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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部分

新儒学批判-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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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尚书。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尚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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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505

    色孔壬?“

    《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尚书。酒诰》:“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

    《大学》:“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孟子。梁惠王下》:“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

    《孟子。梁惠王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严勿施。”

    《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以民为本”

    是儒家德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历代读书人乃至一般百姓,在品评某一王朝、某一政治人物,乃至某一芝麻大的小官吏时,主要的标准无不是看他们对百姓的态度如何,和做了多少有利于百姓的事。如果顺应民情,有利民生,就是德治。相反,如果置百姓的死活于不顾,只想着自己的快乐与满足,就是暴政。

    在今日极少数明眼的知识分子看来,民本思想是反民主的,是不平等社会中的不平等思想。但在绝大多数的读书人那里,除了宣扬民本主义,他们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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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新儒学批判

    制君权和扼制贪官污吏们的腐败。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民与官与臣与君都一样的是人,脱了皇袍官袍布衣都是一样的身子,都可以享有人格上的平等权利。所以古代中国的读书人尽管有几个胆子大的,反对专制,试图限制君权的膨胀,但却不敢反对君本位和官本位的既定社会秩序。黄宗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反对专制,但手中所持有的批判武器却是民本主义,其《明夷待访录》基本上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阐扬。就连清末的一些思想家提倡民主政治,仍然没有挣脱传统的民本思想的束缚。

    康有为就曾说:“国之所主,以为民也。……故民为本而君为末,此孔子第一大义,一部春秋,皆由此发。”

    ①孙中山早年组织兴中会,兴中会宣言所贯穿的就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后来他宣传三民主义,还是没有脱离民本主义的羁绊,说:“二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

    ②

    比起清末民初的读书人,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自然要深邃得多,但是,在如何看待民本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所主张的,仍然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老调调。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民本与民主并不是一码子事,但又认为,中国现代的民主政治建设,不可离弃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因为在他们看来,第一,民本主义可以当作民主建设的思想基础;第二,民本主义作为道德理想主义的重要内容,于民主

    ①康有为:《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卷二。

    ②转引自韦政通:《中国的智慧》,第3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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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705

    政治具有道德祈向价值。而且,像张君劢、钱穆等人甚至仍然守着“古已有之”的信条,认为民主这东西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在我们的祖先那里早就有了,并由此断定传统儒学于中国的民主建设富有直接性的理论意义。前文在介绍张君劢的新儒家思想时,我们已经引用过他一段有关“古已有之”的文字。在此段文字里,他不仅认为民主自由和天赋人权观念,古代中国早就有了,而且西方人的这些东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下面,我们再引介他的几段文字,看看他是怎样论述儒学传统与现代民主政治之关系的。

    “孟子对齐宣王之汤放桀、武王伐纣问题,答曰:‘于传有之。

    ‘齐王又曰:’臣弑其君可乎?

    ‘孟子曰:’赋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所言与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之语曰:’假令有长期不断之弊政与篡夺,足以证明其意图之在于使其政体成为专制主义,则人民之权利人民之义务,应驱除此种政府,应另择治者为未来安全之计。

    ‘又曰:’君主之品性,征之于所作为之成为暴君,则不合于为自由民之治者‘云云,有何以异乎。此可以尊定民主,而鼓我勇气者一也。

    孟子对齐宣王曰:‘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

    故曰国人杀之也。

    ‘孟子此段文字,殆由古代询国危询国迁之遗俗而来。虽去现代民主国会甚远,然被治者同意之种子已在其中矣。此可以奠定民主,鼓我勇气者二也。

    孟子曰:‘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于民而民受之。

    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曰,敢问荐之于天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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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新儒学批判

    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

    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天与之,民与之。

    ‘孟子委婉曲折以解释天与民二字之义。现代人读之,则曰:’百神享之‘云云,为无证据之事,然事治而百姓安,则可验之民心归向与否。吾人诚不能谓尧舜出于民选,然选贤与能之精神自在其中矣。此可奠定民主,而鼓我勇气者三也。

    公元前八四六年,周厉王恶国人之谤,得卫巫有神灵,能预知有谤,使之监谤,有告则杀之。召公谏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宜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何壅也。

    ‘厉王不听,遭民变而死。此为历史之大教训,因此历代有谏议大夫与御史之制。惟其不以民选为后盾,故其谏诤之效力,不如西方之国会甚远。

    然言论自由,为民意发泄之所,其成为吾国传统,固已久矣。此可以奠定民主,而鼓我勇气者四也。

    黄梨洲于明末目击宦寺与昏君庸主之害,大声疾呼专制君主之不足以为法。

    其言曰:‘三代之法,戴天下于天下者也。

    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不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諰諰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所谓非法之法也。

    ‘吾人将此文,以比较三代与秦后君主之制者,推广而用之于君主专制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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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905

    方民主,更推之于右派独裁与左派独裁,则孰以天下为公,孰以天下为私心之辨,昭然为人所共见矣。

    此可以奠定民主,而鼓我勇气者五也。“

    ①

    中国大陆这十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问题成了知识界关注的中心。不同于新文化运动的是:新文化运动论争的中心是民主与科学,而近十几年大陆的文化讨论,中心不在于科学与人生,而是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建设的关系问题。不少人又把“古已有之”的老调重弹,视民本为民主,并进而认为民主政治在我国已经实行了几千年,根本不是西方人的什么发明。

    在这一方面,东北师范大学的林志纯教授最为卖力,其观点也最为极端,甚至比张君劢和钱穆等新儒家走得更远。

    早在1980、1981两年,他就写过两篇长文,即《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和《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后来,又发表《雅典帝国与周天下》、《中西古典民主政治》等文。

    最近又读到他一篇关于共伯和行政的考据文章。他考来考去,竟然从两千多年前的周代,考证出了一个具有现代民主政治意义的共和国。

    林志纯的这种努力,是以批判“东方专制主义”一说为出发点的。我们知道,“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术语,是西方思想界长期以来对东方社会特征的概括。孟德斯鸠、黑格尔就是以此看待东方历史的。马克思也是这样。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核心内容就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本世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390—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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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新儒学批判

    纪50年代,曾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的魏特夫,出版《东方专制主义》一书,锋芒直指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的极权政治。

    该书出版后,具有轰动性的效应,同时引起了苏联官方的恐惧。该书随即被苏联理论界指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而遭到批判。林志纯的学术观点,深受苏联理论界的影响。他将中国古代的民本视为民主,将共伯和行政看作共和国,都是针对“东对专制主义”这一说法而来的。

    林志纯的主要观点是:在政治领域,中国和西方是没有多少区别的;西方人有民主,咱们也有,甚至比他们早。具体说就是:第一,古代西方为城邦国家,古代中国同样为城邦国家。

    为说明这一点,他把当时中国的封国和周天子的治地一律看作城邦,就像古希腊各个独立自主的小国家一样。

    第二,古代西方有贵族政治,古代中国同样有之。为说明这一点,林志纯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他把古代希腊各邦的执政官看作如同管仲、子产、范蠡这样的公卿,进而断定中西古典时代均为公卿执政。

    二,他把《谷梁》、《公羊》中的“朝诸大夫”

    、“朝诸大夫而问焉”当作一级民主机构的贵族会议之根据,进而认为古代中国如同古代希腊一样,也有贵族政治。

    第三,他根据《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和《左传》“致众”

    、“致众而问焉”或“致众而告之”等文字,认为:(1)在民、神、君三个层次里,民是最尊贵的;(2)一邦之民对本邦事务有最后发言权;(3)各邦之民对周天子的人选有最高决定权;(4)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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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儒学批判115

    机构的国人会议是经常召开的。

    林志纯是大陆历史学界的资深学者,对中西两方的古代社会研究均有深厚的功底,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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