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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老舍评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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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桂、冯、阎四派占领北京和天津,取代张作霖的张学良在美帝国主义策动下,同蒋介石形成合作的局面,而原来的蒋、桂、冯、阎的联盟遂告瓦解。其后不久,1929年8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为争夺华中的统治权,又结成反蒋联盟,于是爆发了蒋桂战争。4月,桂系失败,李、白回桂盘踞。11月、12月有蒋对冯玉祥的战争;1929年12月至1930年又有唐生智和石友三联合反蒋的战争;1930年4月到11月有蒋和阎冯的中原大战。)战争遍于大半个中国,约有五十万人死亡。蒋介石新军阀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狗咬狗”的争斗中扩充了实力,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城市工人阶级在大革命中所争得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被剥夺殆尽,农民在大革命中所建立的农民协会等均遭到豪绅地主的摧毁。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遭到逮捕和杀戮。从一九二八年一月至八月,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被杀害的工人、农民至少有十万人。一大批党的领导人蔡和森、向警予、肖楚女、恽代英等,都惨死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鲁迅的诗句,概括了三十年代初弥漫于中华大地的政治残暴和社会黑暗的图景。广大劳动人民辗转于兵灾、旱灾、水灾、虫灾之下,啼饥号寒。一九二八年全国灾区达二十一省,共一千零九十三县、四个市,灾民据不完全统计为五千六百六十二万人。一九二九年增加到七千万人。

这就是老舍回国后所面对的现实。悲愤和迷惘冲击着刚刚返回祖国的年轻的学者、作家。他只在北平停留一个短暂的时日,一九三○年夏,应山东齐鲁大学文学院的聘请,赴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

在湖光山色背后

从一九三○年七月到一九三四年秋初,老舍在济南度过了四年的岁月。他自己曾经这样回忆这一段生活:“四年虽短,但是一气住下来,于是事与事的联系,人与人的交往,快乐与悲苦的代换,便显明的在这一生里自成一段落,深深的印划在心中;时短情长,济南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注:老舍:《吊济南》,《大时代》周刊第8号(1938年1月4日)。)

在老舍看来:讲富丽堂皇济南远不及北平,讲山海之胜,它也跟不上青岛。可是除了北平青岛,要在华北找到个有山有水,交通方便,既不十分闭塞,而生活程度又不过高的城市,恐怕就得属济南了。他喜欢济南还不仅因为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济南他可以“看到朴素的乡民,一群群的来此卖货或买东西,不象上海与汉口那样完全洋化。它似乎真是稳立在中国的文化上,城墙并不足拦阻住城与乡的交往;以善作洋奴自夸的人物与精神,在这里是不易找到的。这使人心里觉得舒服一些。一个不以跳舞开香槟为理想的生活的人,到了这里自自然然会感到一些平淡而可爱的滋味。”(注:老舍:《吊济南》,《大时代》周刊第8号(1938年1月4日)。)

老舍在齐鲁大学担任文学院副教授,曾先后讲授《文学概论》、《小说作法》、《世界名著研究》等课程。业余时间兼任,《齐大月刊》的编辑。

刚到齐鲁大学时,他住在文学院办公楼二楼西头南边的第一间屋子。从这间屋子的窗口南望,可以依稀看到千佛山上点点的庙宇。这时他是单身一人,教学工作之余,常常流连于济南的湖光山色之间,生活的节奏表面上看是平静而又舒徐的。他曾经这样赞叹济南的风光:“济南的美丽来自天然,山在城南,湖在城北。湖山而外,还有七十二泉,泉水成溪,穿城绕郭。”“在千佛山上北望济南全城,城河带柳,远水生烟,鹊华对立,夹卫大河,是何等气象。”(注:《吊济南》。)

老舍不是心境恬淡的隐士,也不是浪迹江湖的游客。在济南的明湖绿柳中间,他看出国民党腐败的“市政”淹没了济南的“丽质”:“有电灯而无光,有马路而拥挤不堪,什么都有,什么也没有,恰似暮色微茫,灰灰的一片。”特别是看到破败的城楼上挂着“勿忘国耻”的破布条,使他想到“五三惨案”的惨景,仿佛亲人的血还鲜红的在马路上。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兽行,国民党政府的苟且偷生和投降卖国,市民的庸庸扰扰,都使他感到一种难于拂去的沉重和悲愤。他说:“每次由市里到山上去,总会把市内所见的灰色景象带在心中,而后登高一望,自然会起了忧心。湖山是多么美呢,却始终被灰色笼罩着,谁能不由爱而畏,由失望而颤抖呢?”(注:《吊济南》。)

对国事的忧思,推动老舍选择一九二八年发生在济南的“五三惨案”做背景构思一部新的长篇,这就是《大明湖》。他决定写这部长篇是在齐鲁大学任教半年以后。他初到济南,“五三惨案”的事实,即刻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听人讲述当时的情景,亲自踏看现场,对着显示着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照片,久久地凝视——

这是济南人民多么屈辱的日子!一九二八年二月,蒋桂冯阎四派联盟,攻打奉系张作霖,争夺华北;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挡英美势力向北方伸展,公开帮助张作霖出兵侵占山东省会济南,截断津浦铁路。五月三日,日军寻衅,枪伤济南军民。五月四日,残杀交涉员蔡公时,屠杀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人员几尽,军民死亡近五千人。五月八日,日本师团长福田提出最后通牒,其中包括五条,要求中国军队不得驻扎在济南及胶济铁路两旁二十华里以内。五月九日,日本向山东增兵一万五千人。面对这种残暴的、蛮横无理的侵略行径,蒋介石竟然命令部队不准抵抗,并指令“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济南人民的鲜血空空抛洒于街头,而竟无人为之申冤雪恨!

一向以幽默笔调写作的老舍,在写作《大明湖》时,再笑不出声来。悲怆之情,充塞胸间。他要为大明湖谱写一曲悲歌,为济南人民以及所有蒙受侵略之苦的祖国人民一抒愤慨!

非常可惜,《大明湖》写成,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未及印出,遇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火,日本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起火,书稿被焚,至今成为一件憾事。

据老舍回忆:《大明湖》的情节线索是很穷的母女两人的悲惨遭遇。母亲是个暗娼,她的生活中“全没有所谓浪漫故事中的追求与迷恋,而是直截了当的讲肉与钱的获得。”最后,她跳了大明湖。她的女儿,在没人保护的生活中,为了得到维持生命的钱,也走上了她母亲的路。这个孤苦无依的女人到了也要跳湖的时候,被人救出而结了婚。救她的人是兄弟三个,其中老大和老二是对双生子,从外表上看去长得一模一样。老大性格上偏于理智,老二性格上表现着感情的热烈,然而理智的老大在被疾病征服的时候,梦里似的与那个孤女发生了关系,结果非要她不可。这时候,“五三惨案”发生,老三被杀,剩下老大和老二,“一个用脑,一个用心,领略着国破家亡的滋味。”(注:见《我怎样写〈大明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大明湖》以母女的悲剧道路和命运为“正题”,以“五三惨案”为“副题”,这样处理,是为了便于充分地展开故事。因为假如把“五三惨案”做为全书的核心内容,“全书都是描写那次的屠杀”,便不易把别的事项插进去了。把“五三惨案”安排在故事的高潮部分,“故事与惨案一同紧张起来”,故事就可以展开得更火炽一些。老舍的创作意图是很明确的:他要借这个故事,表现处于底层的城市贫民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呻吟、挣扎、抗争的悲剧命运;同时,对于日本的暴行作正面的申讨和抗议。

《大明湖》中,老舍第一次在作品中描画了共产党人的形象。这是一个迹象,表现着作家思想中新的因素的萌生。他自己讲:在母亲所“交结的几个男人中,有一个是非常精明而有思想的人。他虽不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可是由他口中说出许多现在应当用××画出来的话语。”(注:《我怎样写〈大明湖〉》。)他后来还曾追忆过:“在《月牙儿》的前身《大明湖》里,我居然描写了一位共产党,他是《月牙儿》中的女主角的继父。《大明湖》原稿只有徐调孚先生看过,不知他还替我记得此情节否?”(注:《老舍选集·自序》。)应该特别指出如下一点:尽管《大明湖》已经焚毁,无从查考,但是这时的老舍从认识上确认共产党人是一些“精明而有思想”的人,这无论如何是他思想上的一个大的变化。确认这一点,对于了解老舍早期思想发展的脉络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小巷深处

一九三一年暑假,老舍回北平同胡青结婚。婚后胡洁青随老舍到了济南。他们居住在济南城里南新街五十四号。这是一所同济南千家万户没有什么显著区别的普通居所,在一条小巷的深处。老舍一家,在这里住了三年,直到他离开齐鲁大学。

在这条小巷深处,老舍同胡洁青度过了他们宁静而和谐的生活。老舍回忆说:“在济南住呢,时常想念北平;及至到了北平的老家,便又不放心济南的新家。好在道路不远,来来往往,两地都有亲爱的人,熟识的地方;他们都使我依依不舍,几乎分不出谁重谁轻。”(注:《吊济南》。)

胡洁青同老舍结婚时二十七岁,她也是满族人,父亲做过一任小官,家境比老舍家略为好些,原住北京西城宫门口三条。她毕业于北京师范以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着年轻人的思想,她从读大学以后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她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叫“真社”,“真社”成员的文章都发表在《京报》副刊上。当时她以燕岩的笔名发表了一些诗与散文。老舍从国外回来,住在友人北京师范教务长白涤州家里。胡洁青代表“真社”的文学青年慕名请老舍做报告,第一次同老舍见面。事后,当母亲含而不露地问起她的印象时,她只是说,瘦瘦的,人很诚恳。但是,这竟成了他们恋爱的起点。这里似乎没有多少浪漫气息,还是在罗莘田(罗常培)和白涤州的促成下,他们才结了婚。质朴而又沉挚的感情原也就是这样在心的深处潜流,后来的生活证明,他们之间是那样心心相印、忠贞不渝。胡洁青后来深情地回顾这一段经历:“我们的婚姻可说是半新不老,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又都是我们同意的,没有半点强迫。这在那时候,就很不容易了。”(注: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胡洁青在济南一所中学教书,老舍在有课的时候到齐鲁大学去上课。因为他们的住所距离学校不远,时常有朋友或学生来拜访他们。老舍“一生爱交朋友,只要有人来访,他都热情款待,客人走后他才拼了命似的作他自己的事情。”(注:胡洁青:《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故居》,《文史哲》1981年第4期。)

老舍是一个童真未泯的人。他曾经说过:“我愿永远作‘孩子头儿’。……我爱孩子,他们是光明,他们是历史的新页,印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儿——我们只能向那里望一望,可也就够痛快的了,那里是希望。”(注:《我怎样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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