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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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这样的故事，虽属象征，却绝非虚构。作家明显地取材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发生的实事。作家也不是单以暴露这些丑行为快事，而是怀着一种难言的悲愤心情的。作家借“我”的感触，这样诉说自己感情上的痛楚：“亡国不是悲剧的舒解苦闷，亡国不是诗人的正义之拟喻，它是事实，是铁样的历史，怎能纯以一些带感情的话解说事实呢！我不是读着一本书，我是听着灭亡的足音！”
《猫城记》展示的是猫国灭绝的过程。“矮人”的打进，暴露了猫国的一切腐败的征象，其实这种“恶疾”是早就潜藏于这个国家的内部的。这种不治之症的病因可以有许多方面，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中国的日益殖民地化，反动统治阶级的专横和腐朽，等等。应该说，作者还不能对这些现象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综合，但他看到了这些现象，并试图以艺术的手法概括在作品中。作者以“迷叶”传入中国，成为国食，最后终被“迷叶”毒害的故事，展开了中国日益衰弱、日益被帝国主义欺凌的过程。“迷叶”，实为鸦片的代名词。鸦片传入中国，是帝国主义实施经济侵略的结果。“迷叶”在《猫城记》中，做为情节线索之一贯穿全书带有多种象征意义。它最初被传入中国是做为一种麻醉品被人们享用，虽一度禁止，但因为皇后都吃上了瘾，终于禁止不住。吃“迷叶”的结果，是“越吃越懒”，地没人种了，到处起了抢劫。“这三百年来是抢劫的时代”。“迷叶”在这里是做为帝国主义戕害中国人的灵魂的象征物而出现的。对于中国的统治阶级说来，“迷叶”又是他们奴役人民群众、榨取民脂民膏、巩固自己统治的手段。政客、军官、诗人兼地主，他们竞相种“迷叶”，是因为这些“迷林”维系着他们的身家性命：“不种便丢失了一切势力，作政治需要迷叶，不然便见不到皇帝。作军官需要迷叶，它是军饷……总之，迷叶是万能的，有了它可以横行一世。‘横行’是上等猫人口中最高尚的一个字。”因为这个原因，保护迷林，就成为保护统治利益的同义语。谁来保护迷林？外国人。“每个地主必须养着几个外国人作保护者。猫人的敬畏外国人是天性中的一个特点。”事实上，在所谓保护“迷林”的“事业”中，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中国也就日益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苦海深渊。作者以讥讽的语调指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在古代他们也与外国打过仗，而且打胜过，可是在最近五百年中，自相残杀的结果叫他们完全把打外国人的观念忘掉，而一致的对内，因此也就非常地怕外国人”，“外国人咳嗽一声，吓退猫国五百兵”。这是一个可悲的历史现象。作品围绕“迷叶”传入猫国使猫国一天天变坏的故事概括地描述了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近百年历史上中国人民所受的屈辱和历代统治阶级（包括国民党反动派在内）惧外、媚外的嘴脸。作品也揭露了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勾结、渔肉中国人民的事实：“外国人……在猫国里的利害冲突是时时有的。但是他们决不肯互相攻击让猫国得着便宜。”“大家约定：只负替地主抵抗猫国人。遇到双方都有外国人保护的时候，双方便谁也不准侵犯谁；有不守这个条约的，便由双方的保护人商议惩罚地主或为首的人。这样，既能避免外国人与外国人因猫国人的事而起争执，又能使保护人的地位优越，不致受了猫国人的利用。”这样的叙述也许缺乏形象感，但是这种认识却相当深刻地指出了旧中国各派军阀在各帝国主义操纵下连年争战以及帝国主义火中取栗的历史真实。
这种“灭亡的足音”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是变得更加清晰而切近了。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政策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作家的感情是这样矛盾、痛苦：愤怒和失望，诅咒和劝说，惊惧于灭亡的前景和执着地追求光明，这些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猫城记》的沉郁的基调。
对古老民族灵魂的透视
剖析落后的国民的“国民性”，指出附着在古老民族精神上的传统的“积习”的沉渣，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是《猫城记》内容上的又一个重要侧面。三十年代的一位评论家在比较《阿Q正传》和《猫城记》的异同时，曾经指出：《阿Q正传》创造了“一个典型的社会人物，”“而《猫城记》却是在于要企图创造一个典型的社会”。（注：王淑明：《猫城记》，《现代》第四卷第3期（1934年1月1日）。）比之于《阿Q正传》，《猫城记》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但在解剖落后的“国民性”或称之为民族的劣根性方面，两部作品却有一致的地方。
在《猫城记》中，讽刺落后的中国人精神上的弱点，涉及的方面是相当广泛的。比如：折中、妥协、没有勇气；自私、横行、不合作；实利、贪财、世故人情和面子；根深蒂固的糊涂，糊涂的结果是事事敷衍。这种落后的国民的“国民性”，按作家的描写是渗透于广泛的生活领域中的。具体说来，上层统治者对外国人心存恐惧，却又总想假借外国人的威风压迫本国的同胞；一般人交朋友是为了互相利用；军人的职业就是抢劫老百姓的财物；学者研究学问为争第一随意提出一些怪问题；政客组织党派团体只是为起哄，而并无济世救民的宗旨；妇女解放只是学会了往脸上擦更多的白粉、穿高跟鞋，婚姻自由变成了儿戏；新教育只剩下空壳，变成了赚钱的买卖，等等。
“国民性”的这些弱点，是一种久远的古老的“积习”在今人身上的复现，如同古老的鬼魂附着在今人的躯体上。这是一种历史的惰性。作品借小蝎之口，说出了猫国几代人衰朽精神素质的承续：
父亲是个新人物，至少是二十年前的新人物。二十年前他反对吃迷叶，现在他承袭了祖父的迷林。二十年前他提倡女权，现在他不许你进去，因为家中有妇女。祖父常说，将来我也是那样：少年的脾气喜新好奇，一到中年便回头看祖宗的遗法了。祖父一点外国事不懂，所以拿我们祖先遗传下来的规法当做处世的标准。父亲知道一些外国事，在他年青的时候，他要处处仿效外国人，现在他拿那些知识作为维持自己利益的工具。该用新方法的地方他使用新方法，不似祖父那样固执；但是这不过是处世方法上的运用，不是处世的宗旨的变动，在宗旨上父亲与祖父是完全相同的。
统治阶级如此，被统治阶级中的落后的人们也是如此。作者在书中愤激地指出：“这样多糊涂，老实，愚笨，可怜，贫苦，随遇而安，快活的民众；这么多只拿棍子，只抢迷叶与妇女的兵；这么多聪明，自私，近视，无耻，为自己有计划，对社会不关心的政客。”猫国是“热闹的”，但在这热闹的景象中，仿佛正有一个“毁灭的手指，似乎将要剥尽人们的皮肉，使这猫城成为白骨的堆积场”。“一眼看见猫城，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中形成了一句话：这个文明快要灭绝！”
剖析落后的“国民性”，寻求疗治的方法，这是当时许多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十分关注的问题。鲁迅远在日本读书时就把探讨“国民性”问题放在了重要位置上，因为要救治国人麻木的精神，他才决定弃医从文，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老舍也是这样的：他从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开始，就表现出对于中国民族性思索的兴趣，在《二马》中他几乎倾注了全力以艺术的对比手法展示了我们民族在精神上的消极现象。当时他还只是一般地从民族复兴的角度观察问题，到了写作《猫城记》时，亡国的危险，摆在每一个爱国者的面前，他痛感民族精神的迟滞而愚钝，这时他就不是一般地提出问题，而是把振奋民族精神、医治落后“国民性”问题看作是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任务了。
但是，老舍并不能解决这个课题。他因而陷于悲观：“一个文明的灭绝是比一个人的死亡更不自觉的；好似是创造之程（疑为“神”——引者）已把那毁灭的手指按在文明的头上，好的——就是将死的国中总也有几个好人罢——坏的，全要同归于尽。那几个好的人也许觉出呼吸的紧促，也许已经预备好了绝命书，但是，这几个人的悲吟与那自促死亡的哀乐比起来，好似几个残蝉反抗着狂猛的秋风。”这自然又表现着作家思想上的局限。
在黑暗中徘徊
《猫城记》是一部在内容上充满矛盾的作品，对它采取简单的肯定或简单的否定，都是不适当的。
老舍试图在《猫城记》中概括旧中国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全部“病象”，然而作家当时在主观上并不具备正确分析这些“病象”的能力，加以选取了限制很多的讽刺小说的形式，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处置不当或评断失误的地方。
第一、在探索愚弱的“国民性”形成的时代的社会的根源时，在探索如何改造这种“国民性”的途径上，作品出现了明显的偏颇。当他从生活的直感出发，描述社会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描述落后的“国民性”的诸种表现时，他是富于机智和智慧的，许多评断锋利而又准确，但是当他进一步思索这种落后的“国民性”何以形成以及如何改造时，他就显得十分软弱无力，所见不深了。在他看来，人们性格、精神上所以出现了危机，是由于“没有人格，没有知识”，而所以如此，又是由于缺少正确的教育。《猫城记》中对旧教育的批评是尖锐而深刻的。“大家想多发一点财，而不是想叫子弟多明白一点事，是想多造出新而好用的东西，不是想叫人们多知道一些真理。”“学校里有人，而无人格，教员为挣钱，校长为挣钱，学生为预备挣钱，大家看学校是一种新式饭铺”，“皇上没有人格，政客没有人格，人民没有人格，于是这学校外的没人格又把学校里的没人格加料的洗染了一番。”作品中小蝎曾经说过：“我相信有十年的人格教育，猫国便会变个样子。”“社会黑暗，把社会变白了是谁的责任？办教育的人只怨社会黑暗，而不记得他们的责任是使社会变白了的，不记得他们的人格是黑暗的星光，还有什么希望？”这自然是小蝎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