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十年祭-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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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知道，我们是有艺术天赋的，因为我们对美的东西极为敏感，一棵树，一条小巷，一个小院，风声、光影，随时随地唤起一种情绪，唤起我们对一种境界的憧憬，但这一切又是何其不合时宜呀。
　　记得我在大约二十岁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严肃的思考，后来把这个思考的结果和小波交流过。当时我想，人追求的东西，除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和感官的愉悦外，只剩两个东西，一个是美，即beauty，另一个是力，即power。美代表无穷的梦幻和细腻的情绪，像大海一样抚慰着心灵，力代表对世界的理解和控制，是古往今来的君王、政治家、科学家、巨贾、战士、武林豪客终生追求的对象。
　　两个东西都是那么丰富和深邃，值得终其一生去追求，那么，在两者之间，我当如何取舍呢？我考虑的结果是，如果必须两者择一，我选择力，因为这更符合我的性格。当时小波没有明确地答复，但我后来知道，他选择的是美。
　　他选择的美，不是一种纯然严肃的美，更多的是趣味或amusement，他最怕的就是无聊，这正是智商高的人的特点。此外，他也没有放弃对力，或更明确地说，对纯理性的追求。也许对他来说，单纯浸浴在美中，有点过于简单和女性化，据我所知，他在数学和哲学上都有相当涉猎。
　　也许因为选择了对力的追求，我对生活的印象，已不再是一段清冽的小溪。我经常想起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中的一个乐章，曲中的主题，在我看来，就是一条汉子，背着行囊，在长夜里不断地走着。步履的节奏不断重复，夜色中景物变换，行行重行行，路好像永无尽头。我在深夜驾车穿越美国时，心里就重复着这段韧性的旋律。
　　在生活中，我看到纷繁的扰动，无尽的追求。而小波就完全不一样了。他遗世独立，沉浸在幻想世界里，正因为如此，他才葆有更多的赤子之心。
　　
我的弟弟小波/王征（1）
弟弟小波去世两个半月了。
　　我终于可以坐下来为他写点什么了。
　　这两个半月，我的心碎了，精神几乎到崩溃的边缘。用女儿的话来说，是剥了一层皮。


　　两个半月前，一天深夜，接到秀东打来的越洋电话，他告诉我：“小波去世了……”我听在耳里，半天回不过神来，拿着话筒一遍遍地问：“什么？什么？”最后终于晓得了，但不能相信这是事实。小波从来没讲过，他有什么不舒服，从来没讲过，他有心脏病。最后我终于明白了。心如刀绞，泪如雨下。那一晚上，不能成眠。
　　清晨，独自跑到房后的树林中，向着天空，向着东方，向着广袤的苍穹，我像疯子一样大喊：“小波！小波！小波……”就像小波真的在天上，在God身边，能够听到一样。
　　我喊到声嘶力竭，说不出话来，但我对他的思念和心中的悲痛也只有一点点得到抒泄。小波就盘旋在我脑中，我心里，只要脑子一空下来，想的就是他。我不敢开车，怕开车脑子走神想他，会出车祸；不敢一个人呆在家里，怕想他想得受不了。
　　我想写写小波，让世人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让世人知道，他生活简朴，性格单纯，心灵博大精深、善良细腻；他头脑机智，出语幽默惊人。但我这写惯病历和医学报告的拙笔能写出他来吗？我只能尽我之心，尽我之力，写出我心中的小波。
　　1996年12月初，我离京赴美国，从烟台到北京住了半个月。这是几年来与小波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住在楼下，每天上楼来和我聊天。我们聊家人、聊社会、聊电影、电视甚至文学。话题天南海北，杂七杂八，可就是从没说到过他自己的身体，他有哪儿不舒服，有什么病。他对我的依恋、关切，那份亲情、那份善意，总在几句话中，在那微微斜视的目光中透露出来。虽然，我们口中聊的往往是些不相干的事。
　　我的赴美，对他的感情造成很大的冲击和折磨，姐姐、哥哥、弟弟都在美国，我走后，大陆就只剩他一人与妈妈相守了。提到此事，他就叹气。一天，我轻描淡写地说：“我怎么也没觉得到美国有什么的，现在通讯、交通这么发达，十几个小时就能从北京飞到底特律，我觉得就跟到烟台一样。”
　　可是，这毕竟是不一样的，现在我深深地感觉到了，这毕竟是不一样的。如今小波走了，我竟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回去送他一程。我只能每天思念他，独自流泪，我这个他相依相恋的姐姐太对不住他了。
　　小弟弟晨光去北京送别，带回小波的遗体解剖报告和遗著《时代三部曲》。我看了报告心痛不已，不知该怎么想，就像祥林嫂一样，每天反复地想着小波的死因。我几十遍、几百遍地问自己：他知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不去看医生？
　　据遗体解剖报告说，小波是由于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导致心力衰竭死亡。可我知道，这种病引起的心力衰竭是逐渐发展的，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我12月份看到他，只有懒懒的样子（现在想，那已是早期心衰），那时到他去世，只有4个月，病情不该发展得这么快。报告中还提到，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而心内膜弹力纤维增生者有1/4的病人容易发生血栓。我想，当天晚上，很可能产生了血栓，心肌梗塞，加重了心衰，而血栓以后自溶了。可他忍受了多少痛苦，只有上帝知道了。据人们推测，他独自一人在室内挣扎了几个小时，晨光看到白灰墙上留下了他牙咬过的痕迹，死后牙缝里还留有白灰。为什么？为什么他独自挣扎而听到他惨叫的人却没能帮忙送他去医院？哪怕听见了的人去报警也好。
　　他选择死亡吗？不，他爱生活，爱亲人，爱文学事业。电脑中还有他未完成的《黑铁时代》。想想他的性格，他的为人，也就能理解了。他从不愿麻烦别人，有事宁肯自己忍着。他对什么都很洒脱，他就那样走了，可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遗憾！那么多心痛！那么多惋惜！那么多泪水！
　　
我的弟弟小波/王征（2）
他知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以他的智慧、他的广博。他读过很多医书，从小他看书就杂，什么都看。细读《白银时代》，我认为，他一定有心脏病的感觉。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我的舅舅”有心脏病，做过心脏手术，裤带一紧就胸闷憋气，游泳时水到胸部就胸闷，心脏在快速衰老。书中有忧郁但无悲伤，更无对死的恐惧，但是有那么多的无奈和对世俗的嘲讽。他说：“……所谓创造力，其实是出于死亡的本能。人要是把创造力当成自己的寿命，实际上就是把寿命往短里算。把吃饭屙屎的能力当做寿命，才是益寿延年之妙法。”（《白银时代》，第108页）。他从小藐视行尸走肉的活法，小时候他常跟我们谈笑大院里的干部有的十分庸碌，他斥之为“烫面饺子干部”，他更多注重的是精神。我们早说过他是吃精神的人，是靠精神活命的人。那么他是宁肯有用而短的活，而不肯无用的延年益寿了。从书中看，他早有症状，但他为什么不肯向任何人讲他的病，特别是不向他的至亲们讲。我想他不忍告诉他74岁的老母亲，他是个公认的大孝子，就在他去世前两个月，妈妈病了，他急得要命，到处发E…mail；妈妈好了，他却去了。他是我们姐弟中最多爱心最少私心的一个。他不忍告诉他的妻子，他们之间感情至好，人所公认。他不忍告诉姐姐、哥哥、弟弟，怕给别人增加烦恼，却自己一个人忍着。这最后一忍就成永诀了。他的善良，只有亲人心知，只能让亲人们现在深深地痛心痛悔。据说他曾在电话里跟北京的朋友说，他快死了。可大家只把这话当成他的又一次幽默，谁也没把这话当真。因为他从心智到身体看上去都那么高大健壮，所以听到他的死讯，就像晴天霹雳。回想他平时懒懒的样子，恐怕也是疾病所致。如今当他去了，才感受到失去了一个多么善良的亲人，逝去了一个多么博爱的心灵。
　　小波是生于忧患，这不是套用老话。1952年他还在母亲腹中的时候，爸爸被诬陷，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天降大祸于我们家，爸爸因精神折磨和疾病死去活来，妈妈天天以泪洗面。全家处在惊恐、悲惨、愤恨、屈辱当中。他在这样的气氛中降生，父母给他起名“小波”，希望这灾祸像大海中的小波浪一样过去。谁知在那样的年代，这阴影笼罩我们二十余年。它对我们的影响是终生的，对小波的影响更是深入血液。妈妈常说：没把他生成怪胎已经不错了。
　　我们姐弟5个，小时候，爸爸妈妈没有很多精力管我们。我们从小由姥姥带大。姥姥最疼惜小波了，她老说小波福相。其实小波是儿时严重缺钙，长成一个大头。也就是没有太多管束，小波自由地、自我教育地成长起来。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姐带着我们，在人民大学的校园中乱跑。我们打枣、捅马蜂窝，干一些孩子们自得其乐的事情。后来我和姐姐到城里上了中学，弟弟们在西郊人大，小波的“蔫淘”更是出名。有一次，好像是他打死了邻居的鸡，七八岁的年龄，自己一个人走了40里路，跑到城里找我们，搞得爸爸哭笑不得。他的能吃苦，那时就显出来了。他小学时转学到了城里，和妈妈、姐姐、晨光、我同住在教委大院，星期天大家都到人大，和爸爸、小平、姥姥团聚。星期六从城里到人大，他常常是走回去，省下路费，跑书摊。那时，大家常说，小波真能走路。“文化革命”开始时，他才是个初一的学生。爸爸妈妈受冲击，无人顾及我们。他在教委大院和一帮小朋友干尽了各种恶作剧。他们玩各种男孩子们的把戏，爬树、上房玩火。有一次一个小朋友告诉我：你弟弟在红星楼顶走边沿呢，比谁都不怕死。当时吓了我一大跳，那是个5层的高楼。
　　他从小嗜书，读书极快极多，记忆力极好。上小学时，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西单商场的旧书摊。他在那里读了多少书，天知道。从小他的记忆力就让家人们惊异。有一次，好像是他小学一二年级时，姐姐弟弟们一起闲聊，他大段大段地背诵起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他还说，那是读着玩的，其实并不太喜欢马雅可夫斯基。他读完了《十万个为什么》，就成了全家的顾问。家中有什么日常问题，常去问小波。那时，他也才是小学二年级。
　　
我的弟弟小波/王征（3）
我读书比起他来要慢多了，记得“文革”初期，1966年时，姐姐拿回家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说明天就要还给借书人。我和小波就争着读，最后谁也争不过谁，索性并着头一起看那本书。当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是他的脑电波影响了我，我也能很快地读书，脑子突然非常灵了。当时我就想，他的脑子与众不同。他能一天就读完厚厚一本大书，还能记住全部内容，真让我羡慕不已。
　　但是他最热爱的还是文学。从小他对文学就有执著的爱，他用文学、用大量的文学书籍，完成了自我教育。小学五年级时，他写了一篇关于刺猬的作文，被选作范文在学校的广播里播送。“文革”后，他去了云南农场，休假回京，他写了不少杂文、随笔，记述云南的生活和见闻。我当时在山西插队，每次回京，首先要读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