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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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鼎孳被捕下狱后，生死难卜。然而顾眉并没有走避，而是执著地留在京中等待龚鼎孳出狱。她对龚鼎孳的感情和支持，给予他咬牙挺过艰难的巨大勇气。龚鼎孳在狱中写了大量诗词，在他的洒脱，豪情，乐观的笔锋下，时时闪动着顾眉的影子。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龚鼎孳终于获释，与顾眉重逢之际，他写下“料地老天荒，比翼难别”之句，这绝不仅仅是才子佳人花前月下的甜言蜜语，而是生死相许的患难真情。
这次入狱事件对龚鼎孳和顾眉影响极大，二人在重新团聚的欣喜之余，也看到了仕途的险恶。从此，龚鼎孳那“喜好直言，弹劾权贵”的脾性改了不少。国事糜烂之际，二人开始享受人生，整天忙于吹拉弹唱。他们的生活似乎和世事沧桑两不相干。龚鼎孳还将两人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写成诗文公开刊刻，向世人喋喋不休地诉说他与顾眉梦一样的幸福。龚顾二人行事不羁，胆大妄为，蔑视礼教，招来了不少非议，但二人依然我行我素。
此时离李自成进北京不到一个月时间。
显然，龚鼎孳的获释并不意味着太平生活的降临。甲申之变，山河变色，龚鼎孳和顾横波这对刚刚渡过一次劫难的夫妻，很快就被一起卷入了令得后世众说纷纭的荣辱漩涡中去。
李自成旋即攻下京城，旋即又变成满清的天下，纵使政局风云变幻，龚鼎孳则因抱定随波逐流、听天由命的态度，谁坐天下，他都俯首称臣，成为货真价实的“一半清朝一半明”。时人都骂他是“三朝元老”，没有骨气。有人责问龚鼎孳为何屈膝变节，龚鼎孳说：“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这话是针对他曾降于李自成问的。
这就是郁达夫诗“莫怪临危艰授命，只因无奈顾横彼”的出典了。时人都以为是千古笑谈。
龚鼎孳把投降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在顾眉身上，后人都认为是典型的无耻之论。但以龚鼎孳和顾眉的感情之深，说他们夫妻一体并不为过。可见顾眉与柳如是的政治态度截然不同，她并不反对丈夫降顺降清。顾眉爱好唱戏，曾经反串小生与董小宛合演《西楼记》、《教子》；在她丈夫因直言而下狱的那次事中，她就已经看明白了，乱世不过是另外一个舞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谁来谁去都如一出戏，她和丈夫看看热闹而已，还是关起门来过小日子最要紧。
多少年来，人们对柳如是和顾眉总是“相提并论”。《鱼计轩诗话》记黄小松赠邱学动“两尚书墨”，一丸阳书“秋水阁”，阴书“门人吴闻侍上牧翁老师珍赏”；一丸阳书“门人范琉上芝翁龚老夫子珍藏”，阴书“北山堂”，合装在一个盒子里，还赋诗说：“北山秋水名相亚，吉墨生香一样新。记取芝香拈素手，尚书传里两夫人。”
但其实这是不合适的。柳如是与顾眉同是“名妓”，又同是“相国夫人”，但她们对政治的兴趣、看法，显然是大相径庭的。“秦淮八艳”中，顾眉是公认运气最好的一位，也是地位最显赫的一位，她曾堂堂皇皇地受满清诰封为“一品夫人”，柳如是和陈圆圆亦有不及。但同时，她也是最受争议的一位——与多数人印象中“秦淮八艳”的侠骨柔肠，深明大义迥然有异。后人对龚顾之人品大大不以为然，认为夫妇二人皆是势利无耻之徒，利欲熏心之辈。
但龚、顾二人看起来不过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更热衷于享受生活，及时享乐，而不在乎是明朝还是清朝当政。
有些人投降是因为贪生怕死，有些则是贪恋权势。龚鼎孳的为人，是属于惜命不怕死，敛财不贪财，想当官不嗜权的。他的仕清，较之复社名士陈子龙、夏允彝之民族气节固然不及，但也绝非卖身求荣，甘心为奴，助纣为虐的无耻之辈。在成千上万仕清的汉人中，他是比较有骨气的一位，尤其是较之那些五十步笑百步，甚至是一百步笑五十步，一面骂明朝一面抨击他“降闯”的汉族臣子们来，实在有骨气得多了。
龚鼎孳降清后，先授给事中，不久就迁太常寺少卿，升左都御史，进入九卿之列。顺治二年，大学士冯铨向降将敲诈贿银，又因贿授官，触发了朝中弹劾冯铨及侍郎孙之獬、李若琳的风潮——这三人是北京城最早剃发迎降的明臣。冯铨本来是魏忠贤的亲信，干尽了杀戮贤良，通贿谋逆的坏事，后被崇祯罢官，多尔衮进京后他立刻应召入阁，以大学士衔入内院佐理机务，和洪承畴范文程并列成了“特级汉臣”。李若琳则是冯铨的党羽，庸弱无行。这三人品格低劣，卑劣无耻，惟以善于取媚当权而得势。这一次，龚鼎孳同属下给事中、御史等言官连连发难，要求刑部鞫问。多尔衮权衡利害（事见前面篇章），有意袒护三人，反责科道诸臣，公开申斥龚鼎孳，将弹劾最力的李森革职拿问。
当龚鼎孳骂冯铨昔日依附魏忠贤，为虎作伥时，冯铨无言以对，便反唇相讥龚鼎孳曾降李自成，“竟为北城御史”。后来多尔衮问起二人的争执，龚鼎孳当着多尔衮的面说：“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气得多尔衮大骂：“鼎孳自比魏征，而以李贼比唐太宗，可谓无耻！”
其实，明朝士大夫出身的龚鼎孳，对李自成并没有太大好感，对于自己以明臣“降闯”一事，也多少于心有愧，他曾在一些私人文书中也屡屡表示自己“降闯”情非得已。然而龚鼎孳的骨气在于，他不屑于迎合多尔衮！冯铨对他的指责，渗透着以降清为荣，以降闯为耻这种“宁与异族，不与家奴”的思想，而龚鼎孳纵然对李自成不甚以为然，却拒绝就势迎合以取悦当权。他当着多尔衮的面把李自成比唐太宗，摆明了不承认降清降闯有什么“天壤之别”，可见其亏节而不屈心，发已剃而自尊未泯——事实上，这一次的弹劾风潮固然事出有因，并非陷害，但以龚鼎孳李森为首的汉臣们看不惯卖身求荣的佞臣而借题发挥却是实情。被多尔衮大骂“无耻”，恰恰显示龚鼎孳“有耻”得很。
龚鼎孳借魏征自辩，是否贴切姑且不论，但确实是发自内心，他要做个像魏征那样直言的人。事实证明无论对方是崇祯，多尔衮，还是顺治，他总是直言进谏，不避祸福。他后来的仕途不是一帆风顺，几番大起大落，数为高官又数度遭贬斥，都是因为直言获罪——而这一点，又与他我行我素的个性分不开的。
但时人却不谅解他。有一段时间，龚鼎孳闲居在杭州，杭州人把他视作“人妖”，人人见了他吐口水。朝野中针对他的风言风语多到数不清。伶人们在台上演戏，看见龚鼎孳在场的时候，往往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说上几句不堪入耳的话，比如说他要躲避乱兵，慌忙中竟躲到了西湖边秦桧夫人的胯下，碰上秦夫人月事来潮，把他淋了一头，只好又赶紧逃往别处。诸如此类。李清也在《三垣笔记》中多次指责龚鼎孳为人反复无常。
顺治三年，龚鼎孳以丁父忧归江南，顾眉也跟着回到家乡。她旧时的南曲姐妹们见她衣锦还乡，都对她羡慕不已，于是顾眉就出面召集旧日姐妹欢聚。龚鼎孳一向出手阔绰，挥金如土。而顾眉更喜欢热闹，将宴席摆在了桃叶渡，大宴宾客，借机与南曲的姐妹们相聚，互诉衷肠。后来龚鼎孳更是携顾眉游江南，歌饮流连，屡兴诗酒之会，且叙述哀悼之词，辄用藻丽之词，公然视礼教如无物。
京中那些记恨龚鼎孳的人趁机翻出他昔日“降闯”“千金购妓”的旧帐，连同他在丁父忧期间行止不检一并清算，降二级录用。结果龚鼎孳这一归籍就未再召还，赋闲在家到顺治八年才起复回京。这恐怕与多尔衮死于顺治七年，顺治深恶多尔衮而敬重汉族士大夫不无关系。
『注：当时的风气，和名妓结交是雅事；对感情负责，娶妓女回家，让她每日生活在自己身边，就成了伤风败俗。』
顺治力主消弥满汉之分，但一直受到多尔衮、孝庄太后和满清贵族的牵制，壮志难酬。像龚鼎孳这样敢于当面触怒多尔衮，不事阿谀满族权贵又才名远播的汉族才子，自然容易得到他的欣赏。另外一点，顺治也是个为情癫狂的人，这点跟龚鼎孳十分相似，他为了弟妹董鄂妃不知做了多少不合祖制的事，甚至不惜和太后及所有满族权贵为敌。也许在他心中，对于龚顾情缘不但悻悻相惜，而且还羡慕得很呢。
龚鼎孳得到顺治皇帝欣赏后，连连拨擢，很快升为一品大员。按规定，一品官员的妻子应当封为诰命夫人。龚鼎孳的正室夫人童氏在明朝时已是命妇，这女子的思想与丈夫有点不一样，对明朝的感情较深。明亡后丈夫到北京去做官，她一直不肯跟随，而宁愿留在龚的家乡（安徽合肥）守活寡。听到这个消息，语含讽刺地致书龚氏，说：“我受过明朝的两次诰封，已经够了，以后朝廷如有恩典的话，就让给顾太太好了。”既挖苦龚氏变节，又讽刺顾氏青楼出身，用语既含蓄又刁钻，一时传遍京城。谁知道龚鼎孳果然顺水推舟，顾眉也欣然领受，妓女出身的顾眉名正言顺地以“亚妻”身份诰封为一品夫人，同时意味着龚鼎孳废嫡立庶。满城哄笑一刹间变成了愕然，都为这一对夫妻的蔑视礼教、不以俗世眼光为意而惊讶。
作为明朝臣子，龚鼎孳是大节有亏的。柳如是和钱谦益秘密帮助反清复明活动冒着巨大风险，龚氏夫妇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是非准则与为人原则，为了坚持这些准则，他们不计进退，甚至不计祸福。龚鼎孳在朝中为了维护汉人利益，几沉几浮，顺治十四年更是因为“重汉排满”被顺治切责。故吴伟业曾称赞龚鼎孳为官“唯尽心于所事，庶援手乎斯民”。与柳如是钱谦益一样，龚氏夫妇也帮助过不少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人。兹举数例：
傅山，著名南明遗民，长期为抗清活动，后以出道为由，拒不剃发易服，且着朱衣以示不忘前朝，顺治十一年，傅山因与南明总兵宋谦策划起义而被捕，史称甲午朱衣道人案（因傅山着朱服以示不忘前朝）。父子兄弟皆受严刑拷问，一直抗词不屈，得龚鼎孳周旋营救而开释。傅山终身义不仕清，后多次违抗康熙圣旨，拒不参加博学鸿词科，被强行授职带到午门谢恩时仰卧于地，坚不叩头谢恩。
阎尔梅，曾于史可法军中为参谋，但志向才能均远之。他反对“联虏平寇”，曾多次向史可法建议利用清军内部不稳且正与李自成主力周旋，而北方抗清之势方兴未艾之时机出兵收复失地，反对退保扬州，所议极有见地，奈史可法不听，自趋灭亡。后奔走中原各省招募志士，数图反清起义，被捕逃脱，全家皆殉。阎尔梅亡命天涯十年，直到龚鼎孳为刑部尚书方代其了结此案。
丁耀亢，清初才士，曾任镶白旗教习，暗有反清思想，曾做《续金瓶梅》，内容与书名全无关系，实系宣扬反清思想的著作。事发下狱，得龚鼎孳极力营救而获释。
黄宗羲，著名南明遗民，有反清复明思想。钱谦益死前托他代作墓志铭，令其左右为难，因为黄宗羲为坚持“义不仕清”，一直表示自己不再涉于俗事，而钱为清廷要员，如代为墓志铭即难自圆其说，恐惹是非。后龚鼎孳慨为代撰，使黄宗羲“得免于是非”（《思旧录》）。这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