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秘书前传-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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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是啊，”我深有感触地说，“以你的才能，任个市政府副秘书长绰绰有余，可是……”
还未等我说完，就被张炳祥打断了，“兄弟，无所谓了，五十多岁了，小学生写作文都会说我是个半百的老人了。”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大哥，太伤感了吧。多想想女儿。”
一提女儿，张炳祥眼睛亮了起来，“对，我现在就盼着女儿出息，雷默，你什么时候回东州？”
“我买了下午四点钟的飞机票。”
“我也是，咱俩一趟飞机。”
“太好了！”
下午，我和张炳祥在首都机场刚过完安检，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我一看号竟然是张副市长打来的，我顿时有一种预感，大概走不成了。
“雷默，上飞机了吗？”张副市长的语气有些焦急。
“还没有。”
“先不走行吗？”张副市长竟然用了商量的语气。
“有事吗？”我试探着问。
“韩寿生那篇文章我找几个同学看了看，都说这么写不行，要重写，时间紧，明天下午一点半，要在全班宣读，有地方局的领导听。”张副市长心急如焚地说。
我听明白情况后，反倒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因为我用实力证明了我的正确，“张市长，我和炳祥在一起，我们俩一起去你那儿怎么样？”
“太好了，”张副市长兴奋地说，“有炳祥这个大笔杆子在，我就更放心了。”
“炳祥，”我挂断手机问，“晚回去一天怎么样？”
“有事吗？”张炳祥不解地问。
我说明情况后，张炳祥无奈地笑了笑说：“那好吧。”
我和张炳祥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中央党校，赶到张副市长房间时，正是吃晚饭的时间，学员们陆陆续续地去食堂吃饭，张副市长没心情吃晚饭，我和张炳祥推开他的宿舍门时，他一直焦急地在房间里抽闷烟。
我俩一进门，张副市长连忙起身，将一个资料袋递给我，催促道：“雷默，你和炳祥熬个夜吧。我问了一下，写完的学员没有超过三千字的，时间很紧，你们去准备吧。”
我抽出材料袋内的材料，没有什么新东西，一份党性分析报告写作要求，一份我写的党性分析报告，另一份是韩寿生写的。
从张副市长宿舍出来，我有一种茫然若失的紧张，责任重大，必须找到一份往届学员写过的党性分析报告做参考，我想到了潘文言，情不自禁地拨通了他的手机。
“文言，在办公室吗？”
“雷默，我正要下班，有事啊？”
“文言啊，张市长写党性分析报告，把活儿交给我了，我没写过这东西，你一定帮我弄几篇范文，拜托老兄了。”
“党性分析报告是存档的，弄出来很难，但老同学的忙我一定帮，你在办公室等我，我去办。”
我和张炳祥满怀希望地走进潘文言的办公室，房间不大，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架，两个单人沙发就把房间装满了。我一进屋就盯上了房间内的书架，书架上有很多党性方面的书籍和党刊杂志，我和张炳祥分别找了十几本书籍和杂志。大约半个小时，潘文言急匆匆地回来了。
我简单向他介绍了张炳祥，然后急切地问：“文言，怎么样？”
潘文言笑着说：“总算找了三篇范文，其中这篇叫《中青年领导干部一定要过好名利关》，参考价值最大。”
“太谢谢了！”我如释重负地说，“文言，我们找的这些资料也拿走了，用完了再给你送回来。不打扰了，我们先走了。”。电子书下载
潘文言像看命根子似地嘱咐我用完这些资料一定给他送回来。
我一边走一边说：“放心吧。”
回到驻京办，连晚饭都没吃，我和张炳祥躲到房间里开始翻资料，企图从中找到灵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和张炳祥仍然一筹莫展，我一边翻看材料一边思索，在政府工作这么多年，什么急难险重的材料没写过，为什么被一篇三千字的党性分析报告给难住了？当我在一本党刊杂志上看到“灵魂”二字时，我恍然大悟，原来难就难在剖析的是别人的灵魂，而不是自己的灵魂，如果用张国昌的事来剖析我自己的灵魂是不是就容易写了？这时杂志中“荣辱观”三个字跳入我的眼帘，我惊喜地问：“炳祥，你看文章的题目就叫《中青年领导干部一定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怎么样？”
“好啊，”张炳祥眼睛一亮说，“荣辱观是人生观的一小部分，以点带面更容易写透对人生观的态度。”
“围绕着荣辱观，我想用发生在张副市长身上的三件小事阐述三方面的问题，”我兴奋地说，“第一，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必须牢记党的宗旨，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必须要忍辱负重，不辱使命，既要敢于承担错误，又要勇于改正错误；第三，树立正确的荣辱关，就要襟怀坦白，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
“太好了，”张炳祥肯定地说，“雷默，你写第一稿，写完了，我再看，过凌晨了，我先睡一会儿。”
张炳祥躺在床上和衣而睡，很快打起了呼噜，我坐在写字台前奋笔疾书，党性分析报告毕竟不是一般论文或什么会议上的发言稿，我一边写，一边强烈地感觉到我正在内省自己的灵魂，我开始寻找自己的灵魂，不过不是像但丁那样到地狱、净界和天国去寻找，而是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找那真实而独特的“自我”。那既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他人的灵魂。黎明时分，我写完了第一稿，一边伸个懒腰，一边叫醒张炳祥。
“炳祥，你修改吧，我眯一会儿。”
张炳祥睡眼惺忪地起床洗了把脸，坐在写字台前修改。大约一小时后，张炳祥定了稿。他叫醒我，我一看表已经早晨五点钟了，只好和张炳祥一起去了驻京办的打字室。
刚打完第一遍稿，正在校对时，丁能通笑眯眯地推门进来了。
“雷默，炳祥，张市长来了，等你们俩呢。”
“这么早，”我惊讶地问，“几点了？”
“七点了。”丁能通看看表说。
“雷默，”张炳祥笑了笑说，“看来张市长是真着急了。”
我和张炳祥惴惴不安回到房间时，张副市长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看脸色好像昨晚也没睡好。我将稿子递给他，他说了句“你们辛苦了”，便低头看了起来。屋子里静极了，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张副市长看得很认真，比平时批阅文件不知要认真多少倍。半个小时过去了，早就该看完了，但是他仍然在看，我的心又揪起来了，心想，是不是还不满意呀？张炳祥的表情也有些紧张，因为我俩昨天晚上连晚饭都没吃，苦熬了一宿，彼此都疲乏极了，如果张副市长不满意，需要重写，就剩一上午时间了，再大的笔杆子也禁不住这么折腾。
正在我和张炳祥面面相觑时，张副市长一拍桌子说，“好，太好了。雷默，炳祥，辛苦你们了！”
我和张炳祥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张副市长却话锋一转说：“不过，爱莫斯商城着大火这段不能写，改一段别的吧。”
我一听就急了，据理力争地说：“张市长，大火这一段必须写。”
“为什么？”张副市长不解地问。
“因为你因爱莫斯商城大火记过大过，这是记入档案的。你说下午有地方局领导旁听，他们肯定知道这件事，如果在党性分析报告里，连自己历史上的错误都不敢正视，肯定说不过去。再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剖析好了，还是这篇文章的亮点。”
张副市长沉思片刻说：“也好，雷默说得有道理，好，你们俩任务完成的不错，回东州吧。能通，送我回党校。”
送张国昌和丁能通走出房间后，我和张炳祥疲惫地倒在了沙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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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台前幕后
52。警示
明天市委组织局级以上领导观看电影《生死抉择》，进行警示教育。刚好与李国藩主持的专题研究“三四三”工程的市政府常务会议撞车了，按理说李国藩应该串到第二天下午开，但是他不但没串，还要求下午的会议照开不误，而且谁也不许请假。结果建口的局以上干部全部没去观看《生死抉择》。李绍光作为主要组织者非常生气，特别是当他亲自打电话与李国藩商量市政府常务会议能不能串一下，强调警示教育很重要时，李国藩很不以为然地质问道：“搞这些花拳绣腿有什么用？干点实事好不好？”李绍光对李国藩不可理喻的态度虽然忍了，但是憋了一肚子气。特别是当他得知李国藩主持召开的常务会议研究的内容后，更是颇有腹议，一大早他就推开了魏正隆的门，想一吐为快。
昨天看了《生死抉择》这部电影，魏正隆很有感触，他觉得面对腐败，真正面临生死抉择的不仅仅是一个李高成，而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党。他甚至怀疑如果自己面临李高成的处境能不能像李高成那样选择？魏正隆的确为自己的犹豫而心惊，他觉得应该在全党干部中搞一次大讨论，题目就是“如果我是李高成应该怎么办？”
想到这儿，他提笔想率先垂范写一篇观后感。刚点上一支烟想琢磨一下文章的开头，李绍光阴着脸进来了。魏正隆很想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李绍光，见李绍光进来便和盘托出，然后尖锐地问：“绍光，你说腐败的根源是什么？”
应该说李绍光对这个问题思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自从他上任东州市委副书记那天起，就一直在思考，当仔细听了魏正隆关于《生死抉择》的观后感，他一针见血地说：“其实，腐败的根源很清楚，那就是我们的制度允许腐败，我们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腐败在这个不健全的制度下有其合理性。”
魏正隆起身一边踱步一边沉思，他很欣赏李绍光的坦诚，但是他弄不明白“腐败的合理性在哪里”，于是他反问：“绍光，为什么我们的制度允许腐败？”
李绍光用两个手指戳着茶几说：“制度堵讲真话的嘴，使执政党害怕人民的意见，一个执政党如果没有勇气学会坦诚，就永远也听不到真话。什么叫解放思想？就是允许人们讲真话，哪怕是揭露自己的伤疤，也让人家讲出来，不能为了所谓的‘稳定’就因噎废食，否则花大力气捂矛盾换来的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稳定’，孕育出来的却是一个不可能收拾的结局。”
“绍光，你的观点总是那么犀利，”魏正隆感慨地说，“你说的对，党的坦诚会带来社会风气的坦诚，党敢讲真话人民才乐意讲真话啊！”
李绍光起身到饮水机前给自己倒了一杯清水，一边喝一边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的封建社会就是一部贪官污吏史，人治、专制、官本位、权力崇拜、舆论被钳制以及天下私有或者统治集团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陈腐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的腐败。常言道以史为鉴，老魏，‘文死谏、武死战’，是我国封建社会传统的为官之德，而今‘武死战’犹在，‘文死谏’者有几人？”
魏正隆惆怅地说：“这就叫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不承认这个道理，无异于掩耳盗铃，时间久了，非出问题不可啊！”
“老魏，”李绍光借题发挥地说，“这第一个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把的就是你这个市委书记，李国藩昨天那么重要的活动都不参加，快成‘党内个体户’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一忍再忍？”
魏正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