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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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如电，如商标如膏药如济公活佛的蒲扇。
回到昨天是不可能的。他的余生是为了明天。必须抢救明天。
秋 文
那次他在雷雨中跌了一跤。醒过来后，张思远发现自己是躺在公社医院的病房里。远近
驰名的大大夫秋文亲自在护理他。这一跤，不仅摔坏了他的腰椎，而且，濯雨的结果是上呼
吸道感染继发肺炎。
张思远到山村来没有几天就知道了秋文，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四十多岁，高身量，大眼
睛，长圆脸，头发黑亮如漆。她把头发盘在脑后，表面上像是学农村的老太太梳的纂儿，然
而配在她的头上却显得分外潇洒。衣服总是一尘不染，走在山路上，健步如飞。这在“文化
大革命”期间的农村，本来是一个很格涩的人物，但她偏偏非常随和，不但和农村的男女老
少都说得来，而且接过农民让过来的烟袋就能吸两口，在红白喜事上，接过农民让过来的酒
杯就喝。
听说她和丈夫离了婚，独自带着一个女孩子生活在山村。这种独身女人本来是很难在农
村生活的，偏偏她和这里的男男女女交往，却没有人在背后说过她的半个不字。
开始，张思远觉得她有点儿神秘，同时直觉地不那么喜欢她，虽然他承认她本来应该说
是相当漂亮的。他觉得她有点咋咋唬唬，每天说的话，走的路，抽的烟和喝的酒都超过了应
有的限度。但是，她的医术好，和农民的关系好，所以张思远每次见到她也都礼貌地招呼一
番。后来他又了解到，冬冬倒是常到秋文医生那里去，说是为了找一点儿医书看。生活总不
会把一切门窗堵死。
“您说了许多胡话，”秋文医生说，轻轻地，音调完全不同于她日常的说笑。“可能您
想的事太多了，大干部嘛。”隔着口罩，张思远好像看到了秋文医生嘴角的笑容。她的眼睛
也在微笑着。这微笑里充满了理解，充满了悲哀，充满了凝结着悲哀的清冷的自信，好像是
雪天里的篝火，天与海的尽头的白帆，月光下的一株老胡桃树。那个带几分男人气质的、饶
舌的、随波逐流的大大夫退到哪里去了呢？
“其实把你们拉下来当当老百姓也不赖”，另一次她这样说，丝毫不顾忌同病室的其他
人，“要不，别看报纸上喊什么下乡、蹲点喊得那么凶，你们躲在自己的小楼里才不愿意下
来呢。您说对不对？老张头！”
张思远想抗议，他并没有什么小楼。他现在连家都没有了。但是老张头的称呼使他觉得
温暖，就像小时候母亲叫他“小石头”一样。张思远的名字（乡下管这种名字叫作“官名
儿”，可见，这种名字是为了做官才起的）才像石头一样硬。人需要母亲，需要亲昵，需要
照料、理解和同情。所以每当秋文医生说：“好好吃下这些药，多喝开水，你会很快好的”
的时候，他都觉得特别熨帖。
冬冬每天来给他送饭，挂面，荷包蛋、山药汤，小米粥。“您不要那样生气，”冬冬
说，“我不过是在日记本上发发牢骚罢了，爱发牢骚的人其实倒不会怎么样。那天是我不
对，对于李大钊和方志敏，我永远崇敬他们。我最近常想，生活压根儿就不像我小时候想的
那样美好，所以生活压根儿也不像我现在所想的那样不好。”
“你？你转变了？”张思远惊喜交加。
“谈不上转变。我大概总不会完全了解您，就像您不会完全了解我。人和人的隔膜，是
永远也无法消除的。于是发展到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
“那你为什么又天天给我送饭来呢？”
“秋文阿姨让我来的。她说，”冬冬迟疑了一下，好像不知道该不该把底下的话说出
来，“秋文阿姨说，你爸爸也不容易……”
“你和她谈过我？”
“谈过。”
“谈过你的母亲？”
“谈过。”
“还谈过什么？”
“什么都谈过。怎么？违反保密条例么？”冬冬的语气又是那样刻薄了。
“不。我说，那很好。”
张思远——不，老张头从冬冬那里了解了一点儿秋文的事情。秋文原来的丈夫是１９５
７年划的“极右”，现在还在劳改农场。冬冬认为，只是为了女儿的前途，秋文才与丈夫离
了婚，实际上，她在等待着那人的自由。１９６４年“四清”时候的工作队，和１９７０年
“清队”时候的宣传队开始都瞧着她不顺眼，准备立案专门审查，但是所有的社员和基层干
部都向着她。她主动到工作组和宣传队去谈自己的一切，谈笑风生，全无禁忌，反而打消了
别人对她的猜疑。
她有一层保护色吧？她分明是一株异地移植的树，既善于适应水土，又保留着自己的与
这里的植物群全然不同的个性。她的随和后面是清高，饶舌后面是沉思，喜笑乐天（带点傻
气）后面是对十字架的背负。
但那些又不仅仅是保护色，清高后面确有一种由衷的利他主义，沉思后面确有拿得起放
得下的丈夫气，而背负着十字架的她仍然时时感受到生活的乐趣。想想她对村里的少男少女
的婚姻恋爱的关切吧，她都快成了新式的、可靠的、不怕受累、不怕落埋怨的媒婆了。如果
仅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她的笑声能那样真诚，那样傻气么？
但是她显然用另外的调子与张思远谈话，“好好了解了解我们的生活吧，官复原职以
后，可别忘了山里人！”
张思远挥挥手，表示对“官复原职”丝毫不感兴趣。但是秋文不饶人：“甭挥手，我如
果是你就争取早点儿回去。一个月挣着那么多钱跑到这儿来摸锄把子？不但官复原职，而且
会官运亨通！”
“越说越不着边际了。”张思远更摇头了。
“当然。自然死亡再加上穷整，真正有经验、有水平又能干事的领导干部现在是越来越
少！不光你们越来越少，就连我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也越来越少。再搞上十年教育革命，等
到中国人都成了文盲，小学毕业的就是圣人！而你们这些大干部呢，更成了打着灯笼也讨唤
不着的宝贝！反正说下大天来，你既不能把国家装在兜里带走，也不能把国家摸摸脑袋随便
交给哪个只会摸锄把子的农民！中国还是要靠你们来治理的，治不好，山里人和山外人都会
摇头顿足地骂你们！”
张思远只觉得眼前一亮，心头一亮。治国治党，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任务。事情总会发
生变化，总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想不到秋文还是一位政治家呢。但是我能等到那一天吗？不
是整天说离了谁地球也照样转吗？不是我已经被抛出社会生活的轨道有许多年了吗？
秋文的话应验了，没有用很久。１９７５年，张思远正择着韭菜就被接回了市委。１９
７７年，粉碎“四人帮”后，张思远升任省委的副书记。１９７９年，张思远又调到北京，
担任国务院的一个部的副部长。
上 路
他终于暂时离开了质地讲究的“部长楼”。这一幢高层建筑是为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提供
住房的，老百姓称之为部长楼。经常有许许多多小汽车停在楼前。有警卫，所以一般人不走
近它。住惯了部长楼离开它竟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张思远这次的重返山村之行已经计划了
许久了，已经下决心许久了，但他还是挪不动自己的脚步。一想到他要离开自己的惯常的和
应有的生活轨道，他就觉得不安，甚至有点烦恼。就像一个坚持按时每日三餐的人，突然让
他改成一天吃两顿饭或者四顿饭，就像一条鱼忽然准备去陆地上观光。今晚我躺在这里，明
晚，后天晚上，以及后天以后的诸晚，我将躺在哪里呢？出发前夕，张思远辗转反侧，一直
有一个声音在劝阻他，在拉着他的手，拉着他的腿，拉着他的衣角。别折腾了，你现在不是
很好吗？你已经快要６０岁了，你担负着党政要职，热情、想象和任性对于你不但是不必要
的，而且是一种不能原谅的罪过。你何必自找苦吃呢？
但他终于离开了部长楼，而且，他坚持没有坐飞机和软席卧铺，坚持不准他的秘书预先
挂长途电话通知当地各级领导准备接待。秘书几次企图说服他，暗示他的这种坚持不但是幼
稚的，无意义的而且是不近人情的，不正常的。秘书只差问他一句话了：您的神经是不是出
了毛病？
他用沉默压倒了秘书。现在，火车在《祝酒歌》的歌声中开动了。秘书，司机和他坐惯
了的黑色吉姆都离开了他。汽笛发出了刚亮的愉快的叫声。机轮的声音也是铿锵有力的，金
属的撞击令人焕发精神。李光羲的“朋友啊请你干一杯”之中夹杂着女列车员的吐字急促的
问话：“这是谁的行李？”张思远闭了一下眼睛，有一位脾气大的母亲打了她的淘气的孩子
的屁股蛋，于是孩子和李光羲展开了咏叹比赛。张思远睁开眼睛，阳光洒满车厢。风吹动了
他的花白的头发。有人打开了车窗。他轻松而自由。我又是一只蝴蝶了么？
“把票给我！”女列车员向他伸出手，下令说。铁路员工的蓝色制帽下是一张年轻的、
不耐烦的脸。如果在软卧，她就会用另一种口气说话。这挺有意思。张思远掏出了自己的车
票。铁路制服，还有解放军的军服，似乎都应该改进一下了，这两年人们穿得愈来愈好，而
制服与军服却依然旧貌。本来，这种制服，尤其是军服，应该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
一个红鼻头，敞着怀的大胖子摇摇摆摆地坐到了他的旁边，大胖子的不寻常的分量使卧
铺吱地一响。“玩两把百分吧？”大胖子说话是胶东半岛的口音，嘴里喷出辛辣的生葱味
儿。如果在软卧……
如果在软卧车厢会比这儿好得多。当然。但这一类的想法只不过微弱地一闪。他的眼睛
里闪烁着阳光。他喜欢这一节车厢。喜欢脸孔绷得紧紧的列车员姑娘，瞧，她又来拖地板
了，多辛苦！他喜欢他头上的中铺和上铺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一开车就睡着了，年轻人的睡
眠是多么香甜呀！他喜欢对面的吸着两毛钱一包的香烟的干部，这位干部死乞白赖地向他让
烟，他怎么推也推不出去。为什么把烟和酒的作用看得那样阴暗呢？这位同志的让烟就丝毫
不意味着托他办事之类。还有带孩子的母亲和在车厢里跑来跑去，给陌生的“叔叔”表演节
目的孩子。有了孩子，生活就变得好过多了。冬冬爱说人和人之间的隔膜，但是人和人也是
可以相亲相爱的呀。是的，从１９７５年恢复工作到现在又是四年多了。艰难的，令人惶惑
失望，摇摇欲坠的头一年；绝处逢生的，狂喜又狂哭的第二年；麻烦的，纠缠不休的，明明
又是扎扎实实地迈步前进的这两年。回顾昨日，他不能不为已经发生的变化的巨大和迅速而
惊叹。面对百废待举的现实，他又为某些人的因循麻木而心急火燎。他很忙。他很少有机会
与这些坐硬卧车厢的普通人坐在一起。即使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他的位置也与别人不
同。但是他不能那样重访山村，他不能前呼后拥，气宇轩昂地以高干的姿态出现在冬冬和秋
文的面前。如果他那样做，他就是欺负人，他就是自己把自己从冬冬和秋文身边拉开。虽然
他知道，坐小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