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9-历史选择-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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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腾出手来再次集中重兵进攻中央苏区。广昌成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
眼下，广昌城里到处刷着大字标语：“为着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要么胜利，要么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决不放弃苏区寸土！”
蒋介石下令非夺广昌不可，中共“左”倾领导下令非守广昌不可，于是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在广昌爆发。
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在广昌前线设立司令部，并请来67岁高龄的德国顾问赛克特坐镇指挥。这位一级上将曾因引用希特勒的“名言”——“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蒋介石的新战术——“堡垒政策”即出于此人之手。赛克特曾指着江西地图夸下海口：“共产党的统治区不过五万平方公里，只要保持每天前进两里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
博古设立临时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但实际上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决定一切，指挥坚守广昌。李德调集红一、三、九军团九个师的兵力，继续采取“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死守广昌。
可是赛克特的碉堡是钢筋水泥建造的，而李德的碉堡却是用木架子和上泥土搭成的，这无异于乞丐与龙王比宝。
毛泽东远在后方，虽心急如焚，却无权过问军事。彭德怀看势头不对，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也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两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然而，彭德怀的话，博古和李德根本听不进去。
决战从4月10日开始。那天一大早，国民党军队的炸弹、炮弹便雨点般地朝广昌北大门甘竹倾泻，一下子就炸死、炸伤几百名红军。红军的“土堡垒”哪经得起炸，顷刻被夷为平地。
炸得差不多以后，国民党军队便以营方阵组成集团冲锋队形，大片大片地向红军压过来。红军大量减员，弹药又接济不上，打得十分艰苦。
4月27日是战斗最惨烈的一天。从上午8—9时开始至下午4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红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一营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突击出去。……
面对红军的惨败，彭德怀再也憋不住了，当面斥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甚至“下流无耻！”
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来一直趾高气扬，头一回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但广昌的败局使他再也神气不起来了，不得不同意彭德怀的意见，撤出战斗。
就这样，从4月10日至28日，广昌战役历时18天，红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5500多人，但仍以失败告终。而国民党军队借助坚固的堡垒和飞机、大炮，伤亡不到红军的一半。
广昌的失守，使中央根据地北面的门户洞开，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持续一年之久。这时，敌人步步进逼，红军节节退守，战火已逐渐烧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区。面对危急形势，毛泽东再次建议，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他认为，湖南中部一带，敌人还没有建成堡垒封锁线，湘中敌人的力量也比较空虚；如果红军主力打过去，威胁敌人的战略要地长沙、湘潭、株洲等地，在江西的敌人将回援湖南，这有利于红军寻找战机，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以扭转战局。但是，这一建议又遭“左”倾教条主义者拒绝。
红军的处境更加困难了，已到了弹尽粮绝的边缘。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也看不下去了，他找到李德建议：必须尽快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否则我们将会变成千古罪人。可是，李德不但不接受建议，反而斥责刘伯承“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总参谋长”。两人为此发生争执。博古得知此事，不由分说，撤销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调到红五军团去当参谋长。
“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刚愎自用，终于把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推向最后失败的困境。
第一章 走入低谷“秘而不宣”的重大决策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个中国革命历史上难忘的日子。
武夷山麓的红都瑞金，红军总部及党中央和政府机关所在地弥漫着不同寻常的气氛，人们的神情显得焦急、沉闷，个个来去匆匆。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和政府机关、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正整装待发，准备向新的目的地转移。
这是多么令人难分难离的土地！这是多少烈士用鲜血浇灌过的土地！此刻，巍峨的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庄严的中央大礼堂，这里的一草一木仿佛都在诉说着离愁别绪……
瑞金，四年前就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几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穷苦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组织赤卫队、儿童团，支援革命战争，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它的全盛时期发展到包括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30余县境，人口达到250多万人；苏区的红军也发展到拥有五个主力军团和若干独立师共约10万人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并先后取得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四次“围剿”的胜利。
但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接连失利，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城及其周围的狭小地区。10月初，敌人继续向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在兵日少、地日蹙的情况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就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太阳渐渐隐没在山后，转移的队伍出发了。由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及干部团、党中央和政府机关编成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两个野战纵队，分别在第一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第二纵队司令员罗迈（李维汉）、副司令员邓发的组织指挥下依次开进，与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共86万余人，踏上转移的征程。这支长长的队伍里，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博古、周恩来、朱德、洛甫（张闻天），有德国顾问李德，有受伤未愈坐在担架上随行的王稼祥，有新任总政治部代主任的李富春。全身戎装的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贺子珍等女同志和被称为党内“五老”中的“四老”——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等同志，也都出现在行军的行列里。
瑞金的老百姓早早地就伫立在路旁、村口为红军送行。他们以为这一次红军是像以往那样外出执行作战任务，就叮嘱红军战士多打胜仗，早点儿归来。他们哪里知道这一别就是多少年，红军这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在依依惜别中，行军队伍缓缓地向着于都方向移动，踏上了漫漫征程。
夜行晓宿，经过连续几天的夜行军，第一、第二纵队全部到达于都及其附近的集中地域。此时中央红军除第五军团继续在兴国地区抗击敌人外，第一、三、八、九军团已相继在于都、兴国、宁都、会昌等地集结待命。根据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何克全）作为中央代表，先后分赴第五、八、九军团驻地，随所到军团一起转移。10月上旬，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红一方面军共计86859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面对敌人的步步进逼，主力红军突然撤离战火纷飞的前线，广大红军指战员心头无不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心情十分沉重。因为战略转移的决定，这时只有中央领导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在党内和红军指战员中却未进行宣传解释。
战略转移最初的决定是于1934年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的。当时广昌已失守，国民党军队日益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因此中央决定将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重要决定报告共产国际，请予批准。不久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并于6月25日来电指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还说，“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共产国际的来电，博古、李德并没有准确理解，也没有根据其精神并结合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规划，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但转移的具体军事行动计划，没有充分听取政治局成员的意见。随着历史的延伸，博古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次重大失误。正像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时所谈到的：“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在“三人团”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博古和李德。博古过于迷信李德，即使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指挥失败，博古仍让李德“草拟一个8—10月的新季度计划”即转移计划。虽然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但并不能参与所有的事情。
张闻天在他的延安整风笔记中也曾提到：“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9月29日，张闻天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第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建红军主力与新苏区，以吸引敌人力量到自己的方面而歼灭之。”
这是第一个公开的信号。善于从字里行间揣摩中央意图的高级领导干部们，从这里得到了准备突围转移的信息。但是，他们不知往何处去。一些人猜湖南，另一些人猜江西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人说是到贵州。
直到突围开始行动时，红军总部才向部队发布突围命令，总政治部指示部队学习张闻天的重要文章，广大红军指战员才知道，他们将要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了。
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这次转移向何处去，下来的军政命令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而且明明是战略退却，还特别指出反对把这次行动曲解为“退却
