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之虎胆威龙 作者:春来江水绿如蓝-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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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北到日本，从中国大陆到日本，这三条供应线中，两条在中国本土，一条在中国领海或邻近，可见中国对日本的地缘重要性。两条在中国本土的供应线不必当心美国直接攻击，海上那条很危险，为保障海上供应线，必须在中国沿海部署兵力，这样日本可以依托绵恒的大陆，与美军作战，摆脱孤岛地理的不便。日军作战的顺序是：将国军主力赶出中国大陆沿海重要港口，控制中国资源产地，一来获得资源，二来保障供应线，三可建立沿大陆的支持点消除由陆向海的威胁，在这点上，无论中国军民如何抗击，日军做得较成功，直到抗战后期，大陆方向都没有威胁到日军的海上交通线，直到四五年，日军势弱，美军也只有潜艇进入东海和南海；其次，是清除掉点状分布的英法美据点，形成日军可任意驰骋的净空间，这点日军也成功了。日军想形成一个以日，华，印度支那，缅甸，南太平洋诸国，马里亚纳为外环的圈，一些日军军官想向苏联方向形成缓冲带，发动了诺门坎战役，结果失败，日军上层也是不支持的。而中国战前许多年都忙于内战和肃共，蒋介石一直没有牢固三北地区的控制，苏联倒是离得近，因此联俄可对北方军阀形成背压，好在军阀都还不亲苏！蒋介石也看到了日本的威胁，为防已盘居东北的日军南下切断与苏联的联系，又防苏联的不介入，蒋也加紧联美，中国的战略只是自保，借他人之力制肘日本，最后遏制战略落空了。
　　　　与日军比较的后记
　　　　写了这多，大伙也能看出中国当时的毛病在何处。一个民族以自己的价值观去对待问题不一定会成功，大清的外交史就能看出；同样，侵略者不一定会失败，如满清王朝的建立，关键是对文化差异的正确认识和容纳，日本也败在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世。我们总在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难道我们的人就一定比别人行？抗日战争的情况来看这点并不乐观，我们把人的因素建立在某些虚妄的假设上了，这种虚妄的假设至今还影响我们，还成为我们自甘落后的最好慰籍，之所以在后来许多次战争中我们总是人的代价巨大，及大量建造落后装备等等都是自以为我们的人就一定比别人行。许多年前，我们动辄要去解放全人类等，耽误了多少时间多少人，这种虚妄误国误人非浅！
　　　　国人最不善于总结教训，同样的亏吃上多次也无改悔，几十年来，大众回顾抗战，不是神彩飞扬胡吹乱侃，就是伤心落泪义愤填膺，有多少有用的检讨与反思？只愿说胜事，不愿言败绩，尽管败多胜少。小时候我还以为土八路打沉了所有的日本航空母舰哩。
　　　　转自《燃烧的岛群》
　　　　作品相关　重庆大轰炸（文后附视频）（转载）
　　　　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遭受了日本法西斯的狂轰滥炸。其轰炸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造成损失之惨重，不仅居于中国各大城市首位，　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城市中也名列前茅＇1＇（p192）。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重庆人民展开了英勇的反轰炸斗争，挫败了日本“摧毁中国抗战意志，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狂妄企图，成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坚持抗战的重要象征。重庆人民的反轰炸斗争，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既是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的血腥罪证，也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对外来侵略的光辉事例。一、重庆大轰炸的起因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迷信自身武力的强大，推行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妄图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　以便腾出手来执行其扩大侵略的“北进”、“南进”政策。从1937年7月发动芦沟桥事变到1938　年10月占领武汉、广州，日军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侵占了中国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共13个省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多座城市。但这些胜利并没有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日本的军力、国力已难堪重负。到1938　年底，　日本已在中国战场投入了近100万的庞大兵力，付出了近45万人伤亡的代价，　军事力量严重削弱；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本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在占领地区只能局促于主要城镇和主要的交通沿线地区；战争使日本军费开支急剧增加，严重妨碍了日本经济的正常运行，极大地加重了日本人民的负担，致使人民生活日益恶化，反战情绪不断高涨；战争的长期化也破坏了日本的世界战略，使其“北进”、“南进”的扩张战略无法实施；在国际上，苏联继续援助中国抗战，美、英等国因不满日本侵华威胁其在华利益，对中国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并借助国联理事会对日本进行制裁，日本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
　　　　同时，中国方面虽然在战争初期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抗日力量仍在不断生长。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日军占领武汉后，在绥远、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一线约4000公里的正面地区，仍面临着200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国民政府以西南、　西北地区为根据地仍在继续抗战。而在日本占领区的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着日本对占领区的统治，并同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对日军的夹击态势。中日战争必将长期化。
　　　　军力国力的制约、外交上的孤立和战争的长期化，日本当局深感“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2＇　，“如果再扩大战区或增添兵力，无疑要大量消耗国力”＇3＇。因此，　在占领武汉、广州后，日本一改以往“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表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4＇。　被迫放弃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确立了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日本侵华新方针确立后，其军事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强调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的规模和强度，要以坚强的军力为背景进行政略和谋略工作，将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日本看来，“对被压缩中之中国政府若放任不顾，则仍为重大之祸根，必贻后患，故仍须适宜促使其崩溃”＇5＇。因此，　在将军事打击的重点转向敌后战场的同时，企图通过非军事的政略工作并辅之以军事打击，动摇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意志，迫使其放弃抗战立场，实行对日妥协。而对重庆的大轰炸，就是适应这一军事战略的具体迫降行动。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襟带双江，控驭南北，素有“天险”之称。公元前11世纪，巴国曾建都于此，秦时设巴郡，隋唐时称渝州，南宋始称重庆。近代以后，1891年开埠，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建市。
　　　　1931年局部抗日战争发动后，国民政府曾经营西北地区作为未来对外战争的后方基地。1935年后，随着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由于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具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地形险要，三面环山，具有绝佳的天然屏障，在战争中易守难攻；且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一旦东部沿海地区遭敌封锁，仍能对外交通联络。因此，1937年10月29日，在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驻地。11月16日，最高国防会议批准了迁都决定，12月1日，　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到1938年12月，蒋介石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要机关抵达重庆，国民政府西迁工作胜利结束。重庆成为了战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首都。1939年　5　月，　重庆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重庆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工矿企业也相继迁渝。随着迁渝工厂的相继复工，重庆很快就建成了以兵工、机械、钢铁、煤炭、纺织、化工、电力等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加上新兴工厂的建立，重庆成了战时中国工业部门最齐全、工业种类最多、工业规模最大的惟一的综合性工业基地。此外，重庆的金融、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和对外交往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迅速成为战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对外交往中心。
　　　　战略地位的提高，使重庆开始成为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　1938年2月18日，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郊。10月4日，　日机首次轰炸重庆市区。12月初，日本天皇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　命令对中国内地实行战略轰炸。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计划《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强调要“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捕捉、消灭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坚决实施战略、政略航空战，挫败敌继续作战的意志”＇6＇（p59～60）。十分明显，日军轰炸重庆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动摇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摧毁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膝投降。1939年后，日军开始了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
　　　　因此，重庆大轰炸既是日本帝国主义调整对华侵略方针的必然产物，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战略地位提升的必然反映。二、日机轰炸重庆造成的损失
　　　　日本法西斯对重庆的大轰炸开始于1938年2月，结束于1943年8月，主要集中在1939年至1941年的3年时间。　日军集中了侵华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有近60天袭渝机数超过50架，有30多天袭渝机数超过90架，最多一天达175架。每次轰炸不仅投下许多爆炸弹，　而且还投下许多燃烧弹，目标直指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日机的轰炸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关于日机轰炸给重庆造成的损失情况，各种文献的记载颇有出入，据《重庆大轰炸》一书统计，从1938年至1941年的4年中，　日机轰炸重庆127次，出动飞机5940架次，投弹约15677枚，炸死9990　余人，　炸伤10233人，毁坏房屋建筑8250幢另33300间。＇6＇（p26）又据《重庆防空志》一书不完全统计，在5年半时间中，日机轰炸重庆203次，出动飞机9166架次，投弹17812枚，炸死炸伤人员24004人，其中死亡11148　人、重伤12856人（较场口大隧道惨案伤亡人数按官方统计计算），　炸毁、焚毁房屋17452栋、37182间＇7＇（p94）。余凡、陈建林根据有关资料综合计算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日机空袭重庆218次，出动飞机9513　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焚毁房屋17608幢，损失资产难以计数，仅市区工商界的直接经济损失即达500万美元＇8＇。四川省政府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