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篇经典小小说 全-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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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确靠发笑维生，而且笑得很好，因为套句商业用语来说，我的笑声是供不应求的。我是个优秀的笑者，没人笑得跟我一样好，也没有人能如此发扬我这行艺术的精粹。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了避免没完没了的解释，我会称自己为演员，但是我的才华在滑稽剧与朗诵术的领域中实在显得过于贫弱，我觉得用这个名称是太离谱了；我喜爱真理，而真相是：我是个笑者。我既非小丑，又不是滑稽演员。我并不使人们开心，我表演开心；我像罗马帝王一样地笑，或者笑得像个敏感的小男生，我发出十七世纪的笑声，与发出十九世纪的同样自在，如果场合需要，我一路笑尽所有的世纪，所有的社会阶层，所有不同的年龄，就像修皮鞋的，这不过是我练出的一种技能。在我的心胸中，怀抱了美洲的笑声，非洲的笑声，白种、红种与黄种的笑声——只要报酬合宜，在导演的要求之下，我的笑声就能轰然而出。我已经变得不可或缺了；我在唱片里笑，在录音带中笑，电视导播对我也蛮尊重的。我凄惨地笑，适度地笑，神经地笑；我笑得像个电车上的剪票员或像杂货店里的帮工；清晨的笑声，晚间的笑声，子夜的笑声与黎明的笑声。简言之，无论何时需要何种笑声——我都得笑。这样一种行业，不必我说，自然是十分令人厌烦的了，特别是我还有一项专长——擅发传染性的笑声，这对三四流的滑稽演员而言，我更是不可缺少的帮手了，这级演员很怕——也难怪他们——观众会错过他们说的关键性笑话，因此多半的晚上我都在夜总会里充当不露声色的捧场者，我的职责就是在表演节目嫌弱的当儿，发出传染性的笑声。这种笑声必须小心地在时机上扣得很准；我的放声纵笑不能来得太早，也不可来得过迟，必须恰是时候；在事先排练好的节骨眼儿上，我放声一笑，整个观众的轰笑也会响彻全场，台上说的笑话也才给救了起来。至于我呢，则拖着疲惫的身心来到衣帽间，穿上大衣，庆幸自己总算下班了。回到家中，总会发现有电报在等着我：“即刻需要你的笑声。星期二录音。”
数小时之后，我已经坐在暖气过强的特别快车上悲叹我的命运了。简直不必说，当我下了班或休假的时候，我是一点也不想笑的；牛仔巴不得能忘却牛群，泥水匠能忘掉灰泥也是一桩乐事，木匠家中的门常常是坏的，要不然就是抽屉开不开。卖糖果的喜欢吃酸黄瓜，肉贩子喜欢杏仁饼，烤面包的宁可嚼香肠；也不要啃面包；斗牛士养鸽子消遣，赛拳的看见自己的孩子流鼻血，脸都吓白了；我觉得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自己工作之余就从来不笑。我是个严肃的人，很多人认为…或许十分正确——我是个悲观厌世的人。在我们婚姻生活的头几年中，我妻子常会对我说：“笑几声嘛！”但后来她就认清了我是无法满足她这个愿望的。我能在全然的肃穆中放松脸部紧绷的肌肉与磨损的精力，我就会觉得快乐。是真的，连别人的笑声我都受不了，因为那太令我想到自己的职业。所以说，我们的婚姻是十分静寂、安详的，因为连我妻子也忘了怎么笑了；偶尔我见她脸上挂着一丝微笑，我也回她一个浅笑。我们谈话声调很低，因为我痛恨夜总会里的喧嚣，还有录音间中不时充斥的闹声。不清楚我的人认为我沉默寡言。或许我是这样，因为我得常常张开口大笑。我一生都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偶尔让自己也挤出一丝温柔的浅笑，我常怀疑自己可会真正笑过。我想没有。我的兄弟姊妹始终认为我是个老气横秋的孩子。不错，我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笑，但我却从没听过自己的笑声。
轻蔑的一瞥〔德国〕库森别格尔
电话铃响了，警察局长拿起听筒——“喂！”
“我是克尔齐警长。刚才有一位过路人轻蔑地瞧我。”
“或许你弄错了吧，”警察局长要他考虑一下，“几乎每个碰上警察的人都感到心虚，不敢正视。这看起来就像是轻蔑。”
“不，”警长说，“不是这么回事。他轻蔑地打量我，从制服、帽一直到皮靴。”
“你为什么没有把他抓起来？”
“当时我愣住了。在我想到这是侮辱的时候，那人已经不见了。”
“你还认得出他来吗？”
“肯定，他蓄的是红胡子。”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相当难受。”
“坚持一下，我叫人来换班。”
警察局长打开了话筒。他派出一辆救护车到克尔齐那个区去，同时命令把所有蓄红胡子的公民抓起来。配备有无线电话器的巡警队接到命令的时候，正在值勤。两个人正在试验哪一辆车跑得快，另外两个人在酒馆里庆贺店主的生日，三个人帮着一个同事搬家，其余的人在街上买东西。但一听到事情的经过，他们就急忙驱车直奔市中心区。他们封锁了一条又一条街道，逐户搜查。他们跑进商店、饭馆、住宅，凡找到一个红胡子，就把他拖走。到处交通停顿。警报的鸣叫声使居民惊惶不安，谣言风传：这次搜捕的目标是一个大杀人犯。围捕刚开始了几小时，虏获可观：五十八个红胡子给带到警察总局来了。克尔齐警长，由两名护理人员搀扶着，在这批嫌疑犯面前省视而过，但他却没有指认出作案人。警察局长归因于克尔齐的健康状况，命令审讯拘留犯。他说：“就算他们在这件案子里清白无辜，他们肯定也犯过别的错误，审讯总是会有收获的。”
对，审讯诚然会有收获，特别是在这个城市里，但不要以为受审的人受到了虐待；还不至于到如此粗暴的地步，所采用的方法是比较微妙的。长期以来，秘密警察不声不响地讯问了每个公民的亲属和仇人，从而建立了一套卡片，从这里面可以查到他特别憎恶什么：风钻的嘎嘎声，刺目的强光，石碳酸气味，北欧民歌，剥皮老鼠的样子，狗叫，等等。如果运用得彻底，这些办法大多可以奏效：它能从受审者嘴巴里逼出供词来，有真有假，视情况而定，而警察总是高兴的；这五十八个人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类办法。要搜捕的那个人早已回到了他的寓所；警察按他的门铃的时候，他没有听见，因为他正往浴盆里放水。洗澡水准备好了之后，他倒是听见门铃声了，但那是邮递员送来一份电报。消息是可喜的，有人给他在国外准备了一个好职位，——不过，条件是：他得立即启程。
“好，”这人说，“好，现在要做两件事：胡子要剃掉，因为我讨厌它了，要弄到一份护照，因为我没有。”
他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重又穿好衣服。为了庆贺这个大喜日子，他选了一条特别漂亮的领带系上。他打电话询问几点钟能指望搭上一架飞机。他离开寓所，跨过几条恢复了宁静的街道，走进一间理发店。这件事办完后，他到警察总局去，因为他知道只有在那里才能在很短时间内领到一份护照。说到这里，得补充一点：这个人事实上是轻蔑地瞧过那个警察的，原因是克尔齐的样子极像他的表兄艾贡。对这个不中用而且欠着他钱的表兄，这人感到轻蔑，这种感情在他见到克尔齐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倾注于目光中了。所以，克尔齐的观察是正确的，他的报告是无可指摘的。事有凑巧，这人走进警察局的时候，又碰上那位使他想起他表兄艾贡的警察了。但这一次，为了不得罪对方，他把目光迅速移开了。而且，那可怜的人显然健康状况不佳，两个护理人员正陪着他走向一辆救护车。申请护照的事并不如这人想像的那么简单。他身边带有一些证明文件，也出示了电报，这都无济于事，他申请出国的计划，匆促得没有分寸，吓坏了经管护照的警官。
“一份护照是一份重要文件，”他解释说，“办这么一份证明文件是需要时间的。”
这人点点头。
“按规章制度可能是这样。但每种规章制度都有例外。”
“这种情况我决定不了，”警官说。
“只有警察局长才能决定。”
“那就交给他决定。”
警官把文件找到一块儿来，站起身来。
“您跟我来，”他说。
“我们抄近路——穿过办公室。”
他们穿过三四个房间，那里面坐的尽是蓄红胡子的人。
“真滑稽，”这人想。
“我原先不知道他们有这么多人。我现在不归他们那一伙了。”
像一些独裁者一样，警察局长也爱摆出社交场上老手的样子。他听取了报告就把那警官打发走了，然后请客人就座。但客人要勉强装出笑脸却不容易，因为这位警察局长的模样长得像他同样厌恶的堂弟阿突尔。但是，掌管微笑机能的肌肉却尽忠职守——这可是关系到护照的大事啊。
“小官儿们胆小，”警察局长说，“他们避免作任何决定。不在话下，您马上而且就在这儿可以领到护照。您到伊士坦布尔上任，是我们城市的荣誉。我祝贺您。”
他在护照上盖了个印，签上了名。他大大方方地把护照递给客人，好像那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什么小本儿。
“您系了一条特别漂亮的领带，”他说。
“一幅市区图，是吗？”
“不错，”这人回答说，“是伊士坦布尔的市区图。”
“妙极了的主意。好吧，”警察局长站起身来，把手伸向那人，“我祝您一路平安。”
他把客人送到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