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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

教会历史-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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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期,有组织的教会(institutional church,无论是天主教抑或国教性质的更正教)由於与以君权为首的传统政治权力紧密挂钩,自然被视为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和妨碍民主、人权发展的保守力量。中产阶级对教会强烈不满。这种情况首先在天主教国家里发生,法国大革命其中一个攻击的目标便是教会,当时天主教被视为支持法国王室的反动力量,反教权主义非常盛行。而在更正教世界,教会亦被视为保守势力,如英国圣公会的「高教派」(HighChurch Anglicanism,又称Anglo-Catholics,参真260),便是保皇势力的中坚,中产阶级对其不满是有目共睹的。如何摆脱外在的社会建制与内在的组织体制,建立一个自主的、具活力、可供中产阶级参与的教会,诚为更正教当务之急。
  2.工人阶级的需求。
  工业革命除了导致资产阶级兴起外,亦促成工人阶级的产生。工人阶级包括了产业劳工,以及靠工资维生的贫苦大众。这大批城市贫民,多聚居在环境恶劣的贫民窟里,过著非人生活;由於得不到社会及政府任何保障,他们被资本家严重剥削,劳工每天要工作十二至十六小时,收入仅供糊口。更悲惨的是那群童工,他们被迫承担过於其体力、心智所能负荷的粗活;一些十一、二岁的小童,整日垂首弯腰,在暗无天日的煤矿坑中,拖著沉重的煤车匍匐前行。
  工业革命促成了大城市的建立。当时工人阶级面对的问题,绝大多数亦同时是城市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以伦敦为例, 1700年的人口为六十五万,到 1800年才增至八十五万,但在 1890年却暴增至五百万。城市急速膨胀,许多问题如住屋、卫生、医药保健等,遂变得非常迫切:而在这些问题中受困最深的,自然便是全无自保能力的工人阶级了。这些劳工原本住在农村中,因著农业生产迅速商品化,小农庄瓦解,生计无着,适逢城市有大量工作机会,他们遂离开农村,转到城市干活。他们从前在农村生活,各方面的条件也许不比城市为佳,但家族与左邻右里仍然是有效的支援系统,在遇上困难时尽可互相照应;但如今当上无地无产的工人,光靠微薄的人息过活,万一有任何危机变故,生活便顿无保障。教会如何面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转变,适应劳工阶层的需要——这是它的另一个挑战。
  如此,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兴起了资本阶级及劳工阶级,他们各自有不同的要求:资本阶级期望有更多的民主、自由及政治参与:劳工阶级则希望有更大的社会保障、福利及关怀事工。更正教可以满足两者的需要吗?它可以摆脱十七世纪理性主义泛滥,经院_神学的框框,并注入新的属灵精神吗?。
  III.福音主义产生的背景:启蒙运动后的英国。
  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及美国,合共有四次大奋兴运动。卫斯理约翰所带动'福音主义运动' 〔或称'卫斯理复兴' (WesleyanRevival)],乃是首次掀起的复兴浪潮,所以它又被称为'第一次大觉醒。(the First Awakening)。这次大觉醒首先出现於英国,且看此运动发生的远近因素。
  前文已略偏交代英国一般的政治、社会情况,这里且多谈当时教会的境况。
  A.社会问题迭起,教会无力回应。
  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对基督教造成极大的冲击。自然神论是此时期颇为流行的思想,它是科学知识跃进下的产物、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宗教观,反对过分狂热的宗教信仰。自然神论者把上帝从这个世界中逐出,主张上帝不直接掌管世界。他们相信上帝存在(至少不反对这个假设),只是认为他在创造世界、为世界制定自然规律以後,便已撤下他的工,不再干预世界的发展;世界如今由自然规律所引导,就如一部由上帝上了发条的机器,启动後便自行运作,毋须借助外力推动。自然规律是上帝设署在人间的内在理性,人只须探求自然规律,毋须直接探索上帝。启蒙运动对宗教各样言说与行为,皆抱排斥、怀疑的态度。
  此时的英国教会,特别是圣公会高教派,所走的是相当形式主义的路线,往重礼仪,轻忽生命造就。政府由於遭受来自贫民阶层及中产阶级的冲击,对民间力量相当怀疑,他们害怕宗教或会沦为民间颠覆政治的力量,故牢牢控制著教会组织,要使它继续充当政府控制社会的工具。所以教会甚少对建制作出批评,亦无视社会上存在著的种种问题。
  不过,随著社会的转型,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工人阶级所面对的困扰,已如前述;而少数藉工业革命致富的既得利益者,谋取巨额财富,过穷奢极侈的生活,道德败坏,宗教热诚日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造成许多社会罪恶,诸如奴隶贸易、鸦片贸易、贫富悬殊、各样的不公义,都是与圣经的教训明显地相抵触的。教会若不敢直接按圣经真理来谴责世界的不义,便等於间接否认圣经的权威与适切性;基督教信仰若无法回应公众生活的问题,便与世界愈来愈脱节,自行放逐出世界之外。
  B.自由传道者出现,福音主义运动兴起。
  在十八世纪,英国兴起了若干自由传道者(evangelists)。他们并非受雇於主流的英国圣公会的体制之内,甚至未曾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
  自由传道者由於不在圣公会的体制中,便不受任何牧区的约束。在这以前,英国教会有严格的牧区观念,每个牧者都有其隶属的教堂及牧区,他们的工作范围亦由牧区所规限,不能任意输越。
  自由传道者既没有所属的牧区,就不受牧区的范围约束,可以自由地到各地传道。由於他们不欲与教会及社会高层人士打交道,亦没有教堂作讲坛,便选择面对普罗大众作牧养的对象,在街头、社区里,百接面对群众,从事各项布道、训练及栽培工作。
  这批传道者并未接受严谨的神学训练,加上听众又不曾接受过高深教育,故只能以最基本的福音要道,作为讲道的重心,例如基础信仰、信仰与生活的关系、属灵追求及成长等。这个以传福音为行动、及以基要福音为传讲内容的运动,我们称之希「福音主义运动' 。由於当时教会的讲坛信息多数既重复又贫瘠,普罗信众得不到喂养,无法满足属灵需要,他们自然转向那些自由传道者,听从教训,接受牧养,这个新的属灵运动遂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
  C.自由传道耆——威特菲德。
  英国有两位重要的自由传道者,其一是威特菲德(GeorgeWhitefield,1714…1770),其二是卫斯理约翰,他们对教会的影响同样深远。卫氏在英国较受推崇,而威特菲德的盛名在美国则无出其右,这里先介绍後者。
  威特菲德生於英国的格罗斯特(Gloucester),在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受教育,与卫氏一同为圣会(Holy Club,下详)会员,在那里得著特别的重生经历。不久,他被按立为英国教会会吏,毕生皆在英国教会内事奉。
  威特菲德是十八世纪一位非常重要的布道者。他很早便发现自己具公开宣讲的恩赐,到处游行讲道,包括露天宣讲;由於讲道活泼生动,吸引大量听众。据说他每星期平均讲道二十多场,终身不辍。1737至1741年,他在北美洲乔治亚州(Georgia)传道,非常成功;其後共有七次赴美,对美国教会的影响,比卫氏还大。
  威特菲德最初与卫氏合作传道,旋因在救赎论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他持加尔又派的立场,主张有限代赎论;卫氏则是亚米纽斯派),故终致分裂。他虽然没有离开圣公会,但却自行开设了好些聚会点,亦创办神学院。
  他的性格内向,道德操守严谨,主张节制欲望、广泛阅读。他的讲道道较其为人生动活泼。
  IV.卫斯理约翰。
  A.家世与教育:清教徒与高教派的结合。
  卫斯理约翰生於大家庭,有十九位兄弟姊妹。母亲苏桑那(Susanna)对子女管教严格,要求他们严守规矩,这对卫氏影响极大;父亲撒母耳(Samuel)为圣公会高教派的牧师,但家庭却有强烈的清教徒'不奉国教者'(Putitan Non…conformist)的气氛。
  这里略提一下圣公会当时的情况。十八世纪初,教会大致可以分作两个派别:一个是所谓'高教派' ,效忠王室,拱卫圣公会的礼仪传统;另一个则是'低教派' ,他们受改革宗神学思想影响,在一场争论後称为不奉国教者。
  我在第六课曾提及,加尔文反对天主教的修道主义,却主张把世界变成一个修道院。清教徒主义秉承了这样近乎律法主义的属灵气质。清教徒家庭非常注重宗教教育,家长得肩负教导子女圣经与属灵知识的责任,每天带领他们灵修祷告;他们亦重视道德纪律,要求严守基督徒的律法,追求个人的自制自律,有中有节,举手投足皆有标准范式,合乎基督徒的体统。卫氏非常注重生活操守,自小已有禁欲的倾向。
  卫氏虽然关怀穷苦人,爱护後辈,但却不擅交际,性格内敛;尤其难以与人以平辈相交。他是一位优秀的领袖和导师,但无法做别人的知己好友。卫氏的婚姻关系恶劣,妻子下堂求去,大抵亦与他这种性格有关。
  有心理分析者认为,卫氏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有清教徒的气质,道德操守严谨;另方面则受圣公会高教派的遗存,无法与人建立深契的关系。
  在卫氏的成长期间,有两本书对他的属灵生命塑造有很大帮助。其一是金碧土的《效法基督》。金碧土生於十六世纪,与马丁路德差不多同期。他关注到教会广泛存在的属灵枯乾问题,不过却采取了与路德截然不同的解决路径,他主张复兴传统修道主义的属灵精神,强调自我否定、治死欲望、追求贫穷俭朴等。金碧土的属灵观对卫氏有相当的影响。其二是罗威廉(William Law, 1686-1761)的《呼召过圣洁生活》( 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Holy Life,1728)。罗威廉是剑桥的教授及牧师,在1714年,因拒绝效忠乔治一世(George I),成为拒誓派(Nanjuror)。在《呼召过圣洁生活》一书内,他强调信徒必须进行道德改造,学习自我否定、谦卑与自制,生活旨在荣耀上帝。此书亦对卫氏及威特菲德等福音主义者产生很大的启蒙作用。
  卫氏在牛津大学念书时,已被圣公会按立为执事,预备接受圣职。他受到古教父的启迪,努力要过简朴生活,强调对穷人的关怀、服务与牺牲,并对当时刚崛起的资本主义非常反感,认为资本主义倡导私有制,肯定人的贪念,与基督教信仰的原则相违,故是人性堕落的产物。卫氏相信克己、清苦的生活,才是圣经揭示的基督徒理想。这与今天我们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鱼得水般的感受,相距不止道里计;今天很多人认为基督教信仰只是无法与共产主义相兼容,与资本主义却和谐无间,甚至相信资本主义是唯一合乎圣经的制度呢!。
  由於卫氏有这样的社会与经济信念,所以他认为对人关怀不仅是慈惠的要求,也是公义的要求。按照新约圣经营家的观念,没有人真正拥有甚麽,他不能宣称自己是某样财富的合法主人,他所拥有的只是上帝交付他代为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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