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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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忙！在咱们的新国家里，人人都应当忙，都应当越忙越起劲儿，越高兴。在咱们之中，“懒汉”是最可耻的称号！
我应当忙！只有大家忙，我也忙，我才有脸见人！假若有点小病我即卧床不起，或抓个机会就请三天假，被称为“懒汉”，可真不得了！我宁愿忙死，也不甘作“懒汉”！（注：《谢谢青年朋友们的关切》。）
这些话是一九五五年说的。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五年多的时间，他不光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还写了《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四个话剧，写了《柳树井》等一大批通俗文艺作品，写了中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写了大量的杂文、散文、评论等，他的创作量是惊人的。周扬曾经称老舍是“文艺队伍里的一个劳动模范”（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见《文艺报》1956年第5、6期。）。这个评价，是既中肯又确切的。一九五六年以后，老舍的社会活动有增无减，腿病也加重了，同时他的写作量却增加了。老舍说：“我要不断地劳动，象劳动人民那样热爱劳动，从劳动中尽到责任，得到生趣。”（注：《五十而知使命》，《小花朵集》。）我们只消把他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间所写的作品加以统计，就可以看出，文艺队伍里的这位劳动模范，为了给人民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付出了多少心血啊。这个期间他创作的大型作品有：话剧《西望长安》（一九五六年）、《茶馆》（一九五七年）、《红大院》（一九五八年）、《女店员》（一九五九年）、《全家福》（一九五九年）、《神拳》（一九六○年）、《宝船》（一九六一年）、《荷珠配》（一九六一年）；京剧《十五贯》（一九五六年）、《青霞丹雪》（一九五九年）；儿童歌剧《青蛙骑手》（一九六○年）；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一九六二年）。这样巨大的创作量，在我国同期的当代作家中，的确是首屈一指的。
在这些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仍然是话剧创作。就艺术成就讲，《茶馆》当居首位。在这个剧本中，老舍以北京一座大茶馆的兴衰为线索，反映了从清朝末年到全国解放前夕五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老舍不但以点石成金的娴熟技巧，生动地刻划了几十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在话剧的民族化方面，进行了成功的艺术探索，尤其是它的戏剧语言，简洁、清浅、活泼、幽默，不仅容量大，内涵深刻，而且王争然出声，一碰就响，有说不尽的妙趣。《茶馆》不仅是老舍话剧创作的高峰，也是我国当代戏剧艺术的杰作，在中外读者与观众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
《西望长安》是老舍建国后所写的唯一的一部讽刺剧。它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九五五年七月，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报告中，揭露了一个反革命政治骗子李万铭的活动史。这个骗子冒充战斗英雄，从一九五一年起，在我们的十几个城市行骗。他不仅混入了党内，还窃取了国家机关的重要职务。罗瑞卿同志在指出了这一事件的教训之后说：“我很希望我们中国也出一个果戈理，把李万铭以及被李万铭欺骗的麻痹分子搬到舞台上来，使公安工作者和全体人民都永远记住这样一件事”（注：罗瑞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新华月报》1955年8月号。）。老舍听了罗瑞卿同志的报告之后，毅然承担了这一创作任务，写出了《西望长安》。剧本基本情节是：国民党青年军成员、三青团团员栗晚成，伪造文件，冒充“战斗英雄”，混进“陕西省干部农业技术训练班”，后来又利用训练班领导人的官僚主义和麻痹思想，伪造调令，调往中南区农林部。在这里，他又冒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英雄”，骗取了人事处长马昭等人的信任，被委任为农业技术研究所的秘书主任。后来又随马昭调往北京，在中央农林部拿处长级待遇，暂时在医院疗养。疗养期间，他又伪造空军司令员约他去兰州参加军事会议的电报，骗取了农林部为他准备的飞机票，到了西安。在西安他又冒充军队某军参谋长兼师长，继续行骗。不久，以省公安厅处长唐石青为首的公安人员，经过调查，弄清了栗晚成的真面目，将这个政治骗子逮捕归案。《西望长安》通过对栗晚成的行骗历史的描写，无情地嘲笑和讽刺了政治骗子的可耻嘴脸，尖锐地揭露和批评了存在于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同时又通过唐石青这一正面形象的刻划，显示了人民公安工作的力量。在刻划栗晚成的形象时，老舍的笔致谐谑、幽默，其中有些细节，具有较为强烈的讽刺效果。例如栗晚成冒充志愿军战斗英雄，他这样编造自己的英雄行为：“看，有一天，刚刚天亮，敌人反扑，打白刃战。两个塔似的美国兵一齐扑过来，两把刺刀同时刺到这里（急掀军衣，露出腹部），我连眼也没眨巴一下，啪，啪，两手枪，两个‘塔’全倒下去。”这种漏洞百出的吹嘘，出自一个从未到过朝鲜战场的骗子之口是真实的。作者让人物把这段台词在剧中的不同场合重复讲了三次，这就更增加了它的可笑性，使读者或观众在笑声中，不断加深了对这一反派人物的鄙视、憎恶的感情。但是，作为一部讽刺剧的主人公而言，栗晚成的形象还较为单薄。在不少场次，作家往往侧重于交代情节，未能对栗晚成的丑恶灵魂进行深入的揭示，因而使这一形象的深刻性受到了削弱。在后两幕中，作家着力刻划了省公安厅处长唐石青的形象，他的精明干练而又机智风趣的性格，写得比较生动。《西望长安》是讽刺喜剧，但是它的写法与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是不同的。老舍说：“我的写法与古典的讽刺文学作品（如《钦差大臣》等）的写法大不相同，而且必须不同。《钦差大臣》中的人物是非常丑恶的，所以我们觉得讽刺得很过瘾。通过那些恶劣可笑的人物，作者否定了那个时代的整个社会制度。那个社会制度要不得，必须推翻。我能照那样写吗？绝对不能！我拥护我们的新社会制度。假若我为写得痛快淋漓，把剧中的那些干部们都描画成坏蛋，极其愚蠢可笑，并且可憎，我便是昧着良心说话——我的确知道我们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只在某些地方有缺点，犯些错误。我只能讽刺这些缺点，而不能一笔抹杀他们的好处，更不能通过他们的某些错误而否定我们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今天的讽刺剧为什么必须与古典讽刺剧有所不同。”（注：《有关〈西望长安〉的两封信》，《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从具体的矛盾性格出发，对各类人物采取互不相同的态度，或嘲笑与暴露，或批评与帮助，或肯定与歌颂，《西望长安》在具体分寸的掌握上，是准确的，这就使这部作品有着较好的社会效果。社会主义的讽刺喜剧，既可以讽刺敌人，也可以讽刺人民内部的落后人物或落后现象。讽刺敌人要辛辣尖锐，但又不可将敌人漫画化；讽刺人民内部的落后人物（包括官僚主义者），则不可失度，主要是通过批评与帮助，使他们惊醒，警觉起来。老舍在《西望长安》中所采取的这种创作态度，是非常正确的，至今，对我们仍有启示作用。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全国。关于这一段历史，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老舍的话剧《红大院》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创作的。这个剧本，以北京某胡同一个大杂院的居民（主要是妇女），在“大跃进”热潮中组织起来参加社会劳动为题材，力图表现街道居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但是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作家未能摆脱泛滥一时的狂热与幼稚，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剧中的一个主要正面人物耿兴久有这样两句台词：“想到就能作到，就怕想不到！”“共产主义就不远啦！”即可显示剧本在思想倾向上的缺点。这自然反映了作家当时的认识水平，但是《红大院》的缺点，主要是现实生活提供的，它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
一九五九年写的《女店员》和《全家福》虽也是以一九五八年为背景的，但是作家的头脑，这时基本上已经冷静下来了，如果说老舍惯有的现实主义传统在《红大院》中表现得比较淡薄的话，那么在《女店员》和《全家福》的创作中，现实主义传统则基本上恢复了，尽管这两个剧本的艺术描写，还没有天然浑成到和生活本身一样，然而那种人工的痕迹以及图解概念的倾向，毕竟少得多了。
《女店员》取材于商业战线女售货员的生活。剧本通过对几个年青妇女冲破旧思想的束缚，积极参加商业工作，创办妇女商店的描写，生动地展示了新中国妇女的崭新面貌，表现了妇女解放的巨大力量。妇女解放问题，是老舍建国后剧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方珍珠》、《龙须沟》、《红大院》都涉及了这个问题。《女店员》更是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作品。老舍写妇女，有一个特点，即很少写女知识分子或革命的女英雄，他所写的大都是普通劳动妇女或家庭妇女。老舍所以特别关心普通劳动妇女或家庭妇女的命运，是和他的经历密切相关的。老舍幼年丧父，母亲与姐姐在千辛万苦中把他抚养成人。从母亲与姐姐身上，老舍汲取了优良的品德，得到了温暖幸福的爱，同时也体会了旧中国妇女苦痛之深重。因而，建国以后目睹新中国妇女的成长、变化，老舍感触十分深刻。他说：“在我的剧本中，我写出许多妇女的形象。在旧社会里，一般的人民都很苦，妇女特别苦。在新社会里，首先叫我受到极大感动的就是妇女地位的提高。从一个欢欢喜喜地去工作的媳妇或姑娘身上，我看见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大变化。男女平等了。我不能不歌颂这个大变化！”（注：《十年笔墨》，《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