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秘书前传-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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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为什么吗？”张副市长斜睨了我一眼问。
我佯装窘迫地摇了摇头。
“雷默啊，”张副市长用教诲的语气说，“说白了，你这个人书生气太浓，到现在还没悟明白怎么给我当政治秘书。”
我当市长秘书这么长时间了，这还是张副市长第一次直言不讳地批评我不会当秘书。
我谦逊地说：“老板，请您指教指教！”
张副市长直了直腰，从那副新配的近视镜后面射出的目光像一张网瞬间罩住了我。
“我问你，‘十一’期间我去香港谈判，魏正隆在忙什么？”
我懵懂地摇了摇头。
“荣立功在忙什么？”张副市长继续问，“李国藩和荣立功的工作变动你是提前几天知道的？李国藩上任后都有哪些委、办、局、县、（市）区的领导去他家拜访过？”
“这……”我不可思议地摇着头，一脸窘相地说，“张市长，我从来没想过给您当秘书还要知道这些！”
“雷默啊，”张副市长语重心长她点拨道，“在官场上，知道这些比什么都重要。在这方面韩寿生比你机灵多了，实话告诉你，刚才我问你的这些问题，韩寿生全掌握，而且我回东州的当天晚上就向我作了汇报，其实要了解这些信息也不难，我告诉你一条捷径，驻京办就是个大信息源。东州市的领导进京办事，都要通过驻京办，驻京办那些司机都是你获取信息的最好线索。在官场上，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
我听了这些话心里非常震惊，我原以为做好这个秘书，只要把本职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家族的事打点得周到细致就行了。没想到，所谓的政治秘书就是做“间谍”呀！张副市长那句“知己知彼”太残酷了，我理解知己未必真知，恐怕知彼才是目的，为了这个目的，是不是可以不择手段呢？我愈发感到做政治秘书的压力。
到北京后，我和林大勇一头扎进了驻京办，一连熬了两天也没有找准张副市长哲学作业的着笔点，索性我到中央党校找潘文青借一些哲学研究的前沿杂志，回到驻京办后，我和林大勇一边翻阅杂志，一边讨论。
“大勇，”我紧锁着眉头若有所思地说，“《关于城市建设资金运筹的辩证思考》这个题目不形象，作为副标题还可以。”
林大勇这儿天熬得头都大了，这还是第一次尝试写理论文章，他骨子里有个小九九，怕我小胜了他，更想在张副市长面前露露脸，这两天可谓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想抛出块玉来，我很理解林大勇的心情，一直试图抛出自己的砖来引林大勇的玉，林大勇还真没让我失望。
“雷默，传统的城建筹资渠道变得越来越窄，如果在‘难为’上找理由，形而上学地看待客观条件，势必‘山穷水尽’，寸步难行。”
林大勇的话启发了我，我赞同地说：“各地城市建设工作无不为缺少资金而难以有所作为，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不过，在改革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难’与‘无’却是一种变量，难为不等于不能为，‘无’也并不是绝对的条件。”
林大勇似乎领悟到了什么，目光发亮地说：“雷默，你的意思是在‘能为’上破题？”
“大勇，”我启发性地说，“我们就从‘能为’上下工夫，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巧妇能为无米之炊’，通过想为、巧为、勇为和善为，辩证地看待客观条件，既承认条件对事物发展和人们行为的制约作用，同时也坚信人们在条件面前并不是消极无为的；只要正确而合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既可以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又可以创造出来不具备而为事物发展所需要的新条件，如此一来，就可以迎来‘柳暗花明’、天高地阔的境界。”
我俩越讨论越兴奋，最后确定标题为《巧妇能为无米之炊》，我让林大勇写第一稿，想不到林大勇这第一稿写得颇费心思，用了一整天才把稿子给我。
我修改之后，再给林大勇看，这家伙总算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雷默，稿子经你这么一改，不仅文笔顺畅了，思想也升华了，不愧是大手笔呀，怪不得张市长离不开你，恐怕清江省也找不出几个像你这种水平的领导秘书了。”
我谦虚地笑了笑说：“大勇，我这个秘书当得可谓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敢有半点怠慢呀！”
林大勇似有同感地说：“《周易·坤卦》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依我看，在官场上行事，‘厚德’二字应该改为‘厚黑’更妥。”
我听罢觉得这两个字改得幽默，便哈哈大笑道：“大勇，厚黑大师李宗吾说，‘我觉得儒家学说有许多缺点，心想与其宗孔子，不如宗自己，因改字宗吾。’你不会也把‘大勇’改为‘宗吾’吧？”
林大勇深刻地说：“我学宗吾先生‘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和锯箭法、补锅法，总不得要领，后来才发现原来在‘厚黑上面，要糊上一层仁义道德’。”
“大勇，”我开玩笑说，“你这是没会走，就想学跑，宗吾先生的厚黑学共分三步功夫：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你说的厚黑经都是第三步的功夫。”
林大勇若有所思地说：“你别说，雷默，这第三步还真有‘不射之射’的味道。”
“大勇，”我憋着笑问，“你知道‘薄白学’为什么没流行起来吗？”林大勇摇了摇头。
“最近我看了柏杨先生一篇文章才知道，有一个道貌岸然之官，闻李宗吾先生提倡厚黑学大为光火，自创‘薄白学’而且发表在报纸上，结果没过多久就因为贪污腐败被判了死刑，‘薄白学’就这么夭折了。”
林大勇摆着手说：“雷默，咱俩别再高谈阔论了，熬了三天快憋死了，找个歌厅唱唱歌放松放松怎么样？”
我思忖片刻说：“北京的歌厅我不熟悉啊。”
林大勇自作聪明地说：“打的呀，出租车司机什么地方不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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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吉人天相
38。黑店②
北京城的夜色到处都有时尚的细节，这些细节，让我第一次感到秋夜的轻松。我和林大勇打车来到一家叫和平号子的夜总会，这家夜总会门前豪华轿车停了几十辆，我俩刚下出租车，震耳的音乐就给人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
舞台上，模特穿着云雾般纱质的时装正在走台，真可谓灯光闪烁，美女如云。硕大的大厅，上百名小姐坐在一起，一个领班模样的小姐扭着小蛮腰孤媚地走过来。
“先生，几位。要包房吗？”领班嗲声晦气地问。
“我们两个人，你这儿怎么消费？”我试探地问。
“两个人，两千块钱很开心的。”
我咂了咂舌头转身就走，“大勇，这里太贵，咱俩消费不起。”
我俩刚走出夜总会，一大帮小姐围了上来，纷纷嚷嚷道：“两位先生，去我那儿吧，我们那儿是小歌厅，比和平号子便宜多了。”
我抬跟望了望和平号子对面，的确有十几家小歌厅，这时林大勇已经被一个小姐缠上了，林大勇非要跟这位小姐走，我只好同意了。
小歌厅内大概有六七间包房，灯光昏暗，音乐委靡，空气中有股霉腐的味道，吸在鼻子里潮腻腻的。
我和大勇刚走进一间小包房，一个鸡头模样的女孩跟进来甜津津地问：“两位大哥，找两个妹妹陪陪吧？”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走进大车店的感觉，情绪不高地说：“大勇，就我们俩坐坐得啦。”
林大勇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劝道：“两个大男人坐在一起唱歌干巴巴的多没劲，既来之，则安之，找两个小姐。”
不一会儿，进来两个花枝乱颤的小姐分别坐在我和林大勇身边。
林大勇身边的小姐讨人喜欢地唱了一首《缘》，然后娇滴滴地问：“老公，人家口渴，想喝点饮料行吗？”
“想喝什么尽管点。”林大勇豪爽地说。
见同伴点了饮料，我身边的小姐也甜津津地嚷着要饮料，我只好同意。不一会儿，服务员端着个托盘进来了，里面有十几个高脚杯，服务员不慌不忙地把这些所谓的饮料放在了茶几上，高脚杯内散发出一股似曾相识的中药汤子的味道。
林大勇今晚不仅歌瘾浓，酒瘾也大增，—会儿和我干，一会儿和小姐干，一晚上唱了不知多少首歌，不知不觉已是凌晨时分，给两位小姐发了小费，我疲乏地说：“买单。”
领班走了进来笑眯眯地说：“两位大哥，你们一共消费六千八百元。”
我一听脑袋“嗡”的一声，林大勇以为听错了，又问了一遍，领班说完后，他当时就火了，拍着茶几说：“你们他妈的开什么玩笑，拍黄瓜、花生米、几瓶啤酒六千八百元，抢啊！”
我也急了，嚷嚷道：“把你们老板找来。”
不一会儿，一个身穿皮夹克、胖乎乎的男人走了进来，他梗梗着脖子说：“两位朋友，我就是老板，有什么不妥吗？”
我压着火问：“四个小菜六千八，你们的账是怎么算的？”
“两位朋友别急，”老板不慌不忙地说，“你们给小姐要的饮料是人头马XO，一共十二杯，一杯五百元，六千八算得没错呀！”
林大勇怒气冲冲地说：“老板，小姐要的是饮料，我们并没有让她们要XO啊！”
“XO是饮料的一种，”老板胡搅蛮缠地说，“我们这儿消费就是这样。”
这时门口已经站过来几个大汉，个个膀大腰圆，有个家伙手里还拿着一根车链条。我顿时明白了，今儿是进了黑店了。‘
“哥儿们，”我沉着着地说，“看来，你今天是宰定我们俩了！”
“话可别说得这么难听啊”，老板瞪着鱼泡眼说，“不怕两位知道，听你们俩的口音像是东州人，哥儿们叫吴亮，我很多年以前在东州市做生意，你们东州市的公安局局长刘伟峰我也没惯过。话说回来了，东西是你们要的，你们消费了，付账也是天经地义的。”
“吴老板果真在东州混过？”我心里紧张，但面无惧色地问。
“那还有假？”吴老板牛烘烘地说。
“那我提一个人，想必吴老板也该知道吧？”我点上一支烟深吸一口问。
“谁？只要是道上的，我全知道。”吴老板举着大拇指说。
“赵奎胜，认识吗？”我心想，你小子只要在东州道上混过，就不应该不知道，
吴亮像是被马蜂蜇了一下，试探地问：“哥儿们，你真认识赵老大！”
我拿出手机用威胁的口吻说：“要不要我给赵大哥打个电话？”
吴老板一脸横肉顿时换成了满脸堆笑，抱拳拱手说：“二位既然是赵老大的朋友，今天就算我请客了，单不用买了。你们哥俩如果没玩够，想要什么，要什么，都算兄弟我的。”
我见好就收地说：“谢谢吴老板的好意，常言道，山不转水转，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我随手扔下五百元转身就走。
林大勇知趣地跟往后面嘟囔道：“这赵奎胜简直就是他妈的黑社会呀。”
39。“桃”
第二天上午林大勇接到市政府办公厅值班室电话，让他回东州参与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我原本也想和林大勇一起回东州，张副市长没同意，因为他要请中央党校两位老师吃饭，我得作陪。
让我惊讶的是开车接两位老师到酒店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大勇称为黑老大的赵奎胜。张副市长亲自向两位老师介绍赵奎胜，更让我吃惊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