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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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若第一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国家民族将根本不存在，若第二问题不解决，则中国国家民族虽得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仍将失其存在“。
①
然而，在钱穆的思想里，他并不是把这两个问题看作同等重要的，更不是将两个问题的解决提到同样的高度。他从内心里对西方文化有一种不信任的情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万般的“温情与敬意”
，认为中国文化的开新，不是去借用人家的文化模式，而是要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土地上，通过孔孟儒学的血脉来涣发中国文化的活力。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派人物，“进西学开先路”
，结果却“徒劳而无功”
，根本原因是对传统的背弃。请看他在《国史大纲》结尾部分写下的一段话。
“文化与历史之特征，曰连绵，曰持续。
惟其连绵与持续，故以形成个性而见为不可移易。惟其有个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谓之有生命有精神。一民族文化与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遭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于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机构中而自有其历史性。
所谓历史性者，正谓其依事实上问题之继续而演进。
问题则依地域人事种种实际情况而各异。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真革新，在能就其自有问题得新处决，辟新路径。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种假革命。以与自己
①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１６２页，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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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生命无关，终不可久。“
①
钱穆认为，看待一个民族的历史，主要是看它内在的生命力，而不是见其有病患，就不负责任地宣判它的死刑。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的演进，既有其生命力，又有其病态。前者是历史所由推进的根本动力，后者则是“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
人类历史的演进，往往呈波浪式的曲线发展，而不可能直线发展。如果拿两个民族作比较观察，则会发现，它们“此时或彼升而我降，他时或彼降而我升”。因之，历史的低潮只是阶段性的，低潮过后又必是高潮的到来。
中华民族现在所处的虽然是历史的低潮，但是在此之前它有过高潮，在此之后必将还有高潮出现。钱穆批评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学家，只是把目光放在当下，只看见西方文明上升中国文明骤落的一面，而看不到中国古代的辉煌成就和民族历史的再生能力的另一面。这就是：“今日治国史者，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意迷神惑，以为我有必落，彼有必进，并以一时之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故虽一切毁我就人而不惜。
惟求尽废故常，以希近于他人之万一，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
②
钱穆认为，譬如一个病人，染病者为我，耐病者为我，脱病而康复者还是我。其中的关键，在于此病人本身是否具有生命力。只要生命力还在，该病人就有康复的可能。如果不
①钱穆：《国史大纲》，第６９８—６９９页，国立编译馆１９０年版。
②钱穆：《国史大纲》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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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生命力如何，一见有病，就讳病拒医，不予治疗，就大错特错了，更不可“绝其生命以为医者”。看待一个民族的历史亦复如是。生命力自古以长存，病态随时而忽起，因之断不能因其病态而看不到它的生命力。
今日中国的历史处于低潮，虽不可讳言，但并不能说中国就此断了希望，再没发展的可能。一个病人尚能以其生命力抗拒病魔，一个民族为何不能以其文化历史的生命力走出低潮，重新富强起来呢？
为了进一步说明病态与生命力的关系，钱穆用了“生原”与“病原”两个概念，认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派人物，错就错在“指生原为病原”。
“生原者，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而病原则发于一时外感之事变”。
因之，探寻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原，必须探寻其文化的起源和审视其历史的全景；而分析其病原，则只须考察其近来变化就行了。也就是说，解决一个民族的当下困难，用不着去追根溯源，更用不着把全部历史都否定掉，即“究生力心穷其最先，诊病况必详之最后”。
在钱穆看来，西方人写历史，喜欢夸大他们的历史渊源，动辄就从希腊、罗马说起。
而新派史家不问自己的民族特性，捧心效颦，一味地追仿别人，追溯病原也从远古开始，把近世的困厄一古脑推罪于古人。
但是，钱穆自己在思考文化问题时，着重点同样放在历史渊源上面，同样是步他所批评的西方人的后尘。
他认为，中国问题之解决，“实非仅属一哲学问题，而应为一历史问题。
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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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谈文化“。
①他批评新派人物追溯“病原”从远古开始，拿历史作文章，而他自己却又大谈历史，甚至不厌其烦地以历史材料论证保存传统文化之必要。因为在他看来，肯定历史精神，可以作历史文章，否定历史精神，则没有资格作历史文章。在他的眼里，那些西化论者非但不能正视历史，而且压根儿就没有历史知识；他们只是凭着天真的想法，以为喊几句口号就可打倒历史。
１９５１年，他在台北对国防部高级军官组的一次题为《史学精神与史学方法》的演讲中说：“这五十年来，老实说，我们并没有历史的知识，这我们可以反问自知。然而大家偏要拿历史来作理论的根据，偏要把历史来作批判对象，刻意要利用历史，又刻意要打倒历史。
却不知打倒历史，就等于打倒整个民族的生命，打倒整个文化的生命。“
②
正因为将历史看作民族的生命和文化的生命，所以钱穆毕其一生的精力从事历史研究，就是力图从历史的陈编中挖掘出可以说明其生命力的东西。
在他看来，历史是打不倒的，也不应该去试图打倒。历史、现在与将来是相联系的，决不能割断。
而联系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就是历史内在的生命力。
“新的国家，从旧的历史里产生。新的生命，从旧的记忆中建立”。
如果打倒历史，岂不等于断送了中华民族发展的生命力。
他批评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思潮就是一种“厌弃生命，埋葬生命”的思潮。
①《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
②钱穆：《中国历史精神》，第１２页，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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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西方文化的评价钱穆认为，各民族文化精神是不同的。此种不同取决于文明起源的自然环境不同而影响各民族生活方式的不同，并进而影响到文化精神的不同。在他看来，从源头考察，人类文化大致不外乎三种类型，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海滨地带以及近海的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但这三种文化又可归类为两种，游收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另一类。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自足，无事外求，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
但在钱穆看来，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行程看，流动的进取的游牧文化与商业文化并没有结出好的果实，相反，静定的保守的农耕文化，其结果倒是诗情画意般的。
原因是，草原与海滨地带，人们所凭借的资生之地不足，且深苦其阻害，于是有强烈的战胜与克服欲。而战胜和克服自然，不能单凭人类自身，于是人们有了强烈的工具感。草原民族最先的工具为马，海滨民族之最先工具为船。无马无船，即无以克服自然而得以生存。所以草原海滨民族对他人对自然都抱着一种敌意。此种民族，无论在世界观方面还是在人生观方面，皆有一种强烈的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其文化特征为侵略性。
而且，钱穆还认为，游牧商业民族又常常带有强烈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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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欲。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级数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
如是则刺激逐步增强。
财富有两个特征，一是愈多愈易多，二是愈多愈不足。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
相对游牧民族、商业民族的财富欲更为强烈。
其财富转为珠宝，可以深藏，可以数字计，可以由物质的变为精神的。这也就是近世西方人企业精神的由来。
相对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钱穆认为，农耕文化则是一种和谐而美妙的文化。农业所依，一曰气候，二曰雨泽，三曰土壤。这三种东西都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所以农业民族对自然没有克服的欲望，有的只是物我一体，天人相应，安分守己。由此又导致此种文化的特征为和平性，而不是侵略性。而且，农业民族与土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故不求空间的扩张，惟望时间的绵延。
再者，农业民族不知积累，只知生产。因其生产有定期，有定量，一亩之地丰收有定额，所以很少新鲜刺激。何况土地所产，生生不已，源源不绝，所以人们也不愿多藏，而且粟米布帛亦无法多藏，多藏则腐烂。如此，致以农耕民族对财富很少贪恋心理。他们知足常乐，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然而，钱穆又不能不看到，近几百年的世界历史，西方文化（即他所谓的“商业文化”）大潮大浪地涌向全世界，农耕文化的民族倒显得贫穷落后，经不起冲击，纷纷被卷入世界化的历史洪流之中。也就是说，当民族封闭的局面被打破之后，西方文化明显地显示出它的优越性。面对此种世界历史局势，钱穆为了说明西方文化的欠缺和中国文化的优越，借用并修正了梁漱溟的“三路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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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讲中西哲学及其宗教，他不用内外二字，只说西方人进一步，印度人退一步，中国人则不进不退。这在修辞上有毛病。我想，他的意思或许亦是说，西方向外，印度佛教向内。而照我的想法，中国人则求合内外，乃一持中态度。
向内向外，其实都是向前。而中国人的持中态度，乃一可止之境，并不需要漫无止境的向前。我与梁氏意见可能大体相同，只是我的说法或许更恰当些。“
①
这就是钱穆自己的“人生三路向”说。在他看来，西方的文化就是一种“向外”的文化。此种文化的人生观，追求财富、权力，看重科学，将心与物处于相隔相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