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秘书前传-第9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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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里，杨娜已经睡了。我打开电视，电视的晚间新闻里还在播放警方救人质的新闻。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淡茶，又点上一支烟，心中充满五十步笑百步的感慨。张国昌已经走完一百步，锒铛入狱了，李国藩离一百步还有多远？我不愿意去想，只觉得，权力在起伏回转的人生风景中，摄入底片的是灵魂的写真。我恍惚起来，发现写真上不过是一个土馒头，土馒头上，草根还没被全盖住，露出一块块的金土，再往上看，分明有一圈金色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那几朵耀眼的金花围成一个圆圆的圈，像金冠，我耳畔回响着一个孩子的声音：皇帝没穿衣裳！
一个月以后的一天下午，市政府办公厅行政处通知我去办公室收拾东西。我怀揣着辞职报告，心情复杂地走进我的办公室。办公室除了一屋子的灰尘和干枯的花草，还有满屋子被翻乱的东西，我跟公务班要了两个大编织袋，装满了书，我在办公室除了书，没有任何属于我的东西，两大编织袋的书我根本拿不了，只好给张怀亮打电话，让他来接我。
我放下电话，还拿了一件不属于我的东西留作纪念，这就是张国昌去北京学习前拜访老书记时，袁伯守亲笔所书赠送张国昌的那幅字，正是明代昌坤在其《吏品》中的官箴，我小心翼翼地从墙上摘下来，物是人非，我心中百感交集。
张怀亮的车已经到了，公务班的工作人员把两个大编织袋和老书记的字送到了楼下，我深情地环视了一眼办公室，径直向朱玉林办公室走去。
我推开朱玉林办公室的门时，他正坐在办公桌前批阅文件，见我进来略显吃惊：“雷默呀，快请坐，快请坐。”
“朱秘书长，”我从容地说，“不坐了，这是我的辞职报告。”说完我把牛皮纸信封恭恭敬敬地放在他办公桌上。
朱玉林意外地问：“雷默，你这是……”
“朱秘书长，”我淡然一笑说，“谢谢您这些年对我的栽培和关照，再见了。”
我走出市政府办公楼，已经华灯初放，市府广场上消夏的人群熙熙攘攘，我望了一眼金光灿灿的凤凰翼，仿佛它立在那里在为我送行。此时，微风拂面，张怀亮按了一声喇叭，我上了车，同望了一眼市政府办公楼，心中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二○○八年八月二十日
十四时二十一分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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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小说是形象化的哲学
我一直认为，小说是对文化、哲学、艺术、美学的整合，小说之所以是一种伟大的文体，是因为它能超越自身、超越时空，与古今中外之文化、哲学、艺术、美学等等互为贯通，互为成全，它更像是一面反射人性之光的“阿莱夫”。加缪说，“小说从来都是形象化的哲学”。
对于《市长秘书（前传）》来说，形象化是艺术魅力，是枝叶繁茂和果实，而精湛的哲学思考和政治微妙才是主干。如果前者带给读者震撼与战栗的话，那么后者带给读者的必然是理智与冷静。我一直试图使我的小说对外直面现实，对内直面心灵，那么现实与心灵用什么联系？就是用思想，用哲学。这才是小说的真面目。如果仅仅直面现实（包括直面历史，因为历史是发生过的现实，现实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而没有勇气直面心灵，只能叫做故事，不是小说，写故事的人也不是小说家，只能叫叙事者或讲故事的人；如果仅仅直面心灵，而没有勇气直面现实，只能叫宗教或哲学，只有将两者打通，才能看到小说的真面目。
直面现实与直面心灵不是对立的两极，因为两者一直是相通的，尽管有堵墙试图把它们分开，但是哲学将这堵墙推倒了。现代主义艺术之所以超越现实主义而盛行起来，最重要的原因是缩短了进入灵魂世界的通道，这条通道就是为小说赋予了一种哲学意义。尽管小说是形象化的哲学，但它的思维方式与哲学家完全不同，哲学家的思考方式往往是抽象的，小说家的思考方式非常丰富，有隐喻的、讽刺的、象征的、假设的、夸张的、格言式的、幽默的、滑稽的、挑衅的、奇思异想的，只要有利于揭示存在之谜，小说的思考方式可以是自由自在的。
当然，无论小说家的思维方式多么丰富多彩，也不能离开想象中的人物生活的圈子，因为小说家的思维方式是通过人物的生活滋养出来的，是人物的生活为小说家的思考方式提供了存在的可能。赫尔曼？布洛赫说过：小说唯一的道德是认知，一部不去发现一点在此之前存在中未知部分的小说是不道德的。那么《市长秘书（前传）》是怎么进入人物灵魂的呢？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内省，通过自审，通过哲学性的解剖进入人物的灵魂，这是一个“抉心自食”的痛苦过程，也是一个涅槃重生的过程，不如此不足以打开心灵之门，不如此就无法揭示存在之谜，而存在之谜恰恰是一部小说最本质的东西。应该说这是一部情节小说，是一部人物小说，是一部心理小说更是一部认知小说。小说通过“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揭开“人人合一”的假象，深刻剖析了“人权合一”的本质。真正的小说不仅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
普鲁斯特说：“读者如果在自己身上认出了书中所说的东西，那就证明这本书具有真理性。”米兰·昆德拉认为，这句话定义了整个小说艺术的意义。尽管如此，要想理解《市长秘书（前传）》这部小说，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像读小说那样读它，不要在这部书中寻找自画像，不要在人物的话语中寻找神秘的信息代码。因为小说中的所有人物跟我的想象力都密不可分，包括雷默，不过是对存在的一种思考，这种思考带有唯一性，不可模仿性。在这里，雷默的情人花落落代表的是美，是尼采的日神精神，通过她使我们懂得要止于清泉，不要追根究底达于地狱，这一点雷默做到了；妻子杨娜代表的是真，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是雷默理解自己悲剧命运的钥匙，美和真都是浸在雷默灵魂里的，正因为在他的心灵中美和真的价值，才成就了他骨子里的善，从而在致命的漩涡中得以自拔。因此，在雷默没有创作出来之前，没有任何人可以想象出一个雷默，在雷默身上充满了不可预料性，正是雷默的不可预料性成就了《市长秘书（前传）》的魅力。
因此，在个人命运之外，悲剧性的概念没有任何意义。当然，雷默的精神痛苦是与时代的精神痛苦相一致的，雷默不可避免的精神痛苦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写照。可见事实王国与价值王国并不是隔绝的，因为小说家既不能逃避时代，更不能逃避灵魂。当然，一部小说的艺术价值和它的结构是不可分的。
《市长秘书（前传）》由两条叙事线组成，一条是第一人称；另一条是第三人称。艺术是对生命的伟大激情，小说是对生命的伟大沉思。生活的艺术在于善于利用逆境，小说的艺术在于利用生活通过作家想象出来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思考。《市长秘书（前传）》应该说是一部主人公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真实、生动、完整地阐述人如何重新认识自己、如何从自我寻找本我甚至超我的哲学报告。全书通过内心独白、梦幻、意识流等方式，描写了主人公的大量感觉、联想、推测、意念等诸多内心活动，清晰地展示了人物、场景和主人公思想的变化，对人物内心世界和现实世界进行了哲学探讨。
本书采用了展示内心和展示处境相结合的自叙形式，但同时用第三人称来弥补自叙形式的不足，使我们得以同时看到雷默的内心世界和置身的现实世界。
我一向不把自己局限在经验写作上，我更喜欢将小说当作学问做，为此，我一直致力于成为一个研究型小说家。我不仅力争做思考的主人，更力争做行动的主人。我的手不情愿地放下笔。我一向认为小说是先于规范的，小说从诞生那天起就不适合在象牙塔里，小说是创作性的实践，它一定是先于理论的，任何理论都不能束缚小说的发展，小说不应该有一定之规，为了解开存在之谜，所有规矩都可以打破，所有手段都可以尝试，所有方法都可以采用，不如此，何以创新？
我在这部小说里，通过情节、人物、场景，阐述了许多先哲和小说家的哲学思想，但这些思想大多化成人物的思想通过小说表现出来。我一向认为思想是最闪光的人性，真正的小说应该与人性本质相适应，能与人产生互动感应和精神愉悦。人性的矛盾是艺术的根本，只有抉心自食，才能使灵魂发生裂变，这种裂变对雷默是生死攸关的，对谁又不是呢？其实生活中的荒诞比艺术作品中的荒诞更加荒诞，变形的艺术与现实生活之间有一条天然的通道，当然，发现这条通道并不容易，就像雷默一样，想在致命的漩涡中，顽强地、盲目地独善其身是危险的，更是痛苦的，这是一个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过程。
好在文学与人性是互为力量的，人性是文学的主题，文学揭示人性之光，这光芒无疑是思想之光、艺术之光，当然也是哲学之光。真正的小说家是用良知写作的，他们不会掩盖任何心灵的感知，他们要做的就是将真理揭示出来，哪怕是这真理让你心惊肉跳也决不妥协！
博尔赫斯借助他的人物奎因说：“我不属于艺术，我属于艺术史。”我也借助于赫伯特？奎因的话说：“我不属于灵魂，我属于灵魂史。我不属于创作，我属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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