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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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但是在有些同志的工作中间，群众路线仍然不能贯彻，他们还是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当然要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同时也要教给同志们许多具体办法。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一七——一三一八页

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六页

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一零——一零一一页

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六页

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一九页

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六——一零九七页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零二页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的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零一页

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三六页

在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中，有的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一七页

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四四页

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零零页

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有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一八——一三一九页

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零零页

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

为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题词，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延安《解放日报》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三页

十二、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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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指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编者）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工零页

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四八页

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四零页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一二三页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六八页

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六九页

我们的军队必须在军民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党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遵守正确的原则，决不可犯军阀主义的毛病。官长必须爱护士兵，不能漠不关心，不能采取肉刑；军队必须爱护人民，不能损害人民利益；军队必须尊重政府，尊重党，不能闹独立性。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三七页

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

《论政策》（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