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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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十日夜间，朱由崧同马士英等逃出南京后，原来的意图是避往浙江杭州。不料途经溧水县时遭到当地土兵的拦截抢掠，混乱之中，马士英的儿子马銮拥簇着弘光帝奔往太平府（府治在当涂），太平府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闭门不纳。弘光于是转入芜湖投靠靖国公黄得功；马士英与弘光失散后，则以随身兵力保护皇太后邹氏辗转赴杭。

黄得功在击败东犯的左梦庚军后领兵屯驻于芜湖，对南京城中的变故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史可法已经以身殉国。弘光皇帝的突然驾到使他大吃一惊。问明缘由后，他不胜感慨地说：“如果陛下您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尽力借势作事，奈何听信奸人之言轻出，进退何将所据？为臣营垒单薄如此，怎能护卫陛下安全呢！”尽管他已经意识到朱由崧张皇失措，无可救药，仍然决定效忠到底，把这位昏愦的皇帝迎接进自己的军营。

清军统帅多铎得知弘光出逃，自然不会放过。进南京后即命刚刚投降的刘良佐率领部卒充当向导，派兵经太平追至芜湖。在刘良佐现身说法的招诱下，加上清军重兵压境，黄得功部下将领田雄、马得功决定降清。黄得功不知军心已变，把刘良佐派来招降的使者处斩，引兵出战。叛军趁黄得功不备，暗中猝发一箭，射中黄得功喉部。黄得功在马上奋力坐稳，大叫一声：“我黄某岂可为不义屈，今日死国，为义也！”言毕双手握住喉头之箭用力自刺，落马而亡。

弘光帝被田雄等活捉献给清方。有一种记载描写了当时的场面：“田雄负弘光皇帝于背，马得功执弘光二足。弘光恸哭，哀求二人。二人曰：‘我之功名在此，不能放你也。’弘光恨，啮田雄项肉，流血渍衣。”

五月二十五日，弘光被押回南京，“首蒙包头，身披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围观的百姓都对他唾骂。

一进城，弘光就被带到了灵璧侯府邸，多铎正在那里举行一个宴会。多铎特意将“南太子”王之明的座位安排在弘光之上，并问他说：“不为先帝报仇，反将太子监禁，此是何意？”弘光默然不答。就连“南太子”也被多铎的厉声质问吓了一跳，他开始为弘光辩护，他说他最初还是得到了款待，只是由于奸臣干政才变糟了。

多铎又说：“我大兵尚在扬州，为何弃了陵寝土地先去，以失民望？自主之耶？抑左右教之耶？”弘光还想替自己辩护，但却无言以对，而且已经汗流浃背了。他只有在众人面前难堪地低下头来，装聋作哑。

不久，弘光被解送北京处死，弘光政权覆灭。“南太子”王之明也被秘密处死。

时人张岱痛骂朱由崧，说：“自古亡国之君，无过吾弘光者。”又说：“弘光痴如刘禅，淫过隋炀，更有马士英为之颠覆典型，阮大铖为之掀翻铁案，一年之内贪财好杀，殢酒宣淫，诸凡亡国之事，真能集其大成。”

但将全部责任怪在朱由崧身上，显然并不准确。

张岱是绍兴望族，其曾祖父是隆庆五年（1571年）的状元。1644年国变以前，张岱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一直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反正家中有钱，他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正如复社的大多数公子们一样。

1645年，清军南下，占领了浙江，张岱迅速放弃了所有享乐，跑到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但不久后鲁王政权灭亡。张岱不肯剃发当清朝的子民，于是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漂亮的书斋和各种各样的稀世古玩，披发入山，从此变成了野人，在所著的《陶庵梦忆》自序中说，“作自挽诗，每欲引决”。

张岱归隐山林后，花费极大的心力，编撰了一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大抵是要以史为鉴，正如黄宗羲所说：“国可灭，史不可灭”。张岱这种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无疑是一种悔恨之情的表现，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不仅仅张岱，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当时的名画家陈洪绶甚至在明亡之后更改名为“悔迟”，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那段历史。

南京作为朱元璋开国之地、明朝两京之一，自从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后，有的人把它看成复兴的中心，有的人则把它视作苟且偷安之所，仅仅一年，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沦陷了。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写道：“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曾恨红笺衔燕子，偏怜素扇染桃花。笙歌西第留何客，烟雨南朝换几家。传得伤心临去语，年年寒食哭天涯。”江山依旧，人物全非，寄托了几分悲愤、无限哀思。

但并非所有的汉人都甘心投降，一些汉人卑怯归顺，也激起了另外一些汉人更强烈的抵抗。

一首叫做《赭山》的诗写道：

〖阮与马共天下，

偏地职方司漫天。

都督府金舆玉辇不知处，

黄旗紫盖渡江去，

赭山高兮无极，

烈火烧空兮焦石，

烛龙无光不照地，

猩猩怒嗥向人立。

我纵言之复何益，

主失势兮恩为仇，

客操柄兮羊化彪。〗

这首诗的作者潘柽章和吴炎于1663年（康熙二年）六月被杀，他们被杀的原因就是那场著名的文字狱——庄氏史案（即金庸小说《鹿鼎记》中提及的“明史”一案），这两人帮助过浙江湖州庄廷栊修《明史辑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1644年，江南自杀的现象非常多，因为这里是文人们最为集中的地区。当听到崇祯皇帝的死讯时，曾经有几百名当地的文士用投水、绝食、自焚、上吊等各种形式殉节。然而，更多的人没有选择死亡，他们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艰难选择，矛盾的心理很难以一言蔽之。

第二章　唐王与鲁王之争

【一　潞王监国】

马士英与弘光皇帝在溧水失散之后，护送朱由崧的母亲邹太后前往浙江。途经广德州时，马士英要进城休息，知州赵景和见这一行人狼狈不堪，哪像是要护送太后去杭州的队伍，怀疑其中有诈，关闭城门不让进城。马士英大怒，攻破该城，把赵景和处斩，大肆抢掠之后才离去。

1645年五月二十二日，马士英奉邹太后到达杭州，“武林沸腾”（清·徐芳烈·《浙东纪略》）。潞王朱常淓以及在杭州的官员都来朝见。杭州在南宋时曾是中国的国都。

不久，黄得功兵败自杀、弘光帝被俘的消息传来。杭州的文武官员请命潞王监国。然而，这时的形势已经同1644年南京立国时大不一样，曾经跟弘光帝抢当皇帝的朱常淓惟恐出任监国将成为清方打击的主要目标，拒绝接受。弘光太后流着眼泪反复劝说后，他才勉强答应。

朱常淓出任监国后，实权仍在马士英一伙手中。黄道周认为民心可用，主张召募义兵。可是，朱常淓却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监国的第二天就根据马士英的意见，派陈洪范去同清军讲和，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

陈洪范在弘光朝廷初立时曾随同左懋第去北京通好，暗中投降了清朝，被派回江南充当内奸。他回到江南以后写了一篇名为《北使纪略》的文章恬不知耻地宣扬自己效忠于明朝廷，背后却到处散布清军势大难敌，劝人及早投降，被人称为“活秦桧”。这次，又在马士英主持下作为监国潞王的代表，乘坐悬挂着“奉使清朝”旗帜的船只，去同清方密商卖国事宜了。

初十日，朱常淓命黄道周为大学士入阁办事；马士英却惟恐黄道周入阁将影响自己揽权，把监国的令旨缴回不予公布。

就在朱常淓、马士英仍梦想苟且偷安的时候，清军却迅速地向杭州逼进。

陈洪范同清军谈判后，回到杭州就劝朱常淓投降。朱常淓贪生怕死，决定奉表降清。总兵方国安和侄儿方元科原先打算率领兵马护送弘光帝到芜湖，朱由崧被俘以后，他们又来到杭州，所部兵马还有一万名左右，准备拥立潞王保卫杭州。没想到朱常淓已决意降清，在方军同清军战于湧金门下时，朱常淓竟丧心病狂地“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方国安等极为愤慨，东渡钱塘江，后来参加拥立鲁监国的行列。马士英在混乱中被方国安军队挟持而去。

六月十四日，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杭州。

1645年七月，多尔衮得到潞王朱常淓等投降，江、浙一带不战而定的捷报后，认为南方用兵已经基本结束，起自塞北的满洲兵将又难以忍受江南暑热，于是他下令豫亲王多铎等班师回朝，同时任命内院大学士洪承畴为“招抚江南各省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接管江南各地。

豫亲王多铎满载而归地北返，所携带的金银财帛不在话下，同时还带了一名掳来的江南妇女，名叫刘三季。

刘三季是虞邑黄亮功的继妻。清军南下前，黄亮功病死，刘三季一直守孀在家，后来被清军掳掠，献给了多铎。多铎见她天然秀媚，不同凡艳，便要逼她侍寝。不料刘三季是个烈性子，拼死不从，情急下用头去撞柱子，幸亏被别的婢女拦住，才没有变成血污美人。据说刘三季有一头乌黑油亮、光可鉴人的秀发，大哭大闹下，弄得披头散发，反倒显得更加楚楚可怜。多铎自南下以来，头一次见到如此风情的女子，倒对刘三季多了几分佩服，动了几分真情，不敢再强行相逼，只让婢女小心服侍。

刘三季被多铎带回北京后，居以大厦，被以华縠，奉以珍馐，但她依然不肯见从，对多铎始终是冷颜冷语。多铎颇通兵法，自然知道攻心为上的道理，他打听到刘三季跟亡夫黄亮功有个女儿叫黄珍儿，在兵乱中失落江南，于是派人到江南寻访到黄珍儿，安排与刘三季见面。刘三季见到爱女，又惊又喜，果然从此对多铎态度大为改变。

事有凑巧，多铎的正福晋忽喇氏突然病死，多铎于是派能说会道的婢女去劝刘三季，承诺让她作正福晋。多铎是多尔衮的亲弟弟，当时是满清朝中的第二号实权人物，称得上是天下最抢手的“钻石王老五”。刘三季究竟是妇女心肠，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不由得化百炼刚为绕指柔，从此下邑孤孀，居然做了极品命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孀姝奇遇的故事。

重新回到江南南明政权的话题。从六月初八到六月十四，潞王朱常淓的监国总共只有六天，时间极短，且毫无作为，成为南明史上的一个可笑的小插曲。

投降的潞王和福王等人后来被多铎带到北京，潞王等人充分展现出了种种厚颜无耻的谄媚满清的丑态。不过，在1646年，清廷为绝后患，借口在京明朝诸王与外地明大臣勾结，蓄意谋反，下令将所有的投降的或被俘的明朝藩王一概处死。

这些人的不幸命运，不论多少原因，都是时代悲剧的大环境下的小气候，也都是咎由自取。

【二　剃发令】

南明弘光朝覆亡后，投降的南明官员钱谦益劝清军统帅豫亲王多铎说：“吴地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毋须再烦兵锋大举。”钱谦益此话水份不是太大。除了太仓农奴为了抢夺先前的主人造过几次反外，一时还真没什么对清军太大的袭扰。各地乡绅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也称大清“名正言顺，天与人归”。尤其是对扬州大屠杀的恐惧，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人民在心理上确实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