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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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其中多羌人，自不待言。后姜维率军到沓中种麦，魏帝下诏谓维：“往岁破败之后，犹复种麦沓中，刻剥众羌，劳役无巳，民不堪命”。《三国志》卷28《邓艾传》载邓艾谓维必将来寇的原因之一是维“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熟麦千顷，为之悬饵”。不久，“维果向祁山，闻艾已有备，又回以董亭趣南安”。均未得逞。由此可知维所以屡出陇右，首先是由于有羌谷可食，而且，还可以令羌人服劳役兵役。当时陇右诸羌介于魏蜀之间，两国之榨取羌人，并无二致，然如仔细翻阅《三国志》，即可看出蜀汉与羌人的关系较魏为佳。《姜维传》载后主诏曰：“羌胡乃心，思汉如渴”。《马超传》载魏臣杨阜说曹操曰：“超……甚得羌胡心。”因为蜀较魏小弱，所以仰赖于羌人之助者亦较多，因而对待羌人的态度亦胜过魏。《武帝纪》言夏侯渊曾屠兴国、枹罕，曹操曾屠河池。遍观《蜀志》，则不见有屠城记述。《三国志》卷45《邓张宗杨传》末注引《益部耆旧杂记》载王嗣事曰：
王嗣，字承宗，犍为资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显著……迁……汶山太守，加安远将军。绥集羌胡，咸悉归服，诸种素桀恶者皆来首降。嗣待以恩信，时北境得以宁静。大将军姜维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毡毦及义谷裨军粮，国赖其资。迁镇军，故领郡。后从维北征，为流矢所伤，数月卒。戎夷会葬，赠送数千人，号呼涕泣。嗣为人美厚笃至，众所爱信。嗣子及孙，羌胡见之如骨肉，或结兄弟，恩至于此。
其他蜀将与羌胡蛮夷接触较多者如马忠、张嶷、董和、诸葛亮等均能得到少数民族的好感或追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蜀汉对少数民族的榨取较轻，如上引文所说，“姜维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毡毦及义谷裨军粮”。又如张嶷为越帯兀诠偃辏攘钜闹帜信澳恢铝Α庇凇吧芍纬枪保侄崛∫尼杈米怨淌车摹把翁捌帷保奈俑Ｖ劣谥罡鹆粒橇罡魃偈褡濉俺銎浣鹨て帷⒏！⒄铰砀谩钡哪苁帧５牵诜饨ㄍ持握叨源偈褡宓恼吆头绞缴希煤透У陌旆ㄒ韵嗾幸鼙然游韪值洞蟀衾辞购谩�
二、氐族
氐族和羌族有同样悠久的历史。《诗经·商颂》言：“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竹书纪年》亦言成汤及武丁时，曾两次有“氐羌来宾”的事实。说明早在商初氐羌即被迫向商称臣纳贡。古书常以氐羌连在一起称述，说明二族关系至为密切。但古书对氐族的记述更少于羌族。《三国志》卷30《东夷传》末裴注引三国时魏人鱼豢《魏略·西戎传》有一段颇为珍贵的叙述：
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录，或在■、陇左右。其种非一，称槃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曰：“盍稚”。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近去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国家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其本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广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袵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袵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豲道（11））者也。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又故武都地、阴平街（12）左右，亦有万余落。
由上可知：汉魏时，武都、阴平、天水、陇西、南安、广魏、扶风及酒泉诸郡，都有氐人居住。实际还不止以上各郡。前已言及，商初，氐羌即与商政权常有往来，说明那时氐人居地离商都并不太远。而到两汉时，氐人早已迁至比较偏僻的今甘、陕、川交界地区，当系商周时氐族逐渐退缩的结果。不过，氐人与汉人是有长期杂居过程的。所以氐人的习俗服饰与汉人有不少相似之处。氐人善田种，能织布，畜养豕牛，多知中国语，姓如中国之姓。说明氐人的文化比较进步。另外，氐人婚、丧与服饰亦有似于羌，盖因氐羌相处时间很长，相互影响亦多。关于氐族的历史渊源，由于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前古书多以氐羌并提，故学者多以为氐、羌原来属于同一族类。如范晔在《后汉书》卷87《西羌传》赞曰：“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氐豪分种，遂用殷强”。即认为氐系自羌分出的一支族。近来研究古代民族史的专家如马长寿、黄烈二先生都认为氐、羌虽关系密切，但二族之间仍有不少重要差别，并非同族。我觉得，氐、羌二族在居地、言语、习俗、服饰等方面都有同有异，所以要辨其是否同类，还要参看其他情况，未可遽下断语。即拿汉人来说，亦有“百里不同俗”的谚语。古代经常迁徙的民族自然就更难有一成不变的习俗与种类。先秦古笈既多言西羌出自三苗，氐人的民族渊源经过黄先生考证，也出自三苗，而其考证又具有说服力，所以就难以推翻氐羌同源的传统说法。假如二族确非同一渊源的话，那末，二族经常杂处，能互相友好学习，而鲜有敌对行动，也堪称民族和睦相处的典范了。
除了以上《魏略·西戎传》的记载外，《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对氐族状况也有间断叙述：
冉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士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聚邑。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云。
以上一段引文系叙述冉夷的一些习俗，引文明言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然后述其习俗。这些习俗自应系六夷、七羌、九氐所共有，其中之“六夷”究竟为何种“夷”，并没有指点清楚，至于其中的氐、羌，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习俗有异有同，这里却将氐羌与夷笼统叙述。这样只能解释为这里的氐羌和夷人习俗大致相同。其王侯颇知文书，说明汉化程度较深；“贵妇人，党母族”，表明与乌桓等东胡族有点相似；“死则烧其尸”，表明与氐羌火葬之俗相同；“累石为室”，正是氐族的习俗。冬则入蜀为佣，夏则反其聚邑，说明并非奴隶社会。同时也表明这里的民族还不是过着农业定居生活，而是半农半牧。从他们深受汉族文化影响观之，应该已进入封建时代了。总的来看，这三个少数民族是比较能够和睦相处的。
同传又载：
白马氐者，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凤元年，氐人复叛，遣执金吾马适建、龙侯韩增、大鸿胪田广明，将三辅、太常徒讨破之。
两汉时，武都郡属益州刺史部，武都与陇西、天水（汉阳）及其临近地带，是氐族的基本根据地。其中的河池县在仇池山上，山上有池，“泉流交灌”；“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壁立千仞”，形势险要，物产丰富。氐人质直勇敢，敢御强暴。故当西汉盛时，仍敢于一再反抗。至三国时，以曹操之强，氐人仍敢塞道，阻操南下，操虽将其镇压，但仍畏氐人日后为蜀汉效力，“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
同传接着又说：
及王莽篡乱，氐人亦叛。建武初，氐人悉附陇、蜀。及隗嚣灭，其酋豪乃背公孙述降汉，陇西太守马援上复其王侯君长，赐以印绶。后嚣族人隗茂反，杀武都太守。氐人大豪齐钟留为种类所敬信，威服诸豪，与郡丞孔奋击茂，破斩之。后亦时为寇盗，郡县讨破之。
氐人虽也经常反抗汉政府加到他们身上的赋役负担，但氐人人数既少，居地又十分分散，所以多被郡县迅速击破。及至黄巾起义发生，史书多有羌胡起来响应的记载，可是很少提到氐人的动向，实际上，当凉州各族人民初起义时，即有氐人参加。《三国志》卷36《马超传》注引《典略》言：“灵帝末，凉州刺史耿鄙信任奸吏，民王国等及氐羌反叛”，即是其例。又如原为凉州各族起义领导人后来又坠落成军阀的韩遂所以能在关陇从事军事活动达三十余年之久，亦赖有氐羌始终不渝的支持。直到韩遂日暮途穷时，还经金城入氐王千万部。马腾、乌超父子也颇得氐羌助力，如同前已引过的《魏略·西戎传》所载：“兴国氐王阿贵、百顷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至十六年，从马超为乱”。《三国志》卷9《夏侯渊传》载：“建安十九年，夏侯渊使张郃督步骑五千在前……至渭水，（马）超将氐羌数千逆郃”。《三国志》卷25《杨阜传》言：“刘备遣张飞、马超等从沮道趣下辨，而氐雷定等七部万余落反应之”。都是氐族人民被军阀利用以争夺土地人民的事例。
由于氐人居住地介于魏蜀两大势力之间，所以两国对氐族人力物力的争夺也不遗余力。如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夏侯渊击武都氐羌于下辨，收氐谷十余万斛；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恐刘备北取武都氐区以逼关中，乃令张既至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都是曹魏掠夺氐人粮谷和人口的典型事例。在蜀汉方面，因地小人寡，更把争夺陇右各族人民当作先急之务。由于蜀汉政权必须取得氐、羌各族的最大限度的支持，所以对待氐、羌等族的手段比较温和，从而收到的效果也比较好。蜀汉同羌族比较融洽的关系，前巳叙及。蜀汉与氐族的关系正复相同，这里不再赘述。现只谈一下氐人的欠缺之处，即氐人的民族凝聚力甚差，例如《华阳国志》卷7《刘后主志》载：
（建兴）十四年（236年）……武都氐王符健请降，将军张尉迎之，过期不至，大将军琬忧之。牙门将巴西张嶷曰：“健求附款至，必无返滞。闻健弟狡，不能同功，各将乖离，是以稽耳。”健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随尉，居广都县。
以上事件并不是孤立和罕见的，氐羌兄弟分种、各自东西之类的事，乃属司空见惯。前已言之，羌人“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这样，弱时依附于人，难以图强；强则分种，“无相长一”，力量亦由分而弱。羌人如是，氐人更甚。这就是氐羌所以难得有作为的重要原因。可是，氐人多务农，长期与汉人杂居，因之氐人的文化也不断增进，至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秦、雍各族人民群起反晋时，即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