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忍成历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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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炮火攻势，据险坚守。广州军区（当时的中南军区）41军122师和华东军区28军82师、31军91师272团渡海增援，激战三个昼夜才将敌击溃。我军死伤被俘计1250人，国民党死伤被俘者计3379人。

敌人的登岛作战组织相当严密，部队利用夜暗登岛后，所有航渡器材全部后退15海里，以免遭我岸炮火力袭击。三天后还是利用夜暗，航渡器材靠岸接走部队。这段经历从9。13后父亲被监禁中的日记中能够读到。122师因行动迟缓而给于敌人更多的脱逃机会，从而引发他对部队战斗作风的反省。

建国初期，我国国土防空比较薄弱，领空一直很不安宁。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仿佛有了底气。蒋军空军多次对我沿海城市进行袭扰，曾轰炸了上海市。当时广东的省会广州的夜空里常会响起凄厉的防空警报声。粗大的探照灯光刺破漆黑的夜空，高射炮咣咣震响。从台湾或香港起飞的，贴着青天白日的美制低空侦察机，在的探照灯光柱中撒一把传单便慌忙离去。由于我们空军刚刚组建，飞机性能和夜战能力技不如人，拿他们无可奈何。

第二天天刚亮，军区机关干部和警卫营的战士们撒网似的满世界在地上捡传单。这段经历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打上深深的烙印，以至成年后回到北京，将这些经历讲给我的同龄人听时，他们一脸茫然：不能够，在我们的记忆里，建国后，北京一直是歌舞升平啊！

1958年9月24日，蒋军空军300架分批多路进入厦门、东山、南澳、温州等地，重点对大陆沿海各海军基地进行强行侵入，企图引诱我空军至公海围歼。我海军航空兵起飞迎敌。在空战中，蒋空军使用了美军最新研发的响尾蛇空空导弹，我军飞行员王自重被导弹击中牺牲。这一期间，中南地区的国土防空任务很重。特别是美国侵越战争升级后，我驻粤空军不仅要对付蒋军的高低空侦查，还多次击落窜犯我国领空的美军飞机。当年二哥阎正在广空雷达25团1连服役，他所在广西东兴防城企沙的雷达警戒区，是台湾侦察飞机进入大陆、美军飞机轰炸北越的必经路线。他们连曾多次配合我驻粤空军和北越高炮部队出色地完成歼敌任务。

60年代初，大陆经济困难，蒋介石认为是反攻大陆的绝好时机。他们不断空投和用军舰向大陆输送武装特务对我进行渗透袭扰，今天在海边插上一面青天白日旗，明天杀死我一哨兵，打了就跑，以此为资本，在国际上制造影响，蒋军军舰在美国海军庇护下，甚至在我海域公开炮击、绑架我在海上作业的渔船。

1965年8月6日，蒋军海军两膄军舰“剑门号”（美制“海衙”级“巨嘴鸟”舰队扫雷舰，全载排水量1250吨），“章江号”（美制海军猎潛舰PC…1232号，全载排水量450吨）窜犯我广东沿海。广州军区报总参谋部批准，由南海舰队汕头水警区派出护卫艇4膄，鱼雷艇5膄出击歼敌。我突击编队都是不足50吨的小艇，火力弱且航程短，蒋军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当我军利用夜暗迅速接敌时，遭到敌舰炮火猛烈的拦阻射击。我军发扬近战夜战的光荣传统沉着应战，冲到距敌舰500米突然开火，一直打到100米并将“剑门”、“章江”两舰穿插分割开，随后我军集中兵力围歼“章江号”。首先，集中火力封锁舱面，打得“章江号”舱面一片火海，甲板上顿时人影无踪。随后用穿甲弹猛击敌舰水线，“章江号”遍体鳞伤起火爆炸。击沉“章江号“后，我军集中兵力向“剑门号”发起攻击，“剑门号”被我3发鱼雷击中沉没。

战斗中，我601艇艇长吴广维头部中弹牺牲在指挥位置上，他的战友王瑞昌立即接替指挥继续战斗。611艇多处中弹，前舱进水。有两发炮弹穿过甲板在轮机舱爆炸，舱内轮机兵非死即伤，3部主机被炸坏。轮机兵麦贤得头部被弹片击中，脑髓液大量外流失去知觉。当他苏醒过来后，以惊人的毅力爬到主机旁迅速排障，他用胸部死死顶住已被震散架的变速箱，双手紧把操纵杆，奋力保证仅有的一部主机运转，直至3个小时后战斗胜利。

“8。6”海战取得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海军最大一次海上歼灭战的胜利。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少将司令胡嘉恒被击毙，生俘“剑门号”中校舰长王蕴山、中校参谋长黄致君以下34名人员，受到中央军委、毛泽东高度评价。钢铁战士麦贤得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同年11月，我东海舰队在福建崇武以东海域又击沉窜犯我海域的蒋军“永昌号”护航炮舰，击伤“永泰号”猎潛舰。

蒋介石的这一手，着实给我们国土安全敲响了警钟，在我的记忆中，这段时间父亲很忙，经常出差，有时一年也见不到几面。很久以后我才知到，父亲大部分时间是在看地形，研究设防，下部队检查落实战备工作。应对蒋介石对沿海的偷袭成为当时父亲作战部门的主要工作。以致多年后我参军时，部队的主要任务还是反空降、反登陆。每年都要到粤东沿海搞“关门打狗”之类的演习，只不过，除了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外，假想敌又多了个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我曾寻访当年与父亲共同参与该项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对我说：建国初期，广州军区领导对干部使用是大胆放手的。最明显的例子，1955年军队授衔时，军区作战部部长、炮兵主任都是抗战干部，而他们的副手均为资历和军衔比他们高的老红军。在工作中，你爸爸很尊重领导，却不惟命是从。有时黄永胜、温玉成这些军区领导已形成的方案，他觉得不合理，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至今在我办公室的玻璃板下，还压着同事们送给我的一张父亲与温玉成看地形时，在粤东大山中蹒跚而行的照片。随着我军在广东、福建地区成功地歼灭了多股敌特，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政治图谋。

这期间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抗美援越。中国越南山水相连，唇亡齿寒。国际反华势力为了达到其全球战略目的，对新生的共和国采取南北夹击之势，妄图予以扼杀。1950年3月（比抗美援朝还早半年）应胡志明主席请求，中国人民解放军便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赴越，先是抗法，后是抗美（1979年自卫反击战是另一回事）。

广州和昆明军区防区毗邻越南，自然要多做许多事。除了按上级要求组织战略物资输送和兵员调动外，父亲更多的是勘察地形，准备战场，防止帝国主义战争扩大化，做好反侵略准备（到总参后，父亲仍接手刚去世的原副总长李天佑的这摊工作）。

父亲曾多次公开和不公开地进入越南，对那里的山山水水非常熟悉。南定、河内、海防的红河三角洲地区、胡志明小道、北纬17度线附近，都曾留有他的足迹。他被认为是继陈赓、李天佑、韦国清之后比较熟悉越南战场的人。以至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总参作战部的同志还向军委领导积极请求，让阎仲川出来协助指挥工作。感谢作战部同志们对父亲的信任。

三

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多数同志思想上缺乏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运动初期，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和发展趋势尚未充分暴露，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崇拜，父亲和全军大多数指战员一样，怀着真诚的愿望，努力从正面去理解文化大革命，希望这场运动能够真正克服和消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和阴暗面，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然而，随着运动发展，特别是学生停课、工厂停工，派系林立、武斗不止，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现实使父亲感到了茫然无措。

1966年《五一六》通知后，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出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各种派别。他们都标榜自己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北京南下红卫兵的影响下，开始打、砸、抢，揪斗老干部。有的学生在深圳设卡，对入境香港同胞施行“破四旧”；有的学生甚至劫持车辆，妄图冲击边防线“解放香港”。

这阶段，广州军区主要是应对一些突发事件，基本没有介入地方运动。也是在这段时间，广州军区的领导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盲目陷入到这场由北京发动、在全国迅速蔓延，而且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的政治运动。因为他们发觉，这帮不谙世事的孩子们自恃根正苗红，表现得异常幼稚和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更不会去考虑自己父母的命运与这场运动的必然联系。根据《军委八条》的规定，军区主要领导在大小场合反复强调家长要管好自己的子女，不要被人利用。我和哥哥也被父亲送去军区上阳岗警卫营农场养猪放牛。

1966年8月，党的8届11中全会，中南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陶铸进入中央政治局，但很快被打倒。1967年初消息传到广州，造反派（主要是红旗派）以抄陶铸家为名开始冲击军区机关（陶家住军区大院），同时还冲击了军区作战部的作战室。因当时已危及到军区指挥机关的安全，父亲身不由己地开始和“造反派”接触了。随后，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夺权合法化，加之北京红卫兵南下，广州地区大乱。

为了稳定广州局势，1967年初周恩来和康生到了广东听取“中央文革”派驻广州联络员的汇报，随后周恩来在广州珠江宾馆召集广州两大派主要领导人开座谈会（广州红旗派以学生为主，东风派以工人和农民为主）。在“中央文革”的压力下，会议宣布红旗派是左派，东风派偏于保守。其结果适得其反，会后两派斗争更加激烈。东风派情绪激动，认定是广州军区向总理做了有倾向性的汇报，集中了万余人到军区静坐，讨个说法。一时间，广州地区派性冲突加剧。省革委会派父亲到北京京西宾馆找周总理汇报，希望总理给东风派摘帽，但由于戚本禹坚决反对而作罢。广东地区“支左”部队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

广东地处边防，每年有春秋两季出口商品交易会，这在当时封闭的中国无疑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中央要求广东既要搞运动，又要保障交易会不出问题。为此，1967年6月，广东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主任黄永胜，副主任有抗战期间曾给周恩来当过秘书的孔石泉，父亲也是副主任之一。实际上“军管会”也控制不了局势，由于“中央文革”直接插手造反派，“军管会”多次受到冲击，只能勉强维持运转。

那时广州地区很乱，造反派冲击部队，抢截军火，武斗频频发生。为了制止武斗，每次发生武斗时，“军管会”要求“支左”部队要迅速插入武斗的两派中间将其隔离，避免事态扩大。而且要求部队赤手空拳，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此伤亡是不可避免的。我曾经服役的部队里一个叫林进海的干部，就是为保护战士不受伤害，奋不顾身扑向造反派投来的手榴弹而牺牲的。

在处理上述情况时，由于作战部门要直接调动部队，为了及时了解掌握部队动态，父亲经常要到第一线指挥。有时他的指挥位置就在军用大卡车上，卡车在流弹横飞的街道上穿行，他在车厢中间，周围围着一圈战士。子弹又没长眼，谁知道哪颗流弹会跳过人墙伤到他。这些经历父亲从来不曾与家人说过，是在很久以后的90年代，一位当年与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