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批判-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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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孙中山等人比起洋务派和维新派来，视野要开拓得多，身上的传统文化的包袱也轻得多。
因而，他们能够推翻清廷，从形式上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政治。
孙中山用血与火的方式进行革命，但在重建中国政治时，却显得温文尔雅，一身的书生气。他试图在短时期内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一切社会问题，幻想“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他以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又企望避免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弊端。这种不切实际而又相互矛盾的天真想法，直接导致了他的三民主义的提出。民族主义旨在排斥满清皇族；民权主义旨在推翻君主专制改体；民生主义为平均地权。
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里是这样解释的：“文明之福祉，国民平均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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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可以看出，三民主义的三项内容并非配套，平均地权直接与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不合。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就是发展私人资本，允许不平等的存在。如果以平均的原则来处理社会财产，那么就势必建立起一种具有超经济功能的上层建筑。
而这种超经济功能的上层建筑在专制主义传统深厚的中国，只能是旧式的或改装过的封建王朝，而不可能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充分地表明了孙中山一代革命家尽管信仰欧美的民主政治，但事实上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和文化体系并不十分了解，也表明了他们的思想之根仍然扎在中国旧文化的土壤里。正如汪澍白先生所言：孙中山虽然自幼在海外接受西式教育，但他讲解三民主义，仍力图归宗于儒家文化。
①海外学者徐复观说得更为切当：“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仅从政治、社会方面来说，他实际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而开出了以世界为规模的中庸之道。”
②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从形式上结束了旧式的封建王
①汪澍白：《艰难的转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宏观考察》，第９１页，湖南出版社１９１年版。
②汪澍白：《艰难的转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宏观考察》，第９１页，湖南出版社１９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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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由于最终没能冲脱旧文化的束缚，所以没法保障新的封建王朝不会再出现。只要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土壤还在，就难以避免在这一土壤里生长出各式各样的专制主义政体的毒牙。袁世凯作了总统尚不满足，最后还是演了个龙袍加身的丑剧；清王朝的遗老遗少在辛亥革命的炮火轰击下气息奄奄，但在张勋“辫子军”的支持下，死灰复燃，又搞了个“丁巳复辟”的闹剧；……。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七十余年。七十年里，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主题下，不能说没有作过艰难的探索和积极的追求。
尽管我们今天可以指出他们的诸多不足，但在当时的情势下，他们每前进一步，既是十分可贵的，又符合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没有权力指责他们没有把工作做到一步到位。因为肩负着沉重包袱的人，行走只能是艰难的。
也就是说，从这七十年的发展过程与步骤看，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虽曰艰难，但趋向却是逐步朝着它所应该发展的道路上发展的。如果没有其他不利因素的扰入，２０世纪的前半期，中国社会应该汇入世界历史一体化的洪流。但历史常常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外部的不利因素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历史发展路向的错位。
２０世纪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外部环境变动的牺牲品。
“五四”一代文化英雄与国民的灵魂拯救
为什么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怎样才能彻底清除专制主义的文化土壤？这是“五四”时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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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知识分子思考中国前途问题的主题。他们认识到，中国问题的根源既不在器物不如人，亦不在制度不如人，而是在于国民的素质低劣，他们称之为“国民的劣根性”。一方面，几千年的专制主义政治文化造成了国民的奴性人格，另一方面，国民的奴性人格又致以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得以长期延续，僵而不死。国民素质得不到提高，即便建立起形式上的民主政治，那么新的政体也会在传统文化的积淀层里变为“逾淮之枳”。所以，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启蒙。所谓“启蒙”
，也就是把国民从传统的专制主义的精神牢笼里解放出来，医治其心理层面上的劣根性，使臣民意识变为公民意识。
“五四”
的先驱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认识下呐喊的，斗争的。他们需要的不仅是技术层面上的引进，也不仅是某种政治体制的移植，而是深层次的文化更新。只有文化更新，才可能使技术的引进和政体的移植具有真正的意义。
按照梁启超的分期，中国的救国图强之路在此之前已经走过两个历程。第一个历程为洋务运动，第二个历程为戊戌变法。这两个历程虽然在不断地向着世界历史一体化的目标迈进，但步履维艰，都未能碰触中国封建文化的根本——孔孟之学。显然，如果没有一次深刻而强烈的文化震荡，仍然照着老路走下去，中国的前途问题将始终得不到解决。辛亥革命没几年，革命成果就浪淘沙流而去，中央政权落到北洋军阀手里，南方的革命党人试图通过政治斗争制约袁世凯，结果大失败。尔后又进行武装反抗，不料输得更惨。历史注定了中国的近代救国图强之路要进入第三期，即从文化的层面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之一期。正如梁启超１９２２年所说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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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
①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首倡这场文化革命的是团结在《新青年》杂志周围的一批进步文人。
《新青年》为陈独秀所创办，初名《青年杂志》，诞生于１９１５年。
该杂志的宗旨是唤醒国民的“伦理觉悟”。
因为在这批进步文人看来，伦理觉悟乃“吾人最后之觉悟”
，即文化精神层面的大变革。
不再视孔孟为圣贤，不再视君主为偶像，不再为传统所羁绊，不再为礼教而牺牲。旗帜鲜明，胆识诚嘉，直把文化批判的锋芒指向儒家学说和以之为基础的传统礼教。
在这场颇具声势的新文化运动中，始终贯穿着两个主题，一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二是对西方文化的迎接。
又可以说，这两个主题是二而一的东西，即以迎接西方文化为手段驱散传统的阴影，或者说以驱散传统的阴影为手段以迎接西方文化。
不管这是一个主题还是两个主题，首先必须对中西两方的文化作出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
认识与评价是取舍的前提。
在此以前，无疑是魏源、曾国藩、张之洞，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之所以未能为中国选择一条确实可行的文化之路，根本缺陷就在于他们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缺乏理性的认识
①《钦冰室文集》之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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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价。在他们那里，民族文化传统始终未曾从根本上怀疑过，他们学习西方文化，也只是些皮毛的东西。因此，欲解决国民的“伦理觉醒”问题，关键就要从根本上转换人们对两种文化的评价体系。
可以说，新文化的英雄们几乎都在这方面作过努力。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陈独秀就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西人意识与中国传统意识分属性质上截然相反的两种观念形态。西方人以战争、个人、法权、实利为本位，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以安息、家族、情感、虚文为本位。
具体说就是：一，西方人好战健斗，“恶侮辱，宁斗死”
，故能称霸世界，不被他族所灭；中国人懦弱谦和，“恶斗死，宁忍辱”
，故难免被他族所征服。二，西方人崇奉个人主义，一切以“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为原则；中国人则奉行宗法制，以家族为本位，“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
三，西方人以法治为本位，“不独国政为然，社会家庭，无不如是”
；中国人以情感为本位，“一切惟以感情为条件”。四，西方人务实，中国人务虚。实利虽有“刻薄寡恩之嫌”
，但“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中国人虽然耻于言利，但却付出了人格缺失的代价。这样两种文化，在陈独秀看来，实为“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
①
陈独秀在一部中国现代史上，人们可以根据某种政治评价尺度将其思想分作几个阶段，并可以将其政治思想当作非正统的思想加以批判。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他在近百年中国
①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１卷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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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是显赫的，也是值得重视的。
这是因为，他不仅首先点燃了烧向旧文化大厦的烈火，而且他当年所点燃的火炬，２０世纪末的中国人还依然握在手里。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英雄，除陈独秀外，还有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尽管“五四”以后，这些文化英雄不免观念岔歧，分途发展，但于“五四”运动以前，在对待旧文化的态度上，都表现出了如谭嗣同所说的“冲决罗网”的精神。
李大钊与陈独秀同为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
《新青年》创刊以后，李大钊坚定地站在陈独秀的文化主张一边。
１９１７年初，他就写过《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一文，指出中西文化“二者分野，俨若鸿沟。既无同化之功，亦鲜融洽之效”。原因是，中国“累代之专制政治戕贼民性泰甚”
，“助长好同恶异之根性”。这样一种文化只能是“知拒而不知迎”
，“知避而不知引”
，加之“吾国历史之悠久，有吾民族固有之文明，逮夫近代文明汹涌东渐，一方迫之愈急，一方拒之愈甚”。
①
《新青年》创刊不久，守旧派辜鸿铭、林琴南、杜亚泉等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