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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

王小波十年祭-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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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语言颠覆
  王小波的叙述风格保留了北京作家一贯的幽默传统,但仍然是一种变体,不似前辈作家通常难以克制的悲痛激愤,也不混同于当前由北京风行于各地的就事论事的调侃。王小波的语言以戏谑的比喻加上反讽的思辨为特征,对人们习惯的优美抒情与认真说理传统它是一种悖离,是喜剧性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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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说《黄金时代》/艾晓明(3)
“Gui头血肿”的故事把众人引以为耻、讳之不及的“Gui头”直呼出来,并对这个粗鄙、别扭的词语联结详加描述,揭示其荒谬性。荒谬在于,众人虚伪的羞耻心掩饰着带有性虐待意味的罪恶,这是要体面的知识分子死不肯接受的。李先生奋起自卫、一论再论“Gui头血肿”、贺老先生纵身跳了楼。人物的反抗,形式上有滑稽和悲凉之分,但究其实质,于普遍的、无理性的羞耻文化与心理是一个有力的暴露。“磨屁股”、“革命时代的痔疮”、“地主老财的屎橛子”,都把属于人体隐私部位,历来文学作品一带而过或多以隐语暗示的东西拿出来示众。由此,革命时代最荒唐无稽的现象显露无遗。也正是这样,原欲的真正意义令人动容:刘老先生被一只鸭子馋死了,贺老先生脑浆子洒了一地,那杆大枪又粗又长,“这说明他们身上还有很多没有用完的生命力”。
  王小波空前坦率地描写了性、包括Xing爱姿势与器官,这些描写兼具写生的细致和想象的谐趣。它新鲜、独特,通常超越了写实层面,成为人物处境的隐喻。例如:王二在×海鹰床上半跪半坐:“这时候整个人就像一朵扎出的纸花,或者崩开了的松球——从一个底子(王二的屁股)里,放射出各种东西。他的上身,他的折叠过的腿,他的荫毛和###(它们是黑黑的一窝),每一件东西都坚挺不衰。”还有苟欢之后两个人斗鸡式的坐姿:“这时候她的Ru房在我们俩中间堆积起来,分不清是谁长的了。那东西有点像北京过去城门上的门钉。”比喻选择的是日常性形象,但从来没有人可以顺手拈来形容性事。在前一个比喻中,影射出人物如折纸花一样被迫扭曲的精神状态,剩下的肉身的坚挺显示了欲望的非理性。而关于两人对坐的比喻更是古怪滑稽,显出了这对男女的貌合神离。
  王小波用“屎”这个词汇的次数之多亦属少见,连带的还有各类形容性器、排泄物的俚语、俗语、歇后语及秽语(包括英文)。他让这些通常被视为垃圾的词汇频繁出现,发掘出其非常的表现力。这些词语竟然代表了人的存在的如许重要内容,只要看看《似水流年》中挖屎坑及煮大粪的故事就可以体会了。人们理想中的美妙新世界原来如此之多的与屁味、萝卜嗝味和屎联系在一起,圣与俗的界线被颠覆了。
  《我的阴阳两界》表面上是带有猎奇色彩的故事,以阳痿病人作叙事者,仿佛要挑逗读者的窥淫心理。但实际上它不折不扣是一段浪漫爱情,不过不是古典式的浪漫,而是一个现代智者与情人戏仿世俗的传奇。病人与医生为功利目的同居,由此引出男女之间及他们与环境之间种种误解和冲突。在一幕幕可笑情境中,病态与正常态的界线游移混淆、粗鄙与高雅亦互为表里,需要复杂一点的言说了。
  被称作“黄金时代”或“革命时期”的阶段正在一步步变成历史,它离我们越远,我们越感到那一切不可理喻。在这个时候,王小波写出了他的上述小说,把那个时代放在人类理智共同标准的天平上来掂量,掂出其全部无意义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荒谬逻辑。他以中国作家一贯欠缺的喜剧精神书写革命时代,这实在有助于我们重建一种健全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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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羞耻心文化/丁东(1)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应该算是典型的大陆文学,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首先在香港出版。《黄金时代》由三部相对独立的中篇小说组成,背景是“文革”时期。那是一个个人无助而政治权力无所不能的年代。作为个人,很难有个人意志和尊严可言。指鹿为马,鹿就是马。人只有接受这种现实,而无证明自己的可能。谈起那个年代,许多过来人都心有余悸,一点儿都不具有解虞之处。但作者却将这种恐怖化作一种荒谬。他对身外的现实采取了一种全盘承认的态度。既然不能改变,不如依法炮制。被发落到边疆农场的医科大学毕业生陈清扬,仅仅因为是结了婚的女人,“脸不黑而且白,Ru房不下垂而且高耸”,就被舆论污为“破鞋”。据小说主人公王二看,只有两个方法洗刷?:1、把自己整得全无姿色,没了当破鞋的本钱;2、干脆偷汉,当名副其实的破鞋。王二赞成第二种,总之清白不得!这是一种看透了荒谬,自觉不值得在理性层面上与之较量才产生的心态。这就摆脱了文人的传统悲剧模式,摆脱了理想和幻想的纠缠。这里不妨与张贤亮的小说做一对比。《绿化树》的主人公政治理想尚未破灭,于是才有结尾踩上红地毯的自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对爱情还抱有幻想,于是才有主人公与黄香久的“感情的历程”。在《黄金时代》中,这两层理想和幻想都没有,于是小说便形成了一种嘲讽和戏谑的风格。
  荒谬的年代培养了王二式的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在《黄金时代》里,王二回忆道:“我记得那些日子,除了上山放牛和在家里躺着,似乎什么也没做。我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这与加缪的《局外人》有同有异。同样是对荒谬的超越,《局外人》的主人公采取的是一切与我无关的态度,是一种高度的冷漠,连母亲死了都无动于衷,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王二们则不同,他们是想做局外人而做不得,他们没有那份可以置身局外的自由,面对荒谬的处境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无能为力,如同阉牛,只有被阉的份儿。但王二有王二的智慧,他知道面对绝对的荒谬,较真儿只能是自取灭亡。置身于绝对荒谬的大游戏中,千万认真不得。既是游戏,就不能破坏游戏的规则。王二的处世态度是:“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证明自己不无辜。”我对付不了你,我就不如配合你。他和陈清扬对清查、批斗采取的就是一种配合的态度。让王二写交代男女关系的材料,他故意写得很有文采,似乎受辱的不是他,而是热衷于看材料的人。性是王二们反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王二说:“在我看来,这东西无比重要,正如我之存在本身。”既然外部力量对于我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么人的欲望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你按你的来,我按我的来。你的荒谬无理可讲,我的性欲也无理可讲。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的“丑陋”和政治强权的荒谬在程度上足以匹敌。陈清扬曾认为:“真的事要有理由。”这正是她烦恼的原因。荒谬的本质就是无理由可讲。最后,她达到了犬儒主义的化境,不再为是不是“破鞋”而烦恼,“挨斗时她非常熟练,一听见说到我们,就从书包里掏出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用麻绳拴好的解放鞋,往脖子上一挂,等待上台了。”并为她是挨斗的“破鞋”里最漂亮的一个而“觉得无比自豪”。
  小说的叙事方式不是要读者沉浸在当年的气氛里,而是通过今天的主观滤光镜看当年。中国当年斗“破鞋”,挨斗者必定狼狈不堪,羞愧难言;而批斗者则居高临下,如同动物园里看猴子。但在小说中,这一切都反过来了。精神上的优胜者不是批斗者,而是挨斗的王二和陈清扬。王二们精神上很优越,态度上很从容;对方则显得十分委琐。小说既能在对人物心理的体察上入乎其内,又在价值判断上出乎其外。这种叙事方法是颇为现代的。
  中国的现代派小说,特别是近几年某些先锋派小说,阅读起来十分艰涩。而《黄金时代》不然,处处给人以阅读的快感。想寻找作品内在含义的读者自可寻找;但作品的价值首先来自阅读本身。阅读本身就使人陶醉,以幽默和智慧给人以全新的感受,简直不需要再去追寻它的内在含义。作者用一种幽默的光辉烛亮了当年那种无处不在的压抑,使人的精神世界从悲惨暗淡的历史阴影中超拔出来,感到一种解放的愉悦。作者有意让读者感觉,这不是历史之“真”,而是历史的变形。这使人想起一位西方作家的话:“如果我对你说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的就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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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羞耻心文化/丁东(2)
这种叙事方法并非史无前例。但用这种方法来叙述性的主题,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效果。它既可以写得很透彻,又不失高格的美学趣味。以前,写实主义小说面对性几乎无法回避一种两难抉择:追求高雅不免失去透彻,追求透彻又不免失去高雅。《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范本。但它那种抒情诗式的笔法,并非唯一的恰当选择。现代人的性感受并不是只有抒情诗的美妙,同时也有痛苦、困惑和焦虑。《黄金时代》的尝试扩大了以往的视野。它的基调是反讽的、调侃的。但某些细节又不失动人的温情。比如,写交代材料,王二怎么也过不了关。因为看材料的专案人员怀着一种无止境的窥淫心理,根本不可能满足。但陈清扬却一下子就过了关。为什么?因为她将一个女人最真实、最美好、最微妙的性感受写进了交代材料,让那帮专案人员一下子感到羞愧难言。这是《黄金时代》中最精彩的细节。让我们感受到荒芜之中,自然的人性具有怎样的威力!
  这还引起了一个超越羞耻心的话题。中国以往的绝大多数小说都被笼罩在羞耻心文化的阴影里。《红楼梦》里性描写很含蓄,淫丧天香楼等场面作家写了又删了;《金瓶梅》里性描写很放肆,但写一段就要配一段谴责或说教。这都是羞耻心文化的不同表现。按文字的本意,羞和耻本来都是人体不可缺少的部位,是长期的社会文化使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赋予这些与性活动相关的部位以负面价值。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意识到要超越这种观念的桎梏。文学创作中对羞耻心文化有不同的超越方式。劳伦斯是一种方式,他认为性就是美,他在小说中给性活动以至善至美的描绘。《黄金时代》不同,它肆意嘲讽对性的表里不一,但同时对性作游戏的处理,不是将性美化、神圣化,而是将性的价值中立化。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当“我”不承认人们给性施加的丑名时,口气随意而平淡。让读者阅读时也滤去了那些故弄玄虚的羞耻色彩,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在作家看来,围绕性兴师动众本身就是可笑的。性关系只是当事人的私事,用不着别人去干涉。干涉本身就让人发笑。只有人们对性的态度坦然了,不再大惊小怪了,人们的心理才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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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纸荒唐言/朱正琳(1)
听说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已由华夏出版社推出,不胜欣慰。一位大陆作家写的一部纯文学作品,在海外出版,在海外获奖,在海外引起关注,而大陆读者几乎毫不知情,这委实让人气馁。究其原因,据称是因为“这本书里有不少地方写到性”。我们且听听作者自己是怎么说的:“虽然在文学中过分写性有媚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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