉默的。如果没有别人主动跟她说话，她就一直沉默地微笑着。小时候，我常常感到这种微笑很奇怪。她的眼睛好像凝视着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常常怀疑，她是不是在窗外的天空或者墙上的字画里，看见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关于她的身世、来历，她从来没有说过。直到我被特赦之后，访问了她的继子，才知道了这个用奶汁喂大了我这“大清皇帝”的人，经受过“大清朝”的什么样的苦难和屈辱。

　　光绪十三年（1887），她出生在直隶河间府任丘县农村一个焦姓的贫农家里。那时她家里有父亲、母亲和一个比她大六岁的哥哥，连她一共四口。五十来岁的父亲种着佃来的几亩洼地，不雨受旱，雨大受涝，加上地租和赋税，好年成也不够吃。在她三岁那年（即光绪十六年），直隶北部发生了一场大水灾。她们一家不得不外出逃难。在逃难的路上，她的父亲几次想把她扔掉，几次又被放回了破筐担里。这一担挑子的另一头是破烂衣被，是全家仅有的财产，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她后来对她的继子提起这次几乎被弃的厄运时，没有一句埋怨父亲的话，只是反复地说，她的父亲已经早饿得挑不动了，因为一路上要不到什么吃的，能碰见的人都和他们差不多。这一家四口，父亲、母亲、一个九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好不容易熬到了北京。他们到北京本想投奔在北京一位当太监的本家。不料这位本家不肯见他们，于是他们流浪街头，成了乞丐。北京城里成千上万的灾民，露宿街头，啼饥号寒。与此同时，朝廷里却在大兴土木，给西太后建颐和园。从《光绪朝东华录》里可以找到这样的记载：这年祖父去世，西太后派大臣赐奠治丧，我父亲承袭王爵。醇王府花银子如淌水似地办丧事，我父亲蒙思袭爵，而把血汗给他们变银子的灾民们正在奄奄待毙，卖儿鬻女。焦姓这家要卖女儿，没有人买。这时害怕出乱子的顺天府尹办了一个粥厂，他们有了暂时的栖身之地，九岁的男孩被一个剃头匠收留下当徒弟，这样好不容易地熬过了冬天。春天来了，流浪的农民们想念着土地，粥厂要关门，都纷纷回去了。焦姓这一家回到家乡，渡过了几个半饥不暖的年头。庚子年八国联军的灾难又降到河间保定两府，女儿这时已是十三岁的姑娘，再次逃难到北京，投奔当了剃头匠的哥哥。哥哥无力赡养她，在她十六岁这年，在半卖半嫁的情形下，把她给了一个姓王的差役做了媳妇。丈夫生着肺病，生活却又荒唐。她当了三年挨打受气的奴隶，刚生下一个女儿，丈夫死了。她母女俩和公婆，一家四口又陷入了绝境。这时我刚刚出生，醇王府给我找乳母，在二十名应选人中，她以体貌端正和奶汁稠厚而当选。她为了用工钱养活公婆和自己的女儿，接受了最屈辱的条件：不许回家，不许看望自己的孩子，每天吃一碗不许放盐的肘子，等等。二两月银，把一个人变成了一头奶牛。

　　她给我当乳母的第三年，女儿因营养不足死了。为了免于引起她的伤感以致影响奶汁质量，醇王府封锁了这消息。

　　第九年，有个妇差和太监吵架，太妃决定赶走他们，顺带着把我乳母也赶走了。这个温顺地忍受了一切的人，在微笑和凝视中渡过了沉默的九年之后，才发现她的亲生女儿早已不在人世了！









我的前半生一　袁世凯时代






一　袁世凯时代

　　紫禁城中的早晨，有时可以遇到一种奇异的现象，处于深宫但能听到远远的市声。有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有木轮大车的隆隆声，有时还听到大兵的唱歌声。太监们把这现象叫做“响城”。离开紫禁城以后，我常常回忆起这个引起我不少奇怪想象的响城。响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听到中南海的军乐演奏。

　　“袁世凯吃饭了。”总管太监张谦和有一次告诉我，“袁世凯吃饭的时候还奏乐，简直是‘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

　　张谦和的光嘴巴抿得扁扁的，脸上带着忿忿然的神色。我这时不过九岁上下，可是已经能够从他的声色中感到类似悲凉的滋味。军乐声把我引进到耻辱难忍的幻象中：袁世凯面前摆着比太后还要多的菜肴，有成群的人伺候他，给他奏乐，扇着扇子

　　但也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响城，逐渐使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响城”是我在毓庆宫里从老师们的嘴里听到的。这就是种种关于复辟的传说。

　　复辟——用紫禁城里的话说，也叫做“恢复祖业”，用遗老和旧臣们的话说，这是“光复故物”，“还政于清”——这种活动并不始于尽人皆知的“丁巳事件”，也并不终于民国十三年被揭发过的“甲子阴谋”。可以说从颁布退位诏起到“满洲帝国”成立止①，没有一天停顿过。起初是我被大人指导着去扮演我的角色，后来便是凭着自己的阶级本能去活动。在我少年时期，给我直接指导的是师傅们，在他们的背后，自然还有内务府大臣们，以及内务府大臣世续商得民国总统同意，请来照料皇室的“王爷”（他们这样称呼我的父亲）。这些人的内心热情，并不弱于任何紫禁城外的人，但是后来我逐渐地明白，实现复辟理想的实际力量并不在他们身上。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说起来滑稽，但的确是事实：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这样幻想的人，却是引起紫禁城忿忿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

　　①严格地说，复辟活动到此时尚未停止。伪满改帝制后，虽然我的活动告一段落，但关内有些人仍不死心，后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略，占领了平津，这些人在建立“后清”的幻想下，曾有一度活动。因为日本主子不同意，才没闹起来。——作者

　　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紫禁城里是怎样从绝望中感到了希望，由恐惧而变为喜悦的。在那短暂的时间里，宫中气氛变化如此剧烈，以致连我这八岁的孩子也很诧异。

　　我记得太后在世时，宫里很难看到一个笑脸，太监们个个是唉声叹气的，好像祸事随时会降临的样子。那时我还没搬到养心殿，住在太后的长春宫，我给太后请安时，常看见她在擦眼泪。有一次我在西二长街散步，看见成群的太监在搬动体元殿的自鸣钟和大瓶之类的陈设。张谦和愁眉苦脸地念叨着：

　　“这是太后叫往颐和园搬的。到了颐和园，还不知怎么样呢！”

　　这时太监逃亡的事经常发生。太监们纷纷传说，到了颐和园之后，大伙全都活不成。张谦和成天地念叨这些事，每念叨一遍，必然又安慰我说：“万岁爷到哪儿，奴才跟哪儿保驾，决不像那些胆小鬼！”我还记得，那些天早晨，他在我的“龙床”旁替我念书的声音，总是有气无力的。

　　民国二年的新年，气氛开始有了变化。阳历除夕这天，陈师傅在毓庆宫里落了座，一反常态，不去拿朱笔圈书，却微笑着瞅了我一会，然后说：

　　“明天阳历元旦，民国要来人给皇上拜年。是他们那个大总统派来的。”

　　这是不是他第一次向我进行政务指导，我不记得了，他那少有的得意之色，大概是我第一次的发现。他告诉我，这次接见民国礼官，采用的是召见外臣之礼，我用不着说话，到时候有内务府大臣绍英照料一切，我只要坐在龙书案后头看着就行了。

　　到了元旦这天，我被打扮了一下，穿上金龙袍褂，戴上珠顶冠，挂上朝珠，稳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在我两侧立着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和带刀的御前侍卫们。总统派来的礼官朱启铃走进殿门，遥遥地向我鞠了一个躬，向前几步立定，再鞠一躬，走到我的宝座台前，又深深地鞠了第三躬，然后向我致贺词。贺毕，绍英走上台，在我面前跪下。我从面前龙书案上的黄绢封面的木匣子里，取出事先写好的答辞交给他。他站起身来向朱启铃念了一遍，念完了又交还给我。朱启铃这时再鞠躬，后退，出殿，于是礼成。

　　第二天早晨，气氛便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是我的床帐子外边张谦和的书声朗朗，其次是在毓庆宫里，陈师傅微笑着捻那乱成一团的白胡须，摇头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