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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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先前，是对于‘费厄泼赖’，现在呢，就是‘幽默’。”（注：鲁迅：《论语一年》，《南腔北调集》。）但是鲁迅在这里反对的是林语堂式的“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的“闲适”小品，并不是一切幽默诗文。
老舍的幽默诗文，就其内容而言，是属于鲁迅所肯定的“倾于对社会的讽刺”一类的。他在嘻笑诙谐之中“并没有忘记天下”。（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他本人虽然被列为《论语》的长期撰稿人，他的幽默诗文虽然大部分发表于《论语》半月刊，但却与林语堂式的幽默小品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的幽默小品倒是同鲁迅、茅盾、叶绍钧等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上的议论性小品文更为接近的，虽说在艺术格调上有着明显的区别。著名评论家唐彛庋朗鋈甏跻槁坌孕∑罚òㄓ哪∑罚┓比俚木跋螅�
说来不过是每篇千字左右的短文吧，其影响之大确实是空前的。被敌方恶意地指为“台柱”的鲁迅和茅盾，开始时，一个用“何家干”、“丁萌”、“干”、“游光”等笔名，一个用“玄珠”、“郎损”、“仲方”等笔名，每隔三天刊载一篇，筚路褴褛，蹊径独辟，真的起了登高一呼，搴旗前引的带头作用。左翼青年纷纷出动。老作家如陈望道、夏丐尊、周建人、叶圣陶大力响应，从各个角度刻划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特点：叶圣陶以《今天天气好呵！》为题，揭示了自由的本质，陈望道写了《法的讲话》、《长寿运动》等文。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向从事小说创作的人，这时也群起撰写短文，老舍写了《空城记》、《励友人书》、《打倒近视》，在风趣中透露了严肃的主题，使人作会心的微笑（注：《〈申报·自由谈〉序》。《申报·自由谈》，上海图书公司影印本（1981年5月）。）。
这样的评述全面而又公允，特别是对老舍几篇幽默文章的评述要言不繁，十分恰当。
老舍写作幽默诗文，正当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时期。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不抵抗主义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罪恶政策，成了他这一个时期不少作品的主题。他在《猫城记》中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曾经发出了无情的诅咒，并痛苦而又热切地呼唤着祖国的再生；在《幽默诗文集》中，我们看到他把忧心如焚的情怀深隐在俏皮的笔墨之后，把愤怒的谴责包含在机智的讽刺和谐谑之中。形式上有变化，而深潜的感情和针砭的内容一仍其旧。这是不难理解的。幽默文字的创作，固然有作家风格上的原因，也有政治背景上的原因。在他看来幽默并不等于“说说笑话”，而是攻战的利器。
《空城记》借《三国演义》孔明搬演“空城记”的故事，以极度夸张的手法画出了国民党大员在日本侵略军面前“望风而逃”的丑态。《长期抵抗》以街头小孩口角打架讽喻对日不抵抗政策，曾经得到肖三肯定的评价。（注：肖三：《给左联的信》，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第328页。肖三的信中有这样的话：“老舍以描写街头小孩口角打架的诗以喻对日之不抵抗政策，非常之妙。”）《为被拒迁入使馆区八百余人上外交总长文》以为被北平日本使馆拒绝迁入“使馆区”的华人“代鸣不平”的口吻，虚拟了一份上外交总长的呈文，表面上指斥“使馆值年”的日本人不讲道义，实质上处处斥骂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和无耻：“衡之国际情谊，四海应称兄弟，加以身家关系，千圆岂吝酬金！乃今榆关失守，敌马狂驰，而使馆宣言，华人禁入。查公民等八百余人尽爱国良善：既无共产之嫌，素守先贤之教。烟泡数丸，国危自甘尝胆；土牢三尺，地隘只乞拳身。巨厦琼楼本非敢望，孤灯短榻即惬所期；并此而绝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况日军已陷榆关，即下华北，是今日之仇，即来日之友，今日使馆之旅宾，即将来天皇之臣庶，苟拒之于斯时，而纳之于来日，何前倨而后恭也。……”文势跌宕，曲尽衷情，实为奴才之相；辞气委婉，反复申明，不知亡国之耻。乍读之，不禁为之捧腹，细思之则又令人潸然泪下。老舍以“代拟呈文”的方式，以奇特的构思，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卑躬乞降的丑恶嘴脸。如果说这篇文字尚属曲笔，那么《痰迷新格》则是当面申斥：“试观今日之东北，竟是谁家之西南？窃钩者死，卖国者荣，古今若出一辙，字号原无二家：新者旧，旧者新，良有以也。”其他如《天下太平》揭露国民党勇于内战怯于外敌，《讨论》状摹想做“日本官”的汉奸的隐曲的心态，文短而意深，都是佳作。老舍的幽默诗文里有血泪，有义愤，有不平。鲁迅评价肖伯纳时曾说：“他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裳，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这时候，能笑的就只有并无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这一点上，肖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远。”（注：《论语一年》。）老舍的指斥、嘲笑国民党反动派的幽默诗文，也有这样的特点。
奇巧的构思，机智的语言，在近于谐谑的情境中包含着严肃的思想，是老舍幽默诗文的一个重要特色。《新年醉话》从新年醉话说开去，对“醉话”加以“评点”：“醉话比诗话词话官话的价值都大，特别是新年”，然后漫笔写来，说到如果对人有气，可以乘新年醉酒，把一年来的“储蓄骂”都倾泻净尽，或者乘机大骂平时不敢得罪的老婆：“不必提名道姓，而以散文诗冷嘲，继以热骂：头发烫得象鸡窝，能孵小鸡么？曲线美，直线美又几个钱一斤？老子的钱是容易挣得？”至若年底搪债，醉话尤为必要。这些文字似乎都是闲文，最后才点到题上：“醉话之功，不止于此，要在善于运用。秘诀在这里：酒喝到八成，心中还记得‘莫谈国事’，把不该说的留下；可以说的，如骂友与恫吓女性，则以酒力充分活动想象力，务使自己成为浪漫的英雄。骂到伤心之处，宜紧紧摇头，使眼泪横流，自增杀气。”这看来是讽刺庸人的卑琐和缺少骨气，即使在“醉话”之中仍然牢记“莫谈国事”的戒律；但是却也可以从反面看到国民党法西斯专制主义所造成的恐怖情景。从极平常的生活情态入手，洒脱而又自如地漫谈“醉话”种种，真正的意思却藏在弦外之音中。《写信》的文字充满了机智。文章以代拟“写信须知”的方式，讥刺国民党的暴政和言论不自由的现状，构思又自有一番匠心。“为减少检信员的疑心，书信宜用文言，问候语越多越好。”“故意愿受检查（如骂人的祖宗函），信封上宜写某某女士收或发。”“无论填写何项表格，‘永久通信处’宜空着。”“平安家信印好一千张，随时填发。本条极不适用于情书。”等等。在国民党统治下，言论不自由，用“笑”的武器抨击黑暗的现实，借“笑”来舒一口闷气，用“笑”表示对一切反动势力的轻蔑，这本身也是战斗。
《老舍幽默诗文集》中还有一部分文章是讽刺安于现状的、怯懦的、自私的市民意识的。或者是刻划一种性格，或者是描述一种现象，或者是勾勒一副肖像，都能使读者在一笑之后领悟到一些积极的严肃的思想 。
《狗之晨》和《记懒人》是两篇寓言体的小说。作家以富于象征意味的细节，刻划一种性格，使读者产生广泛的联想，收到讽刺和教育的效果。《狗之晨》写的是一个叫做大黑的家犬在清晨一段时间的活动。大黑的活动是严格地按照狗的习性加以描述的，但大黑的“心理”明白地闪露着“人”的生活气息。作家着意写大黑自轻自贱、欺软怕硬、骄傲自大的“心理活动”，这自然是象征着现实生活中某一种人的思想性格。这种人奴性十足却又十分自大，临事胆怯却又佯装勇武，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角色。如果从这种思想性格的类型看，它接近于阿Q。《记懒人》也是写一种类型的性格。文章记述一个懒人的悲剧一生。全篇不乏真实生活的描写，但从总体看仍带有浓重的象征意味。对于懒人性格的刻划，采取的是一种极度夸张的近于漫画的手法。懒人的性格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懒人的妈妈“也是懒得很有个样儿。旁的妇女是孕后九或十个月就生产。懒人的妈妈怀了他一年半，因为懒得生产”。他的生日，没人知道，妈妈第一个忘记了他，他自然想不起问。这样的描写自然带有一种虚拟的性质，无非是暗示给人们：传统的迟滞的生活造就了如此懒散的性格。懒人懒到这种地步：他妈妈死，他未落泪，原因是“泪是始终懒得落的”，他入过学，但“懒得记忆一切”，他似乎也毕过业，但“懒得去领文凭”。他只是喜欢喝酒。他懒得说话，酒却能使他开口。这样的描写自然也是虚拟性质的，无非是说：慵懒到了极点，已经接近成了废物。他也曾经有过恋爱。这个寓言小说的简单的情节就是以他和一位姑娘的爱情悲剧为中心展开的。他们在少年时期曾经有过纯洁的友谊，在海棠树下告别，因为“都懒得说话”，终于未能说定。当他们再见面时，姑娘已经长大成人，变得“活泼、话多”。懒人被姑娘邀至海棠树下，他本来“日落后向不轻动一步”的，他破例应邀前来。姑娘说：“其实你也可以不懒的，假若你真是懒得到家，为什么你来见我？你可以不懒！咱们——”他始终没开口。她落了泪，走开了。她不久出嫁，不久被丈夫虐待而死。懒人对此的感触是沉入更深的虚无，他的结论是莫可如何的无所作为。他认为：“她因为不懒而丧了一朵花似的生命！假如我听她的话改为勤谨？也许能保全了她，可也许丧掉我的命。假如她始终不改懒的习惯？也许我们到现在还是同卧在海棠花下，虽然未必是活着，可是同卧在一处便是活着，永远的活着。只有成双作对才算爱，爱不会死！”他希望人们在他死后把他埋在海棠花下，他要“受着永远的惩罚”。人们遵照他的意愿，他死后，在他墓地上临时种了一株海棠。这是一个感伤的故事。故事的开头部分还有些幽默意味，后半部分却无论如何也幽默不起来，终以悲剧结束了全篇。这个故事构思的重点并不在恋爱本身，而在于强调懒人的性格。他们的爱情悲剧并不是社会的或阶级的原因造成的，而完全是由于性格上的原因酿就的。这种一切（包括恋爱在内）都不愿干，事事慵懒的性格，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大可能存在的。这是一种被极度夸张了的、变形的落后“国民性”的象征。人们可以对故事中的近于荒唐的情节报之以苦笑，笑过之后会领悟到民族的“老化”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有声电影》记述一家人去看有声电影，一路上祖孙几辈人前呼后拥，你谦我让，繁文缛节，唠唠叨叨，等坐定准备看电影时，电影已经结束，开始散场。这象是一幅市俗风情画。作家想指出的是：生活中无用的事情太多，而办事又十分不讲究效率；封建的宗法制的伦理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尊卑长幼的“秩序”，是人们精神上的沉重的负担。这往往成为一种历史的惰性，拖着人们前进的步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