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毒的历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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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例充分显示了鸦片烟具有多么强烈的成瘾性。而且鸦片烟对于上瘾的人来说危害甚大，不啻为杀身害命的利斧。“鸦片烟，一入其境，而一得其味，苍生之大患具于此，万万不可救药者。”“人当发瘾之时，欲吃不得，欲忍不能，其苦莫可名状。”而且，长时间的服食鸦片烟，会使“其肉必瘦，其血必枯，其舌常脱液”，对身体危害极大。在解放前，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鸦片烟瘾君子的狼狈相：“他们衣冠不整，瘦骨嶙峋，趿着鞋子，有气没力，瘾发时呵欠流涕，坐立不安。他们反应极其迟钝，有的即使遇到火灾，也要吸几口鸦片，才夺门而出。”而“吸了掺假的烟膏，中毒就更深。轻者一天天消瘦，胃纳锐减，四肢麻木无力，重者肚痛，周身大汗，医治无效，葬送性命。”
第一部分：由贡品到毒品烟毒对人体的危害（3）（图）
吸食鸦片烟的危害有目共睹，一些瘾君子“迷途知返”，尝试戒掉恶习。但是戒掉大烟是一条难于攀登的蜀道，“难于上青天”的重任。晚清时，有人指出：一个人一旦染上烟瘾，“则一息尚存，断无中道弃捐之日”，不死不止，“凡人烟瘾既上，无休歇时，一睡是小休歇，一死是大休歇。”自鸦片泛滥以来，多少中毒的烟客饱尝戒烟的痛苦和难堪！从下面几例，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罗从修在《自贡“烟王”》中，记述了自贡“烟王”刘圣瞻的成瘾、戒瘾、复吸的经过。1926年，刘圣瞻经过的路旁有一家“吮香烟室”，门帘上写有“闻香下马”的广告词，“他看见字还没有闻到香就迷着了，马上闯将进去。初试云雾，果然异香扑鼻，其臭如兰，尽情吞吐之后，精神百倍，抖抖擞擞而归。”从此，他就成了烟馆的常客，成了一个十足的鸦片鬼，不久，又在自己的家内私设烟具，卧榻逍遥。但是被母亲发现后，“烟灯烟枪，全部捣乱，烟膏交出，命书童监视，不许出门，闭户读书”。这样一来，刘圣瞻可尝到了戒烟的滋味。“足不出户还不在乎，那腰酸背痛，哈欠连天，涕泪交流，头昏目眩，口干舌躁，吃又吃不得，睡又睡不得，终日昏昏，天旋地转的境况”，让他活受罪。在他母亲的严厉监管之下，他苦苦熬过了一个月，总算脱离了苦海。但是，“戒后不多久，老瘾复发”，刘圣瞻再次坠入鸦片烟中，在茫茫孽海中醉生梦死。
总之，鸦片烟对吸食者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摧残，民间歌谣有曰：“大烟是杆枪，不打自受伤。几多英雄汉，困死在烟床”，很好地形容了大烟的危害。其实，鸦片烟还对吸食者的家庭、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在云南德宏有这样的说法，充分显示大烟对家庭、社会的危害：“竹枪一支，打得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地；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由于家破人亡，进而流离失所，甚至铤而走险，危害社会。关于吸食烟毒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下面有关章节详述，兹不重复。
第一部分：由贡品到毒品烟毒对人体的危害（4）（图）
鸦片烟的危害已经令人怵目惊心了，而比鸦片毒性更强的吗啡、海洛因对吸食者的危害更令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了。陶广仁在《旧北京的烟害》一文中指出：“‘白面’（即海洛因）之毒害甚于大烟，凡染上白面瘾，家业败得快，人也死得快。吸食‘白面’方法简便，……一小包‘白面’仅需一角钱，可吸好几次，与大烟相比要便宜一些，因此一些吸大烟的人便改吸‘白面’（按，吸食海洛因药力更强，故常吸食鸦片的人为增加刺激，往往改吸食毒品）。‘白面’吸后口中干渴，想饮用清凉之物，但喝下汽水后立即犯瘾，仍须再吸。如此反复自然花费增加，故倾家荡产和早亡丧命者大有人在。”
不久，又发明了体内注射毒品的方法，“即把‘白面’用蒸溜水溶解成液体，用注射器注入体内，这种方法较吸要过瘾，但对人体的毒害亦同时加大了。凡注入‘白面水’的地方只能扎一次，再在原处扎针头就扎不进去了。所以用不了多久遍体全是针眼，甚至连头皮和手脚指甲缝都扎了，无处可扎后，便会因毒瘾发作而致死。30年代著名京剧老生演员王文源……他的妹妹是个女票友，年20多岁，容貌非常美丽。她染上烟瘾后，先吸后扎，后因毒瘾加深，卧倒在（北京）地安门外白米斜街水窑胡同的‘白面房’中，不能自行回家。在她垂死前，流氓无赖给她一小包‘白面’，即可同她睡一次。待其奄奄一息，高丽浪人便将她撵出门外，最后死于什刹海畔。”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时，推行毒化中国的政策。在抚顺千金寨矿区，开有多家吗啡馆，出售吗啡和海洛因，造成了一大批吸毒者。“长期吸毒瘾者，骨瘦如柴，弱不禁风，形同行尸走肉。他们一日不吃不喝尚可，但不扎不抽则万万不能。中毒越深，犯瘾越频，乃至无可救药。这些人到后来，虽然熬过酷暑盛夏，却熬不过数九隆冬。冬天腹中无食，身上无衣，毒瘾又在大作，多是活活折磨致死。有的躺卧在屋檐房角下悄然死去，有的怀抱饭馆门前的大铁炉（借余温取暖），而至冻僵死掉。每到寒冬，冻死之路倒，横躺竖卧，呲牙咧嘴。”。他们多是扎吗啡、抽海洛因搞得一贫如洗，形消骨玄，而走上了死亡之路。
第二部分：鸦片贸易：从走私到合法走私的泛滥（1）（图）
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势力得到了很大发展，逐步蚕食了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等富庶的印度土邦。这里很适合罂粟的种植与生产，英国殖民统治者强迫当地农民大力种植鸦片，再由东印度公司收购、加工，制成特殊货物运往中国。这就是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是三角贸易，即英国本土生产的毛纺织品等工业制成品，销往印度，从印度购进印度生产的鸦片；然后将鸦片销往中国，并从中国购买茶叶、生丝、土布等农产品。英国、印度和中国之间，形成了一个贸易的三角关系，英国商人通过这一三 角贸易，牟取了巨额利润。这一三角贸易的关键，即联系环节，就是臭名昭著、遗害无穷的鸦片。
当时，在印度的鸦片业由两部分，即孟加拉鸦片（又叫公班土）和马尔瓦鸦片（又叫白皮土）组成。英属东印度公司首先控制了孟加拉鸦片。乾隆三十八年（1773），东印度公司取得了英国国会的授权，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机构。东印度公司即宣布对孟加拉、比哈尔、奥理萨三个地区所生产的鸦片专卖。当地鸦片种植者只能按规定的价格将鸦片卖给东印度公司。之后，东印度公司进一步完善了专卖制度，1799年（嘉庆四年）东印度公司禁止任何人私种罂粟，种植罂粟的烟农必须与东印度公司签订合同，在公司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数量种植，再按规定的价格出售给东印度公司。同时，签订了合同的烟农，可以得到东印度公司提供的贷款；如果烟农违约，不种植罂粟，则要处以三倍于贷款的罚金。东印度公司的专卖制度，把孟加拉地区的鸦片生产、贩卖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从而形成了垄断经营，便于牟取暴利。为了维护鸦片的高额售价，东印度公司把鸦片的产量限制在4500箱以内。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东印度公司输入中国的鸦片首次突破了2000箱，乾隆五十五年（1790）从印度输入的鸦片多达4054箱。
在孟加拉鸦片之外，马尔瓦鸦片迅速崛起，并对孟加拉鸦片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作为非东印度公司的产业，马尔瓦鸦片价格低廉，大量销往中国，从而对东印度公司垄断的孟加拉鸦片形成了巨大威胁。在这一竞争压力下，东印度公司改变了限制数量牟取暴力的垄断政策，允许私人购买者在每箱马尔瓦鸦片交纳177卢比的通行税之后，任意收购、贩卖。而东印度公司所控制的孟加拉鸦片，也停止了总量的控制，大力发展鸦片业。因此，每年输往中国的鸦片也迅速增加了。
嘉庆元年（1796），清廷正式禁止鸦片入口，东印度公司根本不想放弃这一邪恶的买卖，但停止使用本公司的船只装运鸦片，表面上表示东印度公司断绝了鸦片交易。在行动上，东印度公司将鸦片高价卖给散商，即来自英国或英属印度的私商，又称港脚商人，再由他们运往中国。
鸦片由印度输入，在中国广州附近形成了一个个走私的中心：
第一，黄埔和广州。广州及黄埔是当时惟一一个对外通商口岸，西方商人在通商的过程中夹带了部分鸦片，就地销售，久而久之，广州和黄埔就成了鸦片走私的中心。这一走私中心，延续了很长时间，直至嘉庆元年（1796），清廷严厉禁止鸦片入口。英国等西方商人才不敢继续在广州和黄埔贩卖违禁的鸦片，鸦片走私中心于是转移到澳门。
第二，澳门。澳门靠近广州，早在明后期即为葡萄牙殖民地贿租，久之成为西方对华贸易的基地。嘉庆元年，清廷正式严禁鸦片入口，鸦片贸易被逐出了广州内河，澳门便代替了广州和黄埔，成为鸦片走私的大本营，即鸦片走私中心。这里成了以英国商人为主的奸商大力贩销鸦片的大本营。一艘艘鸦片船只开往澳门，卸下鸦片，装入仓库，然后由中国奸商销售出去。嘉庆十四年以后，清廷放松了对鸦片的严禁，鸦片走私的中心，又回到了黄埔和广州。道光元年（1821），两广总督阮元严禁鸦片贸易，鸦片走私中心再次移出广州内河，在广州附近的伶仃岛形成走私中心。
第三，伶仃岛。道光元年（1821）至十年（1830），伶仃岛成为鸦片走私的中心。这一时期，马尔瓦鸦片大量输入。如上所述，马尔瓦鸦片是非东印度公司经营的鸦片运输、贩卖，在嘉庆二十年（1815）以前，马尔瓦鸦片输入的数量较少，且销路不畅。但相对于孟加拉鸦片而言，马尔瓦鸦片价格低廉；就是凭着较为低廉的价格，马尔瓦鸦片逐渐扩大了销路，打入了广州市场，并对孟加拉鸦片构成很大的竞争压力。东印度公司于是对马尔瓦鸦片抽税，然后听任其运输、销售。因此，中国市场上鸦片数量迅速增加。在道光元年以前的以澳门为中心的鸦片走私，数量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平均每年进口数还不足4500箱。东印度公司改变其限制数量、垄断高价的政策以后，听任了马尔瓦鸦片的倾销，鸦片销售数量成倍增加，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