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人-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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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埃利斯答道，“深受间歇性暴力行为发作之苦，他患有器质性脑病——他的大脑受了伤。我们正在设法治好它，我们正在设法制止暴力。”
没人能对此提出异议，他想。作为礼貌的回答，即使是麦克弗森也会对此感到满意的。
“大脑受伤和暴力有关这种情况多吗？”
“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多不多，”埃利斯说，“我们甚至不知道大脑受伤的情况多不多，但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有一千万美国人有明显的脑损伤，还有五百万有不明显的脑损伤。”
“一千五百万？”一个记者说，“就是说每十三个人中有一个。”
真够快的，埃利斯想。他后来算出来是每十四个中有一个。
“差不多吧，”他在屏幕上答道，“有二百五十万人患有大脑性麻痹，有二百万人患有惊厥性紊乱，包括ＡＤＬ患者。有六百万人精神发育不全，可能还有二百五十万人患有运动过度行为错乱症。”
“所有这些人都是暴力者？”
“不，当然不是。大多数是绝对安静的。但如果你检查一下暴力者，你会发现其中患有脑损伤的人占有极高的比例。肌体脑损伤，我们认为肌体脑损伤通常是暴力的动因，这一看法与许多关于贫穷、歧视及社会不公正的理论是相对立的。当然，那些社会因素可能会助成暴力，但肌体脑损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你无法用治疗社会病的方法来治疗肌体脑损伤。”
记者们的提问暂停了下来。埃利斯记得这段沉默，也记得他由此而感到的得意。他要赢了，他在唱主角了。
“你说暴力的时候——”
“我是说，”埃利斯说，“个人挑起的无故的暴力袭击。这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也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问题。
１９６９年，在这个国家遭受袭击或杀害的美国人比整个越战期间伤亡的美国人还要多。具体他说——”
记者们飞速地记录着。
“——发生了一万四千五百起谋杀案，三万六千五百起强奸案，以及三十万六千五百起恶性袭击案件。总共有三十多万起暴力案件，这还不包括汽车事故造成的死亡，而大量的暴力是用汽车进行的。有五万六千人死于车祸，三百多万人受伤。”
“你一向很擅长数字，”格哈得边看边说。
“这下用上了，是不是？”埃利斯说。
“不错。可你眯斜着眼睛，样子令人无法相信。”
“我本来就是这副样子。”
格哈得哈哈大笑。
屏幕上一个记者在说：“你认为这些数据反映了肌体性脑病？”
“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埃利斯说，“确认个人有肌体性脑病的线索之一是多次重复暴力。有些例子很有名，查尔斯·惠特曼，他在得克萨斯杀了十七个人，他患有恶性脑瘤，几周前他就告诉他的心理医生说他一直想着要爬上塔楼朝人开枪射击。里查德·斯拜克在杀害八个护士前已参与过几次残酷的暴力事件。李·哈维·奥斯瓦德不断地袭击他人，其中好几次还包括他的妻子。这些是有名的例子，每年的三十几万起案子则不是那么有名。我们正在设法用手术来制止这种暴力行为，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卑鄙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崇高的目标，举足轻重的目标。”
“可这难道不是大脑控制吗？”
埃利斯说：“你把中学义务教育叫做什么？”
“教育，”那个记者说。
采访就此结束。埃利斯愤怒地站起身。“我真像个傻瓜，”他说。
“不，一点都不，”安德斯警官说。
结局
星期六
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３日
她正在挨毒打，一阵残暴的猛击使她失去了知觉，她一面呻吟，一面打着滚。
“快！”格哈得边喊边摇着她。“醒醒，简。”
她睁开双眼。房间里黑乎乎的，有人俯身望着她。
“决，快，醒醒。”
她打了个呵欠，一阵阵酸痛由脖子上往下跑。“什么事？”
“你的电话，是本森。”
这话猛地把她惊醒，连她自己都没想到会清醒得那么快。格哈得扶她坐起身，她摇摇脑袋清醒清醒。她的脖子像一根酸痛的柱子，身体的其它部位也僵硬作痛，可她早已顾不上这些。
“在哪里？”
“远程信息处理房。”
她走出房间来到走廊里，明亮的灯光刺得她直眨眼睛。警察还没有走，可他们已经疲惫不堪，双目无神，嘴巴张开着发呆。她跟着格哈得走进远程信息处理房。
里查兹把电话递给她，说：“她来了。”
她接过话筒。“喂？哈里？”
安德斯在房间对面的分机上偷听。
“我感觉不好，”哈里·本森说，“我想要它停下来，罗斯医生。”
“怎么啦，哈里？”她能听出他说话有气无力，慢得有点像是孩子在讲话。经过二十四小时刺激后的老鼠又会说什么呢？
“事情进展得并不好，我累了。”
“我们能帮助你，”她说。
“是那种感觉，”本森说，“现在使我感到疲乏，别的没什么，只是疲乏不堪。我要停止这种感觉。”
“你得让我们来帮助你，哈里。”
“我不相信你们会帮助我。”
“你得相信我们，哈里。”
长时间的沉默。安德斯在房间那头望着罗斯，她耸耸肩膀。“哈里？”她说。
“我真希望你们没为我做那个，”本森说。安德斯看看手表。
“做什么？”
“做手术。”
“我们能把你修理好，哈里。”
“我想自己修理，”他说。他的声音一副孩子气，简直是在使性子。“我想把金属线拉出来。”
罗斯皱起眉头。“你拉了吗？”
“没有。我试着把绷带拉掉，可痛得厉害。它让我受苦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它。”
他真像个孩子。她不明白这种回归是否是一种特定现象，还是恐惧与疲劳的结果。
“我很高兴你没有拉——”
“但我总得想个办法，”本森说，“我得停止这种感觉，我要修理计算机。”
“哈里，你不能那样做，得由我们来替你做。”
“不，我来修理。”
“哈里，”她像母亲一样用抚慰的声音轻轻他说，“哈里，请相信我们。”
没有回答，只有电话那一头的呼吸声。她在房间里扫了一眼，望着一张张紧张而又充满期待的脸。
“哈里，请相信我们，就这一次。一切都会好的。”
“警察在找我。”
“这里没有警察，”她说，“他们都走了，你可以到这里来，一切都会好的。”
“你以前对我说过谎，”他说。他的声音表明他又在使性子了。
“没有，哈里，你完全搞错了。要是你现在过来，一切都会好的。”
长时间的沉默，接着是一声叹息。“对不起，”本森说，“我知道它该怎么结束，我得自己来修理这计算机。”
“哈里——”
咔嚓一声，接着是电话挂断后的嗡嗡声。罗斯挂上电话。安德斯马上拨通电话公司，问他们是否已经查清了刚才那个电话。原来这就是为什么他刚才老要看手表的缘故，她想。
“见鬼！”安德斯说着甩下电话。“他们无法找到线索，他们甚至无法找到打进来的电话，这群白痴。”他在罗斯对面的那头坐了下来。
“他简直像个孩子，”她摇着头说。
“他说修理计算机是什么意思？”
“我想他是指把肩上的电线拉出来。”
“但他说他试过。”
“也许他试过，也许没有试过，”她说，“他在所有这些刺激和所有这些发作的影响下，现在已神志不清。”
“从身体角度看，把电线和计算机拉出来有可能吗？”
“有，”她说，“至少动物这样做过，猴子……”她揉揉眼睛。“还有咖啡吗？”
格哈得替她倒了一杯。
“可怜的哈里，”她说，“他一定吓坏了。”
安德斯在房间对面说：“你认为他到底有多糊涂？”
“很糊涂。”她呷了口咖啡。“还有糖吗？”
“糊涂到要搞乱计算机吗？”
“我们没有糖了，”格哈得说，“几个钟头前就用完了。”
“我不明白，”她说。
“他手里有医院的线路安装图，”安德斯说，“主计算机，即协助对他进行手术的那台计算机就在医院的地下室里。”
她放下咖啡杯注视着他。她皱皱眉头，又揉揉眼睛，端起咖啡杯，接着又放了下来。“我不知道，”她最后说。
“你睡觉的时候，病理学家来过电话，”安德斯说，”他们已确认本森是用起子捅那个舞女的。他袭击了机械师，还袭击了莫里斯。他们都是机器一样的人以及与机器有联系的人，莫里斯是与他自己的机械联系在一起的。”
她微微一笑。“我是这里的精神病科医生。”
“我只是问问。那可能吗？”
“当然，当然可能……”
电话铃又响了，罗斯拿起电话。“这里是研究室。”
“这里是太平洋电话公司分部，”一个男子的声音说。“我们为安德斯上尉复查了那条线路。他在吗？”
“请稍候。”她对安德斯点点头，他接过电话。
“我是安德斯，”他过了好一会儿说，“请重复一遍行吗？”他边听边点头。“你们检查的是哪一段时间？我明白了，谢谢你。”
他挂上电话，随即又开始拨打。“你最好给我讲讲那个原子能电力盒，”他一边拨号一边说。
“讲什么？”
“我要知道假如它被弄破的话会怎么样？”安德斯说，待电话接通，他便转过身去。“爆破小组。我是安德斯，杀了他。”他转身望着罗斯。
罗斯说：“他随身带有三十七毫克的放射钚，Ｐｕ一２３９。如果盒子破裂，该地区的所有人将面临严重的辐射。”
“释放出来的是什么粒子？”
她吃惊地看着他。
“我上过大学，”他说，“有必要的时候甚至能读书写字。”
“α粒子，”她说。
安德斯对着电话筒说话。“我是安德斯，干掉他，”他说，“我马上要一辆车来大学医院。我们可能会遇到即将发生的辐射危险。人们及其周围的环境可能被一种α释放物Ｐｕ－２３９污染。”他听着，随后又看看罗斯。“有爆炸的可能吗？”
“没有，”她说。
“不会爆炸。”安德斯说完又听了听。“好吧，我明白了。你尽快派他们过来。”
他挂上电话。罗斯说：“你不介意把现在发生的一切告诉我吧？”
“电话公司复查了那条线路，”安德斯说，“他们确认本森打电话的时候，没有电话打进研究室来，一个电话也没有。”
罗斯不解地眨眨眼睛。
“没错，”安德斯说，“他一定是在医院里的什么地方打的电话。”
罗斯从四楼的窗口朝外望着停车场，安德斯对至少二十个警察发出了命令。一半警察去了医院主楼，其余留守在外面，他们被分成了几个小组，一边抽烟一边轻声交谈着。这时，爆破小组的一辆白色装运车隆隆地驶了过来，三个穿着灰色的像是金属套装的人笨拙地走了出来。安德斯同他们简短他说了几句，他们几个点点头，留在车旁，打开一种很奇怪的设备。
安德斯往回朝研究室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