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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

香港二十八总督(全文)-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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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便臣唯恐自己的信不能说服伦敦,在信中还附上驻军司令柏立基的一份备忘录,备忘录强调中国军队控制港口对香港英国统治的不利因素。
  几天后,罗便臣急不可待地又发出第二封信件,更详细阐述了扩大侵占中国领土的理由:
  “如果说割取对岸大陆的一角并完全控制邻近水域,对本殖民地安全和应付欧洲敌人是非常必要的话,更不用说对付中国了。
  “中国的国力现正处于最低点,但考虑到日本的进步,50年之后,也许20年,中国可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具备足够的技术知识开发他的自然资源。到那时候,如果香港边界仍像现在一样,中国的舰队停泊在九龙湾,周围的山顶和岛屿为中国所有,我们往哪里躲。靠人家发慈悲?……
  “目前的大好时机一纵即逝。不管日本的成功有多大,不管中国的屈辱有多深,中华帝国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她不会长期安于现状。日本对华战争将激发起全面起义,20年后的中国再不是吴下阿蒙。想做就立刻去做,时不与我。”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把罗便臣的信函翻出来,摆在同胞们的面前,重温一次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梦呓,对于年轻一代,对于健忘的人们,对于那些持有外国侵略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观点的人来说,恐怕都是必要的。
  罗便臣真不愧为老牌帝国侵略者的政治家,他在一百多年前就看到了中国终有一天要站起来,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国家,但是,尽管如此,他的侵略者立场还是促使他要求乘中国虚弱,还没有强大起来之前抢掳中国领土。
  清政府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后的第二个月,1895年5月,英国军事联合委员会乘机发表《关于殖民地香港边界问题的报告》,提出拓展土地的要求,立即得到英国有关当局的赞同。1897年底,英国通过广州领事提出租借战略要地,以保卫香港的要求。
  1898年4月1日,英国借口广州湾租给法国,威胁到香港的安全,要求拓展香港界址以保卫香港安全。英国驻中国公使窦纳乐向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正式提出,英国香港当局不满足现在的界线,希望拓展土地,从此展开了一场拓展土地的谈判。所谓谈判,实际上还是先把土地非法占领,尔后再用坚船利炮威逼,强迫签订条约,加以确定。清政府既然已经同意德国、俄国、法国等租借中国的土地,怎么敢于反对英国政府租借中国的土地呢?但是,为了面子,清政府在同意出卖土地的情况下,还提出几条可怜的要求:一、保留九龙城仍归中国管辖,清政府文武官员仍照常行使职能;二、为防止香港鸦片走私,要求香港当局协助中国海关缉私收税;三、保留靠近九龙城的大鹏湾码头一处,准中国官员使用;四、在大鹏湾、深圳湾内中国的军舰和商船,无论战时和平时,都可以自由行驶和停泊,等等。英国有关当局,为了急于签订扩展土地条约,对清政府的四条要求满口答应。
  1898年6月9日《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由李鸿章、许应骙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7月1日起实行。专条全文如下:
  “溯查多年以来,悉香港一处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其所定详细界线,应催两国派员勘明后,再行划定,以99年为限期。又议定: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其余新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至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又议定仍留附近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来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又议定在所展界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筑建炮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应从公给价。自开办后,遇有两国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约香港章程办理。查按照粘附地图所租与英国之地,内有大鹏湾,深圳湾水面,惟议定该两湾,中国兵船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此约应于画押后,自中国5月13日即西历7月1号开办施行。”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后,将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九龙半岛地区,以及附近大小二百多个岛屿,总面积达975。1平方公里,占新安县全县面积2/3的中国土地,就这样被英国强行租去了。租期99年。这块土地被港英当局称之为“新界”。
  历史性大鼠疫
  罗便臣统治时期,香港发生了一场历史性大灾难——鼠疫。这场鼠疫,延续十年之久。在1894年,几天里就死掉近六千人。仅仅是6月7日一天内,中环太平山人口最密的一个地区,就死掉一百多人,又有六十多人被传染上这种不治之症。立刻闹得人心惶惶。
  对于这场鼠疫,当时港府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唯一的防预措施是把病人隔离,并禁止港人离港,防止把疫症传往别处。死于疫症的遗尸都集中起来,先在石灰水里浸泡,然后埋葬。死者住过的房屋也要彻底薰烟消毒,这么一来,就更闹得人心惶惶。尽管港府禁止离港,二十多万居民中,在短时间内,仍有八万多人仓惶离开香港去避疫,使得市面上一片萧条惨淡。
  这种死亡率高而又传播迅速的鼠疫,任何人都有可能毫无征兆的被传染上,染上后一两天由腋下、胯间的淋巴腺起核,随后发热昏迷,瞬即死去。病人死后浑身发黑,所以又叫“黑死症”。
  在当时病因不明、无法可治的情况下,为了控制疫情发展,港府收购了中环重病区九如坊、善庆里、芽菜巷、美轮里等处居民房屋,拆为平地,但疫症仍然蔓延。
  由于港人大量离港,往来船只较多,这次鼠疫还传播到内地及海外各地。
  1896年,香港的鼠疫先后传播到内地的广州、昆明。国外传播更远达印度的孟买与俄国的北海。仅是广州一地,染上鼠疫的居民便有10万人,印度人死于鼠疫者更无法估计。
  对于鼠疫迅速蔓延,港英政府及医疗界曾研究对策,罗便臣提议准许华人患疫者在家里治疗,这既尊重了华人的习惯,又便于港府掌握患病人数,但是一些议员和政府医官表示反对,主张必须把患者统一送往医院治疗。1901年5月31日,香港洁净局举行会议,决定在九龙开设办事处,专门负责患鼠疫屋宇的薰洗工作,同时在香港湾仔、鱼涌与筲箕湾鼠疫最盛的地区,派出一艘小轮船牵引两只木船,一只载运鼠疫患者,一只载运鼠疫死者,送往坚尼地城医院。可是,上述强制性措施却遭到市民反对。许多市民看到患病亲人被强按进轿子里抬走,死者被拉去抛进石灰水里,觉得目不忍睹,所以患上鼠疫,都愿在家自行医治,不愿被送往医院治疗。患疫病死者遗属,也不肯把尸体移到医院里上石灰埋葬,多是秘密自行安置。这样,鼠疫更加迅速蔓延,连续几年,每到春末夏初,都要猖獗一阵,不久便殃及商业中枢与洋人聚集的维多利亚城。因此,洁净局执行薰洗屋宇的任务,十分严格。规定从文咸街起,至城隍街止,以坚道为上界,威灵顿街为下界,由东华医院派出人手,挨家逐户喷洒药水与粉剂,进行消毒。
  港府薰洗居民房屋的措施,也受到香港中国居民的抵制,尤其是妇女更认为过于受骚扰。当时,数百名妇女派出二十余个代表,到华民政务司前,高声宣读洋洋数百言的陈述书,以示反对。
  后来,有位名叫伟佗实陶的日本医生,在坚尼地城医院的恶劣环境中,研究发现鼠疫是老鼠所带的一种病菌传染的。于是,罗便臣采取了两项紧急措施:
  一是奖励捕鼠,凡捕鼠一只者,奖赏港币2分,后来增加到5分。香港市民捕鼠之风一时颇盛,大街小巷、明沟暗渠,随处可见捕鼠的动人景象。二是从外国引进疫苗,给所有市民注射预防,成效很显著。为患10年的鼠疫,终于得到控制。
  1894年鼠疫过后太平山区进行重建
  1896年,有些英国医官对东华医院用中医治疗鼠疫表示怀疑,要求改用西医办法。总督威廉?罗便臣命令骆克组织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该委员会在报告书中指出:该院采用华人方法治疗病人,而不用英人的治病方法,自有其道理,应继续采用。否则,既然有公立医院,又何须再设东华医院。该院之设,有鼓励华人入院治病的作用,避免华人贫病无告而死于家中,东华医院所做的工作,是公家医院所难以承担的。调查委员会还对东华医院诊治病人的数量做了统计,从1891年至1895年,东华医院所收病人,男性病人在院留医者达10806人次,女性病人在院留医者1952人次。男性病人到院门诊者530781人次,女性病人门诊者272287人次。所有这些病人都是免费治疗。至于自费之病人,由1891至1895年,男性病人仅106名,女性病人仅47名。1896年香港人口约24万人。在此以前的五年之内,东华医院中医门诊量平均每年达163200人次之多。由此可见东华医院当时在鼠疫医疗服务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中华会馆成立
  1896年1月17日,中华会馆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到了十九世纪末,香港华商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经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英国占领香港以后不久,香港中国工商界人士即开始组织过同乡会、同业公所一类的华人社团组织,但比较分散零星。
  1868年,香港“南北行公所”成立,是早期香港规模较大的华人同业组织。但仍然属于单一性质的行会组织,缺乏在华商中有统一的号召力。到19世纪80年代之后,华资势力逐渐崛起,香港华人的团结意识与政治影响日趋增强。1880年开始,伍廷芳进入港府立法局,随后,1884年有黄胜,1890年有何启先后进入立法局。1887年,四万华人就公共卫生行政中的楼房管理和面积问题,联名上书请愿,成为华人民众在19世纪末参与地方行政的一件大事。华人影响力扩大,成立统一的华商组织已成形势发展的需要。香港当时商界知名人士宝隆金山庄的古辉山、聚昌号疋头绸缎庄的黄尧卿、中华银号的冯华川等数十人,看准了时机,发起组织了“中华会馆”,馆址设在半山区的般含道。1月17日正式成立时,清政府派驻九龙城内的九龙协副将陈昆山应邀出席并主持开幕式。
  会馆由香港华资公司、居住香港的华商及专业人士组成,宗旨是“联乡谊而通商情”,团结在港华人,促进香港经贸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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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华商冯华川、陈赓虞、何泽铭等人提议,将“华商会馆”改名为“香港华商公局”,局址由般含道迁至中环德辅道20…32号。1913年又改名为“香港华商总会”;1952年再易名为“香港中华总商会”。会员越来越多,到1993年,会员总数达六千多个,其中个人会员2200个,商会会员三千六百多个,团体会员89个,成员包含的行业越来越广泛,对香港经济的发展,贡献越来越显著,特别是在促进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发展方面,成绩尤为突出。
  宋王台与明珠暗投
  第十一任总督罗便臣和第十二任总督卜力交接之际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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